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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麦家的《暗算》获得中国内地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麦家创作的《风声》同步走红，并被华谊公司购得影视改编权，电影《风声》已经面市。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麦家。 电影的硬伤是颗朱砂痣 记者：电影《风声》和原著相比，改动较大，您怎么看待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 麦家：《风声》小说出版后有五十来家影视公司来询问影视改编权，仅电影，就有中影、上影、姜文公司等国内比较大的电影拍摄机构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 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热头已经过了，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来了个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出来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性。失信的话不说也罢。 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导演通过修改原著来展现自己的水平，这块硬伤一直存在。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 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我对《风声》电影之所以大体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背叛也不是我的不好，而是为了电影的好。 应该说，电影是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的意蕴和驳杂的内容的。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其实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能高攀得上它呢？ 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我对电影《风声》总体还是满意的。但“唱戏传情报”我觉得不高明，逻辑关系的这颗“螺丝”没拧紧。另外，在传递情报的时候，临时增加了一个角色，这也不符合游戏规则。 要讲一个惊悚故事，藏一个谜底并不难，但给一个惊悚悬疑的故事赋予一个人的情怀，甚至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情怀，这是有点难的，而《风声》恰恰在这方面有突破。 记者：电影里有李宁玉褪衣的镜头，小说中没有这个情节？这种加法是否不尊重原创？ 麦家：小说中没有这个情节。但这是电影的商业需要，我可以接受。电影传递的一个知识我觉得挺有意思，通过测量你身体的骨骼、体型来判断你的品行，这个很有趣味，今后或许会成为一种时尚。 出于商业考虑，他们的做法情有可原。毕竟电影容量有限，有时候我们不能过分挑剔。我花了两年时间创作的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的意蕴和博大，电影很难一一展现出来。不过，电影里一下子让两个人物死掉了，这稍显仓促。悬念的吸引应该来自于环环紧扣，你剪掉了两个人物，就很难自圆其说。 中国影视界对编剧不太重视，举个简单的例子，电影片头会在醒目位置映上“某某某作品”，准确来说，应该是某个人导演的作品。人不是万能的，就讲故事的能力来说，编剧是不会弱于导演的。即使故事有破绽，作者也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比如我两年的写作，对每个情节都反复推敲，尽力把破绽压到最小。电影人投入的情感和时间，不可能与编剧相比。总之，导演可以自成一路，但不能抛弃了（小说）作者。 站在历史的高度选择主题才是真正的成功 记者：目前《风声》的票房收入已经过1亿，摆出了大片的样子。您觉得衡量大片的标准是什么？票房是不是唯一的标准？ 麦家：我个人觉得，真正的大片，是将政治和商业融为一体，既显示社会主旋律，又带有娱乐性，票房可观，让观众在惊心动魄的一两个小时的电影观看过程中接受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教育。 我看好未来十年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爱国主义题材的电影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票房收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选择主题，才是真正的成功；不能通过怪叫和宣泄来博得观众的短暂响应，这样的影视作品会把社会和人心搞乱。昂扬的主题对人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会有另一面东西出来，那就是人们的私欲，被释放出来了，并且越来越不受约束。当内心开始迷茫时，我们开始呼唤和渴望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个人都能成为英雄。英雄人物的人生确实十分高大，但是高大的东西往往也很朴素。 如何看待一窝蜂的“谍战剧”？ 记者：《暗算》之后，出现了一大批谍战片，我感觉已经有些泛滥成灾。