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丹麦导演苏珊娜·贝尔的《更好的世界》在美国正式公映。在这部2011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里，主角援非的丹麦医生和他千里之外的孩子，在各自的无奈与苦痛中挣扎，命运曲折的轨迹线在非洲的土地上绕个弯，又绕回欧洲北方的岛屿。电影成了灵媒，连起此处与彼处，跨越异文化的时空，投奔同一个归宿：追问“暴力”与“恶”的根源。 《纽约时报》的影评人在评介《更好的世界》时别有意味地写下一笔：以此片为观照，温习一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电影，无一不是关心美国或西方社会的内部话题，在大多数美国电影人的视线下，通往“非西方”世界的出口是一扇紧闭的窗。身份摇摆和文化摩擦越来越成为欧洲电影人焦虑与牵挂的母题，此时美国电影的木然，是地缘距离遥远使然，又或者是好莱坞文化自我中心的漠然？ 这是一幕带着荒诞色彩的戏剧——移民文化给好莱坞输入了力量甚至塑造了它，而这只工业巨兽始终小心规避着“文明的冲突”，它宁可拒绝观察他者或者把复杂的问题漫画化。《有罪的人：9/11后好莱坞对阿拉伯的判决书》一书的作者杰克·沙辛在不久前的一次访谈里说到：《反抗者》平反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费城》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艾滋病人的眼光，现在的好莱坞需要一部类似的电影，矫正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对阿拉伯族裔的冷漠和偏见。电影从来无力治愈这个党同伐异的世界，然而它可以不逃避，可以正视，惟其这样才能给我们多一些信心，或许未来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在这些电影里，主角是，且仅是美国人。伊斯兰群众被允许表达了么？有，却只是例外的少数派。 好莱坞当然没有彻底屏蔽阿拉伯兄弟们，事实上与中东有关的话题是这些年的热门素材库。《公平游戏》把CIA女办事员送到伊朗；美国大兵在沙漠里排地雷的《拆单部队》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辛瑞那》成全乔治·克鲁尼拿下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德·帕尔玛的《改编修订》是“后伊拉克战争”时期的挣扎与痛苦；保罗·哈吉斯的《决战伊拉谷》故事发生在美国，而前尘往事的孽债深种在伊拉克。 在这些电影里，中东是背景布，主角是，且仅是美国人——士兵、CIA探员或生意人，因缘际会来到异国，因为个体内在道义或感情的挣扎而备感痛苦，内省的主题，内省的人物，他们的焦虑维系在地球另一头的故国，这些人没有真正意义上和他们“做客”的环境发生关系。电影学者马修·伯恩斯坦在《东方视点：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这书里写道：在电影里我们对事件的观察来自美国角色的主观视角，而缺乏一种更客观也更超然的眼光看待这些角色所处的环境，更省略了来自伊斯兰一方的声音。 伊斯兰群众被允许表达了么？有，但只是例外的少数派。2009年的《乐透美国梦》关于一户巴勒斯坦人家从约旦河西岸迁居芝加哥城郊，像打擦边球似的触碰了911和伊战以后伊斯兰裔在傲慢眼光下承受的偏见。同年还有汤姆·麦卡锡的《人生访客》，此片男主角理查·詹金斯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人生孤寂的鳏夫老教授偶然和叙利亚年轻音乐家发生了交集，汤姆·麦卡锡说，他确实在这个故事里潜伏了对社会、对政治现象的异议，但抵抗是次要的，“人”才是主角，他更关心一些充满差异的人尝试接受彼此，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其实是来自尊重他者。这部电影是一次旅行的结果，之前他得了一笔文化基金的赞助，去贝鲁特和那里的电影人合作一些短期项目。行程结束，而感情扎根了：“那里的人们有着温暖热情的灵魂，让我想起我在爱尔兰故乡的淳朴乡亲，我在黎巴嫩真切看到的、感受的、了解的，从来没有机会出现在美国主流电影里。”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要拍一个和中东有关的故事。当然我们也得留意，《人生访客》是一部低成本的好莱坞体制外小电影，麦卡锡和西岸的洛杉矶保持了距离，换来自由说话的空间，因为他不用直接面对价值观和市场的压力。 而在大制片厂的体制内，“拨乱反正”是不被允许的。为什么“不同文化的狭路相逢”这个命题是好莱坞必须绕开的礁石？为什么阿拉伯、穆斯林甚至一切来自东方的角色一旦出现在银幕上，总是简单粗暴扁平化的？马修·伯恩斯坦在他的书里分析：因为大多数电影商人的固定思维里，认为“真实地、人性化地描绘外部文化”没有票房潜力；而如果和这些话题保持距离，简单地把外部世界的来客定义成小丑和恶人，就会让大多数观众安心，也就是让票房安全。 “好莱坞的迟钝和漠然是地理距离遥远造成。”