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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几代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知、影像记忆几乎都是由电影建构起来的。研究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既具有电影史的意义，又具有文化史的意义。作为研究者，我们可能看重的不仅是叙述的历史年代，更看重叙述历史的年代，或者我们在不同年代叙述历史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出发点、特点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发生的变化。以此为基础，我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历史的建构时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这一阶段，大量的电影作品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从晚清、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完整的影像史，其代表作如《林则徐》《甲午风云》《春蚕》《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党的女儿》《青春之歌》等。如果把这些影像连接在一起，从1949年到1967年以前的这些电影，共同建构了近现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样一段非常完整的革命历史的叙述。这种叙述表达了跟我们历史教科书完全相同的历史逻辑和叙述，很多人的历史观都是通过观赏以这种叙述为基础的影像而建立起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这条思想主线在影片系列中都得到形象地体现。个人、家庭通过革命大家庭的核心叙事策略与信仰、党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家恨转化成了国仇，国仇转化为了阶级意识，这些电影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建构。 第二个阶段是革命历史的重写时期。主要是上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十七年”时期建构的历史线索，由于“文革”的出现，使得很多的历史逻辑面临新的挑战，面临一些需要重新检索的东西。比如对革命大家庭叙事完整性的表述，对个体信仰实现路径方式的表达等。在人性、人道主义的大文化背景下，重写革命历史便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任务。《雁南飞》《小花》《从奴隶到将军》《大决战》《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等电影，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过去融入到宏观历史当中的个体重新剥离出来，重新表达宏观历史当中个体的地位、个体的命运以及个体跟宏大的革命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蒋介石这样的政治上的敌人也从脸谱化变成了具有一定丰富性的个体人性，而更多的作品表达了在宏大历史进程中个体的渺小、个体的悲欢离合，个体命运与历史命运之间也有了一种人性张力。这些作品开始注重更强的思想和艺术的穿透力，甚至有了悲剧的意味，并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和人性关怀。 第三个阶段是革命历史的“再大众化”时期。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80后”、“90后”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主要的电影受众群体。以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叙述方式在新的电影市场中不再成为主流话语。我们不乏各类的献礼影片，也拍摄了数量众多的主旋律影片，但是这类电影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尽管我们也推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它们仍然不是电影市场的主体。这里，我们不能抱怨观众和电影院线的经理，因为最终的消费选择权还在观众。 我们强调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再大众化”，希望这类作品为更多的青年观众接受，就要在创作、拍摄、市场运作等各个层面更加贴近时代、贴近观众的需求。近几年，有几部电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像《集结号》《建国大业》《风声》《建党伟业》等。这些作品体现了新的“再大众化”的趋势—— 首先，采用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让众多明星加盟，进行商业化的宣传推广等。其次，尊重电影语言，在风格、节奏等方面更符合电影作为艺术的特性。最近的《建党伟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以往中国电影的画面节奏特别慢，叙事单一，容量小，上述作品则努力在镜头数和节奏、画面的精致度和叙述强度方面有所提升，更加向电影艺术本身靠拢，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艺术水平。最后，这些作品在创作出发点和视角上试图回到历史的原点，即想还原这段历史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么发生；为什么在成百上千的政党当中，中国共产党会成为最后的中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选择苏俄给我们的马列主义道路等。时下，我们的电视荧屏上也出现了几个描写革命领导人或者第一代领导人童年、青年时期生活的电视剧，它们在创作上，其实都是想回到原点，立足历史和个体，回到他们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思路上去。我认为，这类影视剧的意义不仅在于献礼，让老百姓建立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同时它们还在提醒我们的执政党，每一个党员和党员干部，意识到这个党的原点是什么，宗旨是什么，什么才是这个党的生命线。这目前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未来主流市场上赢得观众、占领市场的创作方向。 原载：《文艺报》2011年06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