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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经济建设已经超过二十年，全球化的表征在中国早已随处可见，然而，就其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深层特征而言，当代中国无疑仍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由此，对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意识的建构就是一个持续性历史任务。 不 可否认，包括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在内的大众文化叙事在上述意识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正是通过大众文化叙事对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有悖 于传统认识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现象所作出的符合市场意识的把握方式，从而：一、内在于主流政治话语与市场经济价值的裂缝得以弥合并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 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论整合能力；二、普通社会大众的个体意识被导向对于市场经济时代社会文化逻辑的认同；三、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建构自身与市场经济时代想象性 关系的意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剧烈变动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获得了相应的意识阐释方式，从而确保了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平衡。 1990 年代以来，民营企业逐渐崛起，民营企业家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一现实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冲击极其深刻。近年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大染坊》、《大宅门》、《天下第一楼》通过重塑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形象的叙事操作，分别从政治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角度曲折地引导了当代社会大众对 于上述现实的心理认同，在整合与动员转轨期社会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陈寿亭：民族资本家形象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身份转换” 传 统政治话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定位是“一分为二”的，这一阶级一直被认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 求；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发育不成熟，所以，当反动势力强大之时，它又具有软弱性、动摇性乃至于反动性。在早期革命文学和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经典革命 叙事中，对于民族资本家的刻画更着力于表现其“软弱性”、“反动性”，例如《雷雨》中的周朴园、《子夜》中的吴荪甫、《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等等。然 而，由陈杰编剧、王文杰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大染坊》却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资本家的“革命性”维度，从而悬置了传统政治话语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冲突，对于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1）的政治动员作出了艺术回应。 陈 寿亭出场之际，是一个父母双亡的乞丐，在呼啸的寒风中，衣衫褴褛，夜宿街头，主人公这一身份特征的叙事意义非同寻常。在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和经典革命叙事 中，绝对贫困，苦大仇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特权，地主、资本家必然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自幼躺在贫苦人民的劳动果实上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罪恶生 活。然而，陈寿亭却出身贫寒！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身份转换，通过这一转换，革命话语赋予资产阶级的剥削“原罪”得以解脱。更为重要的是“身份转换”的 叙事前提使剧作获得了描绘陈寿亭作为民族资本家革命性特征的话语空间。 在 过去高度政治化的经典革命叙事文本中，全面而严整的阶级对立使得出身贫苦的叙事主人公唯一有前途的选择便是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潘冬子（影片《闪闪的红 星》少年主人公）的学徒经历短暂而充满痛苦，因为作为剥削阶级的东家具有本阶级与生俱来的贪婪与残酷，他们的压榨只能进一步强化主体参加革命的要求。与此 不同，电视剧《大染坊》却构筑了人间温情销蚀阶级对立的社会生活画面（究竟哪种再现更为真实？），周村通和染坊周掌柜救下了濒于冻毙的陈六子（陈寿亭）并 认为义子：“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这一情节弥合了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鸿沟，从此，陈寿亭获得了并非走向革命却可以实现其人生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在陈寿亭由一个叫化子成长为民族工业巨子的过程中,充满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斗争故事。正是在与不同对手的斗争中，一位深谋远虑、正气凛然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得以塑造。 陈 寿亭早期在周村以及初到青岛主持大华染厂时，他的对手主要是印染行业的民族资本家。陈寿亭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他凭着天生的颖悟能力迅速把握了现代工商业 的运作原则从而在商战中一路凯歌。这种“下里巴人”战胜上等阶层的传奇让人不禁产生关于革命者斗争故事的联想，果然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只 不过在《大染坊》中，斗争不是武装暴动而是商业竞争。在这一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莫过于陈寿亭对于“五•四” 运动期间青岛学潮的支持。他将仓库积压的布匹捐赠给学生制作标语横幅，布匹的正面印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背面是“大华染厂飞虎牌”的布匹 广告。这一细节最好地体现了陈寿亭的爱国精神和商业头脑，由此，他既切切实实地支持了爱国学生运动，体现了民族资本家的进步性质，又扩大了企业和产品的知 名度，使大华一跃成为青岛最大的印染企业，显示出其过人的市场意识。 