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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艺术界，一边是大众文化市场对“红色经典”改编的热潮不减（注：据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年至今，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一边是理论界对“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质疑（注：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8期，第74页。）。由“红色经典”所引起的“乱花迷眼”的局面，实质反映出理论界厘定“经典”品格和“红色经典”经典气质的困惑。 欲用一种共通的理论模式对体裁多样、内涵复杂、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加以概括，并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显然相当困难。但理论概括的困难并不妨碍我们对某部作品是否达到了经典的高度、是否具有超越性的艺术生命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称得上“经典”的作品还是有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条件特征，诸如经典文本所应具有的超越时间性、内涵普适性、民族文化史诗性等品性，这也是我们分析具体作品是否具有“经典”品性的切入口。就一般意义而言，经典具有以下三个品性特征： 第一，时空超越性——这是经典确认的基本尺度。 尽管能超越时代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经典，但文学经典必定是那些能够经受时间洗礼历史涤荡的文本，否则就难以享受“经典”的殊荣。一个具体的经典文本，它不可避免地或深或浅地打着作者所处时代的烙痕；也常常因作者认识结构、知识水平、世界观、价值取向等影响而贴上作者独特的个体性标签，但经典作品的魅力不会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消解。它既不会因为政权的更替而被读者遗忘，也不会因为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从而成为历史的遗物。 第二，内涵的普适性——这是经典核心价值之所在。 经典能够穿越时空隧道，并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注：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第86页。）经典是以经典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渗透着对人类、民族和个人生存与命运的深层关切，揭示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历程，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有力力量。 第三，民族文化史诗性——这是经典的文化史学意义。 一般以通俗而非学儒式样式出现的经典，具有深厚的民族哲学文化背景，它语言表达的艺术、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所揭示的问题都透露出了作者所在民族的文化特征，体现与该民族思维方式的一致性。在漫长的社会接受过程中经过民族的集体审美再创造，作品渗透了读者所认同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审美理想，经典化的血液也在不知不觉中浸润他们的思维肌体，经典保留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 “红色经典”肇端于20世纪90年代流行乐坛掀起的“红太阳”热，紧随其后，由红色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或电视剧风靡荧屏。在市场与影视圈、文艺界的共谋中，一个新的短语“红色经典”克隆而出，并取代了以前“红色文学”、“十七年文学”优秀作品等杂乱称呼，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对“红色经典”的质疑也首先是对其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怀疑。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自问世到成为经典间隔几百年时间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经典”判定，即潜意识地认为“经典”所需经受历史经验的漫长时间当以百年为计量单位。陈思和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注：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作品与争鸣》2004年第8期，第74页。）作品中寻找，显然在他看来，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经典”的。 质疑的症结在于对“经典”需经受历史检验的时间长度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究竟需要经过多长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作品具备了“经典”的品格，潜台词也即作品问世后多长时间才具有“经典”候选资格。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受“经典”评选者的素养、水平、喜好以及时代等原因的影响和局限，很难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也就难以界定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时间标准。就业已出版发行的大量冠之以“中国文学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字眼的书籍来看，其选编的文学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创作于四五十年代，甚至是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后的。这都说明对经典时间性的界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刚刚问世的作品就可以称之为“经典”。在对“经典”的认同上还是要考虑时间因素，也许没有几百年、百年的漫长过程，但是四五十年还是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正因为此，过于苛求“红色经典”的漫长时间间隔性，则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嫌疑。 人类对经典著作的确定，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有些曾经被称为是经典的，现在已不再是经典；而有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的，又被后人誉为经典。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经典在历史的砥砺中必然经过“炼狱”的过程：在历史长河的碰撞中，黯淡了色泽的会随河流淹没而悄然隐去；依然熠熠生辉的则继续散射着光芒；曾经默默无闻的或许因折射出了耀人的光辉而留在了河岸上。正是因为对经典有一个动态化的把握、认知的过程，对经典时间性把握也不能拘泥于一个虚设的百年界定。对于那些自问世后与现世已间隔了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特别是又经受得住重大社会考验和不同思潮冲击而依然放射出耀人光芒的作品，应该是具有候选经典资格的。正如我们认为鲁迅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魅力一样，对鲁迅作品经典地位的判断也不过是四五十年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列入了经典的行列，我们今天看来当时的判断也是相当正确的。 文革结束后进行文艺反思过程中，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理论界对那个年代作品的反思和评价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又因经过文学界研究和大学文学史教育的漠视，红色经典长时期处于阅读沉寂状态。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人们重新审视被搁置起来的“红色经典”时，发现在历史的角落里她依然散发出独有的光芒，特别是在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认可它思想上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这就显示出“红色经典”已经经受住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考验，当然他还将继续接受时间检验。自作品问世已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继续肯定并用“红色经典”来称谓那些优秀作品，本身就说明了这些作品具有相当的时间魅力。 英国作家艾略特说，作家“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注：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89-109页。）“红色经典”的作家们在写作时也并未把作品自封为“经典”，“红色经典”的称谓只不过是在作品已问世四五十年后才开始出现的。那种认为“红色经典”的称号是在作品问世之日即被国家意识“赐封”为“经典”，并因此对其“经典”地位进行质疑，其实是没有弄清“红色经典”“加冕”的历史语境。 三 “红色经典”和“经典”的明显地区别于名字所表达出来的不同内涵和特征。