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平稳发展的一年。秉持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浙大社全年出版新书约1100种、重版重印约1700种，其中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的比例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选题结构进一步优化。“出版社发展重点已经从光注重规模增长转变到既重规模更注重内涵发展和效益提升。”浙大社总编辑袁亚春表示，浙大社在2016年实现了社会效益的显著提高，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同时国际合作得到长足发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出版融合初见成效。
    2016年，浙大社新招聘了近30名编辑，扩充了高素质编辑队伍，也为下一步的发展做了充分的人才储备。在“十三五”的第二个年头，浙大社将继续大力推进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力求在更高的基础上做出特色和品质。
    学术出版“走出去”：既要关注传统，也要关注当下的发展问题
    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1100种新书中，学术专著占比40%，教材占比25%，共计700种。袁亚春告诉记者，浙大社实行“从点到线，以线带面”的选题布局思路，其中不少重大、重点出版项目在2016年做好了前期基础工作，2017年将会取得成果。“我们有十二个出版项目被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其中一项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浙大社为此成立“重大项目管理部”，确认每个项目的责任领导、承担部门，负责人和责任编辑；加强“过程考核”，由专人专职督查项目的进展。“我们会聚焦几种重点产品，立足出版条件和社会需求来确定出版方向，培育产品线，随后重点配备相应的人员、资金。产品线逐步形成以后，根据线和线之间的关联度和延展性逐步拓展形成产品优势板块和平台。”据袁亚春介绍，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浙大社学术专著的产品线逐渐明晰起来。例如，浙大社在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工作基础上，拉起了一支专业队伍，由此建立起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编辑室。区域经济研究、古典文献、智能科技，大众财经、中小学生成长教育等领域的产品线也都逐渐明晰。
    “说到学术出版‘走出去’，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较早，跟斯普林格、爱思唯尔出版的合作非常稳定，尤其跟斯普林格·自然的合作长达十一年，成果显著。”袁亚春说，2016年浙大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出版输出取得了突破。“经济转型是我们国家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主题，我们策划了十二五重点项目‘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邀请国内的顶尖智库专家担任作者。2016年出版了13本，很快引起了国际出版公司的关注，目前浙大社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第一批合作出版的4种图书已经通过评审。”
    袁亚春总结道，中国学术要“走出去”，需要关注当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革中的故事。形式上也不能单纯输出，可以采取与对方联合出版的方式，“‘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的英文版图书是浙大社与麦克米伦联合出版的。”
    数字化及融合出版：在未来学术出版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浙大社是国内数字出版的先行者之一，早在2008年就成立了数字出版部，2013年，浙大社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数字出版示范单位。最近五年来，浙大社启动了十多个数字出版项目的基础工作，有七个项目进入了国家新闻出版改革项目库，其中两个获得了财政部文资办的资金支持。
    袁亚春认为，数字出版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把纸质内容变成电子形式。
    “我们围绕平台研发了一些项目。主推项目‘立方书融体出版服务云平台’主要是推动教材形态升级和融合发展，实现一本教材带动一个课堂的理念，让教材从纸质书扩展到语音视频课堂，变得‘立体’起来。2015年年底推出的‘云图移动图书馆’项目是一款针对老师学生的阅读产品，提供可看可听的三万册图书。去年10月这一项目进入了商业推广阶段，目前已经有十二家高校图书馆表明将采购这一项目。”
    袁亚春表示，浙大社数字出版的市场效益正在不断扩大。“十二五”期间效益累计达到一亿元，收入规模达到几千万。“‘十三五’我们给自己制定了目标，到2020年，数字出版达到总收入的25%-30%。因为，数字出版前景不是看好不看好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用户需求导向下的必然结果。目前浙大社正在筹划建立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从具体的开发到研究都同步跟进。”袁亚春表示，数字出版作为出版社发展尤其是精品出版的支撑部门，对整体图书出版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实现这一点，需要继续不断坚持精品化发展的观念；同时关注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的开发，利用新技术、新平台，放大学术精品的价值；同时也需要寻找好的合作伙伴。
    在学术出版领域，国内真正把数字化转型做好的出版社很少，袁亚春认为这是因为国内的出版社普遍缺乏主导权，给读者呈现的形式和带来的体验都不够好。“很多时候是销售商和技术商在拉着出版商往前走，出版社的议价权不多。但国际上有所不同，学术数字化很自然，如斯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际上的大牌出版机构，其学术出版作品最常见的格式就是pdf。我们前几年与斯普林格合作的时候还做纸质书，联合策划联合署名出版，近两年对方就不出纸质版了，全部是数字版，而这毫不损害其国际影响力。”袁亚春指出，目前国内学术著作的电子书定价偏低，而成熟的、良性的出版市场上应该定价更高一些。
    那么，学术出版的数字化道路如何走？袁亚春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推动“纸电一体”，即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同步出版。第二是做学术服务。“以前学术期刊的版面有限，论文通过审读之后，还要排队等待发表，等待半年甚至一年不是什么新鲜事。一种新的观点、一个新的发现其保鲜期是有限的。去年，浙大社的学术期刊获批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数字刊号，电子刊物的公信力视同于纸质出版，又不受版面的约束，作者可以第一时间把得到同行专家认可的新观点发表，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以数字手段体现了学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