这实在是一个靠不太住的结论…… 隔着大西洋，阿拉伯兄弟在欧洲电影里的露面，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那是1974年法斯宾德拍了《恐惧蚀人生》，这是电影狂人最朴素的电影，放下了惊世骇俗的影像风格和抽象隐喻，以淡淡哀矜讲述笼罩在德国社会傲慢与偏见下，清洁工老妇和摩洛哥青年的不了情是从尘埃里开出的破碎之花。 殖民地和宗主国爱恨交织的情绪剪不断理还乱，因着这层牵绊，法国电影里阿拉伯裔的身影既是罪与罚，亦是救与赎。在《预言者》里，19岁的穆斯林少年在监狱里学会生存必需的一切手段，被抛掷在边缘地带的年轻人，在死的威胁和道德的煎熬中，奔跑在命运冷酷的轨迹上。《天使A》成了吕克·贝松的《美好生活》，阿拉伯血统的小偷在尘世的泥泞里滚爬，仰头有天使在云端许他相爱相伴。对于法籍阿裔的导演Rachid Bouchareb来说，无论二战北非战场上的雇佣军或战后潜伏在夜色里的激进革命者，“阿尔及利亚后裔在法国”是他在《光荣之日》和《法外之徒》里的元命题，如今他转去好莱坞，新片里的主角成了“阿拉伯后裔在美国”，他们是《塞尔玛和路易丝》里的小舞女，是《48小时》里法阿混血的警察。 约旦河两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争几十年，那些血光火影的回忆沉淀在以色列电影里。比起政局时局，电影里的巴以关系更多感情缠绕的复杂与敏感，甚至在《叙利亚新娘》和《柠檬树》里，以色列导演的情感天平倾向了阿拉伯人。至于似喜似悲的《乐队来访》，是年轻的以色列电影人试图用阿拉伯人的视角，借着一群来自埃及的“不速之客”，打量以色列的内部世界。 曾有一说，认为欧洲/非洲、欧洲/亚洲在地缘上毗邻，因地制宜地诞生了这许多思考文明冲突与和解的电影，是以好莱坞的迟钝和漠然是地理距离遥远造成。这实在是一个靠不太住的结论。只说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围的墨西哥电影《美错》和加拿大影片《焦土之国》。伊纳里图在《美错》里舍弃多线平行叙事，而这个发生在巴塞罗纳的故事，气脉依然延续着《巴别塔》，不放弃在不同的文化间建筑一座安置集体情感的巴别塔。《焦土之国》淡化了时空背景，而清晰的是星月文化与十字信念的冲突，几代人的人生成了这冲突的祭品，隔开了宽阔的时空，曾经的伤痕仍然触目惊心。 《更好的世界》、《美错》和《焦土之国》殊途同归地传递了同样的信念：电影人会受到文化和身份的束缚，而电影的触角可以凌驾于时空的距离和隔阂，电影是自由的。《焦土之国》的导演丹尼斯·维勒努的这段话或许更有说服力：“电影的美丽在于它能够抵消空间的距离，我希望我的电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座小小桥梁。今天的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迫切地需要倾诉和倾听，而不是战争。” 抬眼看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接受自身是诸多差异中的一部分，眼下的好莱坞可曾做好准备？ 《人生访客》里有个细节，移民局的墙上刷着一句有年份的标语：移民是美国的力量。这个画面在故事里充满反讽的味道，其实这句标语在当下美国的语境里也是一种讽刺，现实是移民后代对新移民心怀警惕，前一代的移民文化成型定型后对外来文化紧张不已。 于是西班牙裔、亚裔、阿拉伯裔的乌合之众们在电影里做啥呢？偷渡客，恐怖分子，毒贩，各种作奸犯科。当年好莱坞型男查尔斯·赫斯顿在《历劫佳人》里演一个墨西哥警察，巨星演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是正面主角！那是天大的颠覆，上多少次娱乐版头条都不够。 然而真正会让普罗们五内俱感的主角往往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狗熊，而是有着寻常的七情六欲、实实在在活着的“人”，无论他/她背负怎样的信念、文化和历史。而具备这些色彩的“外来者”或“东方来客”，在好莱坞电影里缺席得太久太久。就像杰克·沙辛概括的：1950年代的《反抗者》平反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1980年代的《费城》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艾滋病人的眼光，现在的好莱坞需要一部类似的电影，矫正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对阿拉伯族裔的冷漠和偏见。 《费城》的导演乔纳森·德姆正在筹备的新片是一部动画片，改编自丹佛·伊格斯的小说，关于卡特里娜飓风过后一户叙利亚移民家庭和美国邻居灾后重建家园那些事。正在修改剧本的德姆说，他希望新片可以改变一些现状：“好莱坞的电影人应该明白，我们是这个充满了差异的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不是唯一的，是时候抬眼看看别人，他们如此不同，但他们不是怪物，他们和我们是同样的人。” 抬眼看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接受自身是诸多差异中的一部分，这原该是电影天命里的一部分，眼下的好莱坞可曾做好准备？ 原载：《文汇报》2011-04-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