不 过，最能表现陈寿亭革命精神的是他与日本商人藤井及其买办代理訾文海之间的斗争。在竞争中，陈寿亭屡屡挫败背靠“大日本帝国”的藤井及其汉奸走狗，并坚定 地拒绝了藤井种种企图邀其合伙的威逼利诱，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而未显任何 “软弱性”，以致于藤井多次威胁性劝诫：“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你会吃亏的！”的确，国家太弱，以陈寿亭一人之力，乃至于集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力量，也无 法抵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军事侵略，陈寿亭在济南沦陷之际含恨而终，死前痛斥“国民政府”：“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一悲剧性 情节高潮到来之际，剧作对于民族资本家的正面塑造与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厉批判在叙事中达成完全一致，彻底转换了前者的历史身份，从而达到了在意识形态 框架内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说引导社会大众建立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现实的政治性认同。 二、白景琦：大众期待视野中的传奇英雄 当 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宏大的历史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时代车轮滚滚前进所带来的激昂与憧憬，也有大变动时期必然存在的种种社会、心理的结构性失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亲 身体验着“下岗”、“失业”、 “打工”、“自谋职业”等等时代关键词的苦涩内涵。政治腐败、权力寻租 、卖淫嫖娼、养小蜜、包二奶等等社会丑恶现象考验着当代社会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其对于社会的整体性认同。如何理解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如何理解“允许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文化逻辑？或者说， 面对巨大的社会差异如何保持心理平衡？对于普通人而言，最理智的选择莫过于无可奈何地认同现 实，同时接受生活所有的希望与失望、快乐与艰辛，把一切光怪陆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这种意义上说，郭宝昌执导的《大宅门》深刻地把握了当代社会大众的 心理需求。剧作通过对于传奇英雄白景琦形象的塑造，将复杂的当代现实绘入虚构的历史图景，让观众在沉迷于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之时不自觉的接受剧作关于一切 现状由来已久的暗示，从而实现了与社会的心理和解。 《大 宅门》最重要的叙事前提在于它重建了已经被“五•四”新文学所解构了的“家”。对于白家的主子——那些“爷”、“奶奶”、“姨奶奶”们而言，大宅门是他们 安身立命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归宿；对于白家的奴才——那些“佣人”、“丫头”们而言，在白家做稳了奴隶更是三生有幸，郑老屁正因为与白景琦曾有街头斗殴之缘 才得以在大灾之年投奔白家从而保住了一条性命。在这一叙事前提之下，剧作以钦敬的笔调构筑了“七老爷”（白景琦）的神话，讲述富贵者如何天生异禀、与众不 同。由此，资本家不再是恶的化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必然有值得常人钦佩的过人之处。当然，剧作这一叙事姿态不免会使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猛烈批判而仍 然遗存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意识之中的种种落后价值得到容忍，然而，有意思的是，为新文化所倡导的进步价值也往往成为人物行为的内在依据，一切矛盾、对立的 价值意蕴即便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是既充分展开，又和平共处，其复杂与多变一如芸芸众生的现实生活，就此而言，《大宅门》是一个真正的后现代文本。 在 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行贿受贿是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然而，电视剧《大宅门》却完全将这一腐败行径作为正常的社会交往予以表现，甚而至于往往以此为由赞 扬行贿者精明干练、才智超人。白文氏正是通过大肆贿赂常公公才能盘回“百草厅”，战胜商业竞争对手。有这样一位母亲，“七老爷”于行贿一途自然炉火纯青。 在济南通过诉讼搞垮竞争对手“孙记胶庄”靠的是贿赂府台大人，营救堂哥白景怡靠的是贿赂宫中王公公，银子铺路，无往而不胜。而且，“七老爷”的行状远不止 于行贿，当夫人黄春因为有孕在身回京调养之时，他在济南沉醉“畅春园”，与妓女杨九红打得火热。年近花甲还纳丫鬟槐花为妾，槐花自杀后，又娶丫鬟香秀为正 室。行贿、嫖娼、包二奶（放在当代中国，完全是不法商人黑包工的标本），有钱人历来如此，还有什么值得人们不平衡的呢？ 当 然，“七老爷”绝非一无是处，相反，在他身上充满了让人景仰的英雄光芒，他不顾家庭阻力与仇人之女黄春自由恋爱，为了爱情毅然携带黄春离开锦衣玉食的大宅 门——好一个五•四青年！在前往济南的路上，他义薄云天，倾囊救助落难者；到了济南，他不愿投奔贵为提督儿媳的堂姐白玉芬而“自主创业”，凭借一泡大粪当 来的两千两银子作为本钱创下万贯家产——好一个传奇英雄！他不顾全族反对，一意孤行，迎娶丫鬟香秀为正室， “丫头怎么就不能当太太？”——好一个平等主义者！在剧作的最后，他绝不与日本人合作，毅然停产停业，誓以三爷为榜样，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全剧收束于 “七老爷”当众宣读决心赴死的遗嘱，声调铿锵激昂，情怀激烈悲壮，此情此景，端的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好一个爱国资本家！ “七 老爷”真是一位充满离奇色彩的市井英雄，正义与邪恶在他的身上融会无间：他行贿违法却又精忠爱国，他追求爱情却又包养娼妓，他平等待人却又安享作为“老 爷”的种种特权。然而，这恰恰是剧作最具关键意义的叙事策略，就个体形象塑造而言，正是人物的正义色彩使得其无赖行径同样变得可以接受，由此，观众便会由 认同人物进而接受“向来如此”的社会现实。因为具备这一意识前提，面对歧异混杂、价值暧昧因而令人手足无措的生活，人们便习惯于以努力适应代替坚决抵制， 以纵情狂欢代替愤世嫉俗。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宅门》为消费社会的俗众群体提供了实现社会认同的意识途径，是大众文化的美学标本。 三、卢孟实：功成身退的顿悟者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在义利对举中确定前者的价值主导地位，进而发展出对于逐利者乃至于富贵者的道德鄙视是中国古代文人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一贯文化心态。所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传唱千古的讨富檄文，而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则不免惊世骇俗。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文化精英们似乎并未实现与富贵者的和解。“五•四”运动前后，利用帝国主义列强深陷战争无暇东顾的时机而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文学第一个辉煌的十年并未获得表现。