“红色经典”，主要是指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文本题材，高扬着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就其称谓而言，“红色经典”具有“红色”和“经典”的二重性，既表达了对这类作品艺术价值的评判——经典，也说明了这类作品题材的共通性和自身的特殊性——红色，从而以示与一般运用“经典”二字概括作品高度的区别；或者说它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经典”中的特殊个性——“红色”。事实上，“红色经典”的“另类”个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它不太强调某一部作品的个体性“经典”资格，更看重的是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以及这种独特现象中所有作品的群体性“红色”特征和所流露出来的包含着理想、崇高、集体主义等义蕴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尽管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红色经典”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烙印，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话语色彩，但这并不能构成质疑其“经典”称谓的理由。就文学作品实际而言，任何一个经典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作者自己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只是深浅、明暗程度不一而已。从“经典”的内涵普适性、文化史诗性方面来衡量，“红色经典”也仍然是具有“经典”的品性和气质。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面对人应该怎么办的提问时，回答到：“人应该躲避痛苦，寻找快乐。”对快乐和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社会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动力源泉。“红色经典”的作家们没有回避这一人类共通的命题，从时代的特定境况出发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在书写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打破旧枷锁，实现民族和个人解放，建设新社会，追求幸福生活这一充满血与火的奋斗历程中，探索和展现了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社会时期中，民族和个人是如何为生存和理想生活而寻找解放道路的，揭示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生活的深情向往，并为理想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它以一个时代集体创作的规模和气势在“经典”的天平上增加了关于生存、信念、集体奋斗和崇高品格的份量。 尽管各个时代对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具体诠释不同，但也不是截然断裂的，而其中的永恒的共通精神和生命力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全人类的精神高地。“红色经典”强烈地表达出为实现自身解放的劳苦大众对理想的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热情，塑造了一系列为争取解放和幸福生活而英勇斗争的革命儿女和劳苦大众，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建国后社会建设的初期，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依然坚守理想和信念，既有精英式的悲壮反抗，更有忍辱负重的坚毅担当，体现了人类对有关责任、牺牲精神、舍小顾大等优秀品质的共同追求。它所洋溢的对信念的坚守，以及英雄气概、革命乐观主义、勇于献身、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崇高精神品质的升华。“红色经典”中含蕴着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想、信念的执著以及英雄主义的悲壮和崇高正是人类和文学的基本诉求。在此意义上，只要文学活着，“红色经典”就不会被人遗忘。 四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 “红色经典”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对革命历程的回忆和展现以及对新中国初期社会斗争和生活的描绘和揭示中，整体性地建构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在当时艰苦的时代环境和严峻的国际背景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经典作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气派民族特征的文学道路，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立足中国现实，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红日》《红岩》《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关乎国事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旨趣，塑造了一系列“兼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时代的典型”（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80页。），强烈而集中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投身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历史洪流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它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的当代再现，也是自古以来崇尚英雄的民族审美观的集体展现。 由于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制约以及作者机械遵循“塑造典型人物”创作理论的影响，“红色经典”中的典型人物都泾渭分明地贴上了阶级烙印和“英雄”与“敌人”的标签，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质疑“红色经典”的充分理由。由于作者的盲目反映和价值判断造成作品某种缺失的现象，这也是任何时代的经典都具有的通病，幻想作家超越时代超越阶级创作出世界大同的作品只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在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基于作家个人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或主人公同样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形象。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关羽、刘备等的或奸或忠或仁的人物形象，并没有因为他们性格上的单一而泯灭了他们的在观众中的形象定位。正如我们的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塑造是有缺陷的，缺少对人物性格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刻画，但这并未妨碍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关羽的喜爱和尊崇。拿其人物塑造上“高大全”的单一性弊端来否认“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以及社会意义，是没有说服力的。“红色经典”所塑造的杨子荣、梁生宝等已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正因为在这些人物塑造中体现了民族的集体审美情感，因此，当经过改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与大众心里固有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审美错位时，引起了大众广泛的不满和批评。 五 “红色经典”的热拍一方面确实有市场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具有“经典”气质，无愧于“经典”的称号。正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更靠近“经典”，而不是“红色”。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作者有创作激情，而且往往有真实的历史为依托，创作基础扎实，创作者功力深厚，创作态度的严肃性也是现在的创作者望尘莫及的。 特别是当“80后”们在酒吧和迪厅的狂欢中尽情嘲弄前辈的激情和理想，在物质和欲望的追求中肆意调侃前辈的崇高和信仰，并在“身体写作”、“胸口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呐喊中意气风发时，那些为他们所极力消解的沉重、真诚、崇高和信念依然散发出幽香和光芒。在所谓的灵魂堕落、道德滑坡、价值沦丧、信仰迷茫等现实缺失的映衬中，则愈发炳照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原载：《人文杂志》2005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