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麦家：中国影视界原创的东西很少，一窝蜂的很多，近距离的重复和低层次的模仿省心又省力。现在打开电视剧，至少有一半是谍战剧。这种类型的电视剧热了以后，就成为一种品牌，商业风险相对降低。但是，因为模仿太多，如今这个（谍战剧）市场已经做乱了。 有关方面对创作题材有限制，涉案剧现在已明令禁止不能播；古装剧，一年限上两部。相对来说，谍战片离主旋律接近一些，审批也容易。于是，把涉案剧的时代前移，把对手改成日军或国民党特务，就成了谍战剧。 谍战片的根子在信念，是信念之上的那种人文情怀，知识还是次要的。我在部队十多年，我受到的教育，是愿意为信仰付出，甚至牺牲，都感到是值得的。英雄主义我不一定能全部做到，但是它能在我的内心留下力量，是内生的，不是外加的、被动的。感情是很难外加的。 当下很多的谍战剧已经成为了一个壳。谍不够，情来凑。在现实生活中，谍报人员对爱情是慎之又慎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上说是禁欲的。国际谍战中因为陷入情感而暴露身份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我们的谍战剧却恋情不断。我们的谍战电视剧已经走入末路，电影则刚刚开始。今年要上映三部谍战剧，据我所知，《秋喜》、《东风雨》都将在今年上映。希望电影不要重蹈电视剧的覆辙。 小说中破译工作是真实的 记者：您的小说、电视剧都大量涉及破译密码的工作过程，那么您是不是干过跟此相关的工作呢？ 麦家：坦率地说我没干过。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不懂得破译密码。破译密码是作为一门科学，在书店里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破译家在我心目当中的符号非常大，我想为什么别人没有去写，我去写？这里对我来说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客观条件，我曾经确实在像701这样的部门短暂工作过很短的时间。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我做的是密度很低的工作，我不可以进某些人的院子，但他们可以来我的院子。我师傅告诉我，你不能跟他挨近，不能接触他。后来得知他是一个破译家，他身上的密度可能是你身上的四倍，这时你最好不要挨近他。万一他跟你说了有些事情，你的密度一下子增加到20年，那么这20年你想离开都不行。 我经常在那想，如果我在那个地方不呆8个月而是8年，我可能不会写这些小说。为什么？我已经完全认识这个单位，已经完全认识这群人，我得到满足了。现在这群人跟我是什么关系呢？就像我在浑水里摸鱼，这鱼我摸到了，但是转眼间又从我的指缝中走了，这条鱼我反而忘不掉。如果这条鱼我抓到了，反而很快忘掉了。 记者：您小说里、电视剧里展现的破译密码的过程您觉得是真实的吗？ 麦家：应该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我觉得首先是一门技术，你是可以掌握的，你哪怕不跟破译家接触也可以到书店买相关的书。另外，有人就说我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奇怪，里面我设计的一些环节，确实有些完全是想象的，甚至有些破译密码过程当中专用的名词我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凭想象，按照想象取的一些名字，后来验证居然就是一模一样。比如密钥，这是我取的名字，密室、钥匙，它用的是钥，我用的是室。但是我想破译密码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环节，必须首先找到密钥，只不过我说成一个密匙，仅此而已。 故事里某些特别传神的描写，都是想象的。《解密》里有一句话：破译密码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心的揣摩。这种思辩性的语言在我的小说中很多。而且直逼本质的。我这个小说写得很慢，真是慢工出细活，不敢说我的小说写得怎么好，但确实写得很慢，花了力气，用了功，这种力气和功夫应该随处可见。我有思想，有痕迹，有很重的脚印在我的小说的字里行间里。 《暗算》里的人物都像烟花一样发出了绚烂的光彩以后迅速死去，而且他们的死都是非常卑微的，这说明了我对世俗的恐惧。世俗的力量比天才的力量还要大。再伟大、再神奇的东西在世俗面前也不行。这实际上藏着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世俗毁灭一切。我觉得越是天才的人，在世俗面前，他适应世俗的能力越差，他越容易被世俗的力量扼杀。 这种恐惧我觉得更多还是来源于性格，我这种性格可能更容易接近天才。我是喜欢独处的人，因为内心还是很孤独，喜欢自己想一些问题的人，缺乏跟现实打交道的能力，想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我也看了很多有关天才的生平传记，我在用我的方式接近他们，但我不能成为他们，我要接近他们。 我还有一部小说要推出，现在已经写完了，正在修改中。 我特别会编故事，我看了很多小说。中外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小说的质地比较糙，像一棵树一样，这个树质地不硬朗、很松。我觉得这是写作态度引起的，没潜下心去写作。还有一种，转弯抹角的地方往往做得不到位，就像一个桌子一样，整个架子没问题，人物塑造也没问题，对话也没问题，但是有很多角。拐弯抹角的地方其实是最见功夫。 原载：《文汇报》2009-10-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