至于1933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对于吴荪甫的塑造，已经是在无产阶级政治观和历史观的主导下宣判民族资产阶级的死刑：“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3）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过程的历史合理性在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得以确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趋成熟，资本掌握者逐渐取代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后者历史性的心理挫折。由此，传统文化价值影响，现 实意识形态要求以及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位置，都导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疏离意识。但是，在全球化趋势无可逆转的今天，对于始终倡导以 “现代性”价值重新编组中国社会以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不能建立对于市场经济核心主体的正面理解方式，一切现代性价值的设计与憧憬都不免成为 蹈空的虚构。 由 何冀平编剧、夏钢执导的《天下第一楼》通过对于民族资本家卢孟实的奋斗经历和人生感悟的表现，一方面立足现代性价值达成了对于制约中国社会实现市场转型的 传统文化意识的批判性审视，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迅猛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处于边缘位置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建立自身与时代想象性关系的意识途径，使他们得以实现在 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认同。 不 同于陈寿亭目不识丁的“革命身份”和白景琦始终引以为傲的“土匪”习气，在《天下第一楼》中，卢孟实被作为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特征的商人形象而塑造。这一点 通过剧作中卢孟实手把手地教授刘金锭习字，编撰“膳中备载”，及其对于传统文化典籍的熟知程度等等细节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中，传 统文化价值已经被现代市场观念所整合因而并未成为其投身商海的否定性力量，相反，正是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欲望支撑了卢孟实的奋斗生涯。作为“福聚 德”的掌柜（相当于现代企业的经理），他雄心勃勃，目光长远，具备现代商业竞争意识。他承办数百桌犒军筵席，名震京师；他大胆推进烹饪技术革新，适应了扩 大经营规模的需求；他延聘各种人才并能凝聚人心，人尽其用。最终，“福聚德”在他手中盖起高楼，成为京城第一饭庄。然而，正当卢孟实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福聚德”的两位少爷东家联合对卢孟实心怀嫉妒的二掌柜王子西，利用老东家临终遗信断然解雇卢孟实，中断了他更为宏阔的设想，同时也使得“福聚德”失去了 进一步扩大规模的可能，从而只能停留在家族经营的低级水平上。这一充满传统权谋文化特征的情节传达了自“五•四”以来具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对于原生态 文化意识有碍于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基本判断，用传统的政治话语表述，这是“封建意识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卢孟实被解雇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文化批判，事实上，这一遭际开启了主体穿透生活壁障审视人生的可能。有意思的是，在卢孟实经由“困而知之”（4） 所获致的生命体悟中，其基本价值取向依然来自于传统文化资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5）所以，当失去了恋人、事业之后，他反而能以最澄净的目 光哂笑自己的全部奋斗与执着。于是，他真的象玉雏儿所说的那样，与自己多年的对手瑞英杯酒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虽然曲终人散，临别时的气氛未免萧索。 一 个多世纪的民族屈辱昭示知识者，现代化是无可避免的选择，然而，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真的无法安顿个体的心灵。无论是现代主义焦虑的“尖叫”，还是后现代主义 主体零散化的回避策略，终究未能熨平西方人心灵异化的褶痕，更不可能为承袭着五千年文化体验的中国知识者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因而，从民族文化先哲的 生命感悟中汲取滋养灵魂的甘泉，“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家园”（6）就是知识者在这个多元文化时代较为可行的文化选择 之路。现世的生活仍然涌动不止，然而，卢孟实终于能以旷达的心境经由绿树掩映的乡间道路返回故土，这何尝不是知识者的文化回乡？正是定格于马车后座因生命 自足而面露微笑的卢孟实，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既宽容而又可以笑傲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的角色认同方式。 毫 无疑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然而，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意识形态价值、民间文化立场还是社会知识传统，都从各自的角度具 有对于先富者的批判性审视方式，由此，因为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在中国就更有其系统性价值基础。从这种意义上看，上述大众文化叙事作品以曲折传神的 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含而不露的叙事表达中模糊、软化乃至置换了种种政治、文化、知识价值的刚性要求，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当代意识中成为 可以接受的现实。由此，尽管上述作品可能具有种种未必尽如人意之处，然而，在迅猛市场化的当代中国，其平衡社会心理进而实现历史性意识动员的正面意义确乎 不可忽视。 （本文系安徽省委党校“大众文化研究”课题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200511） 注释： [1].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J].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告,2002_11_08. [2]. 论语•里仁第四. 四书集注.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 [3]. 茅盾.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J].新疆日报副刊绿洲, 1939_06_01 [4]. 论语•季氏第十六. 四书集注.长沙: 岳麓书社出版社, 1989. [5]. 老子•庄子•列子. 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9. [6]. 马丁•海德格尔. 八十诞辰纪念集（由他的家乡梅斯基尔镇编辑）[M].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传.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安徽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