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赵氏孤儿》上映之前，导演陈凯歌表示，此次改编更注重“可信”：程婴也是一个父亲，他怎么能大义凛然献出自己的儿子？程婴应该是被小人物的人性推着走的。 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程婴完全是被动的，这个古老故事所传递出来的“忠义”价值就将被解构，可能变成一个毫无特色、随时可能被忘掉的“黑帮”仇杀戏。那么，小人物的人性和传统的“忠义”精神究竟是不是“零和的游戏”？ 此外，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故事始于屠岸贾灭门赵氏300余口，终于屠岸贾九族被诛，这样一个以大屠杀为复仇结局的故事如何在当代社会获得认同？如果修改结局，又能否保持原有的叙事强度？ 简言之，陈凯歌的改编能否保存古典故事的风骨，也兼顾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过往改编：六经注我，以今释古 《赵氏孤儿》的故事源自《左传》，详于《史记》，盛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并于1755年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搬上戏剧舞台，成为西方视域中典型的中国故事而享誉世界。 尖锐集中的戏剧冲突，舍生取义的“义仆”形象，使“赵氏孤儿”故事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文学艺术的宠儿，在各种社会语境里被改编和排演。 在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故事的主题被改为“文明对野蛮的驯化”。身为母亲的艾达美没有像程婴那样“舍得”自己的孩子，而故事也以成吉思汗为艾达美的美德所驯化的圆满结局取代大屠杀式的复仇。这个带有鲜明启蒙时代色彩的讲述把《赵氏孤儿》变成了具有“中国风情”的西方故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国家话剧院2003年同时推出同名话剧《赵氏孤儿》。这两部话剧虽然故事和风格差别很大，但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赵氏孤儿会为传说中的生父报仇而杀掉自己的养父吗？两部话剧同样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大报仇”的故事框架被完全打破了，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困惑，两部话剧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古人，产生了一种开放的效果。 这种“六经注我”式的改编当然有它的意义，但也挑战了那些熟悉《赵氏孤儿》故事的观众的接受心理：它们似乎变成了另外的故事。 电影新编：发乎人性，重构古典 作为大众文化产品，为了能让多数观众接受电影改编，陈凯歌选择了保留传统故事的基本框架，并尽量按照“人之常情”重新揣摩人物的行动和内心，让故事符合人性，让观众觉得真实可信。这对电影故事的讲述构成了挑战。 比如从常理看，程婴身为父亲，怎么舍得让自己的亲生骨肉丧命屠刀之下？在电影中，程婴虽然冒死带走赵氏孤儿，却并非主动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连累全城的其他婴儿，程婴不得不供出“多出来的孩子”被公孙杵臼带走，不幸牺牲了自己的妻儿。这个过程中，程婴是被事情拖着走的，但他表现出本能的善良和可靠，尽心尽力保护赵氏孤儿，这种“忠义”的品性不像元杂剧那样惊天地动鬼神，但程婴的形象却从天上回到人间，“忠义”更加真实，又多添了几分温情，反倒容易走进人心。 在元杂剧中，屠岸贾被刻画成绝对“奸臣”，在电影中，屠岸贾同样是反面角色，性格和内心却丰富和复杂了许多。比如在程勃被重重敌兵包围、独力难撑时，屠岸贾在内心挣扎中转身而去；程勃连呼“干爹救我”，屠岸贾终于不忍，转身援救。这场戏既可以看到屠岸贾冷酷决绝的一面，也呈现出他被亲情撕扯乃至心生恻隐的复杂心态。屠岸贾的恶与善如此纠结在一起，给人极深的印象。 《赵氏孤儿大报仇》里，赵氏孤儿几乎是一个按照既定程序行动的“复仇机器”。按照常理，赵氏孤儿在养育之情和家族仇恨之间应该是分裂的，当代话剧呈现了赵孤“复仇”的荒诞性，却也打破了“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套路。在电影中，赵氏孤儿同样面临这样的道德困境，只是到了屠岸贾的剑刺进程婴的身体时，赵氏孤儿新仇旧账一起算，才有足够的理由刺穿屠岸贾。为了让“复仇”情节可信，电影编织得较为复杂，也让电影的后半段头绪嫌多，力道稍欠。 程婴舍子和赵孤复仇两个情节是整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在古代的文本中，“忠义”构成了程婴和赵孤行动的驱动力，但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中，这种“忠义”却显得有些不合常理、不近人情。在保持故事原型和合乎现代价值两者之间，陈凯歌选择了在古今之间斟酌变通，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讲述了一个既古典又合乎人性的中国故事。保持了原有故事的戏剧张力，也将传统故事里正邪角色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得真实、鲜活，因此更为“可信”，电影在重新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完成了价值观的古今转换：从忠义到善良、诚信、尊重生命。 重新讲述古典故事成为当下大众文化创造的重要方式。从电影《孔子》、新编电视剧《红楼梦》等诸多作品引发的争议看，这种“再创作”显然具有很大的难度。电影《赵氏孤儿》的改编，辅以葛优、王学圻等演员较为出色的演出，让人物立起来，故事有情趣，完成了一次“变则可久，通则不乏”的创造性转换，已属难得。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07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