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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最为严酷的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左翼文学全线消退，左翼作家也遭受最为严重的冲击。一些左翼作家在失去工作之后，却在儿童身上找到了他们表达思想的广阔疆域和施展才华的文学空间，创造了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奇迹。 左翼儿童文学是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一部分。虽然它蓬勃发展于冷战的特殊年代，其思想的渊源和发展轨迹都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但我们习惯上把20世纪初至上世纪40年代末由美共领导的左翼运动称为旧左翼运动，上世纪60年代以学生为主体的激进运动称为新左翼运动。左翼儿童文学贯穿于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之始末。1919年，左翼批评家弗洛埃德·德尔在《你也曾是个孩子吗？》一书中指出，儿童在学校所需要的不是一大堆新父母，而是自由与友谊的课程，成人要平等地对待儿童。卡尔·桑德堡的《萝卜故事集》鼓励儿童追求乌托邦理想，贬损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当时强化主导价值观念的传统童话大相径庭。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在《搞笑胡同》中描绘了一幅比利布的蜿蜒小街的生动画面，宣扬适合儿童天性的教育。1934年，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中明确提出由儿童拯救世界的思想。1956年，保罗·古德罗告诫正在成长中的新左翼青年，社会中的成长之所以荒唐，是因为它提供不了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由此可见，新旧左翼一贯倡导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应该保持想象、艺术性和创造性的童真童趣。 上世纪30年代初，麦克尔·高尔德《无产阶级儿童》中提出要关心贫困儿童。高尔德认为苏联儿童文学作为左翼文化的一种范式，应受到重视，这在美国大萧条时代特别有感召力。 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对儿童进行进步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那时美国儿童教育家斯波克博士和作家瑟斯博士所撰写的充满革命思想的儿童书籍家喻户晓，很受欢迎。他们的著述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合作和献身社会正义的激情，大力提倡包容和进步，弱化家长的权威性，成为当时美国儿童图书的一大亮点。 1941年6月，在“第四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提出发挥儿童文学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集中讨论儿童文学的社会建构问题。玛丽·拉普斯利提出积极推动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鲁思·肯耐尔主张左翼作家成为儿童的指导，把社会进步思想及时传递给儿童。到上世纪40年代中叶，美共组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拉维尼娅·戴维斯的《钢厂历险记》、亨利·费尔森的《工具属于公司》和《斗争是我们的兄弟》、埃玛·斯特恩的《约克城事件》、欧文·夏皮罗的《约翰·亨利和双节蒸汽钻机》、玛丽·埃尔廷的《冰棍儿厂和许多其他故事》。 纵观1920年至1950年的左翼儿童文学，可以看出有几个重要特点：美共积极引导，把儿童文学纳入到“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中，所以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儿童文学是左翼作家的副产品，许多作家并不是完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而是随兴所致，偶尔为之；从题材上看，它关注种族和儿童贫困问题；描写工厂大机械生产，宣传工人阶级的集体合作精神；呼唤儿童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展现人类美好的未来。 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左翼作家受到社会的强烈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生存方式，把创作儿童文学、编写儿童课外读物，作为主要谋生途径。他们进入到美国儿童图书的整个流通领域：写作、插图、编辑、发行，一条龙地传播了20世纪后半叶最销畅的儿童文学。这些儿童读物大都通过固定的商业渠道发行到各大书店、图书馆和学校，传播面相当广泛。 在美国儿童文学领域有两个组织值得研究者关注：一个是“目标一致的临时组织”；另一个是“多种族儿童书籍委员会”。前者是由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插图画家、编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组织。他们经常聚会，探讨文学问题，深感自己处在时代的“收场”时期。他们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密切合作，自觉承载进步与激进之观念，逐渐成为该领域的强劲队伍。后者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旧左翼知识分子创建的很有影响的组织，其主旨就是倡导多种族友谊，反对种族歧视。他们的聚会逐渐演变为民权运动，他们笔下的反种族歧视直接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里的激进分子。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青年，在四五十年代刚好处在孩童时期，他们大都阅读过旧左翼作家撰写的儿童书籍，左翼思想点点滴滴渗入了他们的心田，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观。南希·米科尔森回忆说，上世纪40年代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看了讲述多种族之间友谊的少儿故事《两个人是一组》，令她终生难忘。像米科尔森这代人，虽然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归顺与抑制异议，但他们都读过《小小金色丛书》《丹尼与恐龙》《哈洛尔德与紫色的蜡笔》《划时代丛书》等。正是这些书籍培养了他们拒斥既定权威和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体制的反叛精神。 如果说转入儿童文学创作是美国左翼作家的生存策略，还不足以概括他们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他们是在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表述方式中，继续表述他们的思想。霍华德·法斯特上世纪3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加入共产党，是著名的美国左翼作家。1950年法斯特受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传讯，并被监禁三个月。当法斯特的小说从图书馆下架之时，他悄然转入儿童文学创作。法斯特的小说《托尼与奇妙之门》不仅体现了作家本人潜在的左翼激情，而且也呈现出当时美国左翼作家韬晦写作的基本特点。小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托尼的成长故事。托尼成长于上世纪20年代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他家后院有一扇奇妙之门，可让他任意倒回过去的时光当中。这样，他便与生活在1654年的荷兰男孩彼得成了朋友，由此托尼也回顾了往昔的纽约。当托尼在学校讲述这段神奇的经历时，他的故事令老师和父母气恼，他们忙着带他去看医生。福布斯医生相信托尼的神奇故事。一旦成人们认真对待托尼的故事，他便不再需要那扇“奇妙之门”了，他感到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比梦幻世界更重要。从此，“奇妙之门”成了托尼通向未来生活的符号。托尼长大之后，在为成为医生的人生理想而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生活将面对许许多多的“神奇之门”。因此，它成为一种在不完善的社会中积极为个人和社会理想而斗争的隐喻。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令美国当局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威胁。美国左翼作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大量的儿童科幻作品。欧文·阿德勒出版了《人造月亮：地球的卫星及其所告诉我们的》，John Day出版社在《纽约时报》上大力宣传，许多学校和图书馆争相订购。阿德勒因为政治左倾而失去了纽约市的教职，现在他因祸得福、名利双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读者比从前课堂里的学生还要多，他的思想依然能够继续发挥影响。科学题材表面上看似中立而客观，然而，作家却在作品中鼓励青少年要冷静思索冷战的现状，挑战种族歧视，质疑放纵的资本主义。不少书籍还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事物的发展规律，包括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科学的力量在于充当人类自由解放之工具，此类图书在美国并非少数。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冷战期间美国推行的“国防教育法案”，强调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思想。实施这一法案需要孩子们阅读相关的历史社会与科学技术方面的课外书籍，而此类课外读物均为左翼作家所编写，并且与他们迫切想为儿童揭露世界本质的愿望不谋而合。最重要的是，左翼作家想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世界是不完满的，可以批评和改革。就此意义上看，美国左翼作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现了改变文化生产的方式和文化本身。就像托尼的神奇之门一样，美国儿童文学也由不受重视而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他们有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