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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时期文学伊始，文坛就有一种担心“中国作家的文化准备不足”的声音，但当时没能得以展开，所以到底什么是应该的“文化准备”，一直语焉不详。 当时上路的作家，凡坚持下来的，差不多都已是现阶段中国文学的绝对支撑力量，离开他们文坛就要没有了重要响动。有几位已经被煤体誉为“名家”，“大家”、“大师”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时段中国文学已是很有境界的文学，它的实际社会声誉并不美妙，与文学管理部门的高调评价之间的反差很大。就文学现状表达忧心和不满的说词很多。评论家雷达算是温和派代表，他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开篇就说：“与世界上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又很难说得清楚。”（《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这是雷达的典型表达方式，在问题面前，他总习惯先说“很难说得清楚”，接着却洋洋洒洒地说出一大堆来。作家北村则容易被误解为“尖刻”，他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充满了只有感觉而没有感动的作品，连外在遭遇的命运的感动都消失了，而那些能让人在良心深处产生巨大震撼的作品几乎荡然无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因很简单：人放弃了神给他定的边界，作家也一样。放弃了人格的惟一结果就是产生动物的感觉，苍白的文学，里面似乎什么都有，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语言，飘渺的文风，惟独没有心灵的质量，这就是它不会让人感动的原因。我把它称为无耻的文学。”（北村：《有所信才有真文学》，《书脉》2007年创刊号）这种批评并非是抹黑或否定一切，它的正当性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现时段的当代文学确实缺少有资格靠近那些被公认为大作品的高端文学。出现在当代文坛的许多尖锐批评，都是忧心于这种严重缺失。在文学内部品级结构中缺失真正高端品质的文学，就无法形成“高端文学领引低端文学”的自然生长秩序。不能以高端为准、向高端看齐，就只能以“伪高端”（实际是低端）为准、向低端看齐。这样，有关文学质量的概念诸如精华、卓越、高贵、优雅、伟大、深刻等就都不存在，只剩下以市场份额和由非理性的粉丝们的捧场打造出来的数量繁荣。这是文学的深重危机。 这危机证实了当初所谓“中国作家的文化准备不足”的担心，至少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言中了。刚刚开过的全国青创会，标志着新一批青年作家又已经上路。这种时候，就作家的文化准备作一些“马后炮”似的反省或检讨，对新一批作家超越前辈作家，或许会有一定的提醒意义。 什么是作家的文化准备？作家的文化准备与学历高低或有无可以无关，也与一般的文化知识储备无关。很有一些人提倡作家“学者化”，我则认为，作家的文化准备也可以与“学者化”无关。我们看到了一些“学者化”了的作家反倒偏离了文学。比如刘心武“学者化”了，却把《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考证为“宫闱秘事”，启发人们别把《红楼梦》当作伟大的艺术品。 在知识分子圈里，作家属于审美知识分子。审美知识分子的文化准备，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因为作家的审美创造面对着人的整体生存活动，有理由通晓与人相关的一切知识、学问，早就有大作家说“作家应该懂得一切”，伟大的作家可以是伟大的“杂家”。但是，审美知识分子的文化准备又必须是有重心场域的。往宽里划这个重心场域，应该是整个人文领域。如果愿意再往窄处圈定重心，就应该是审美文化了，其中的主题目则可以定位在审美理想建构上。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可以只亲近审美文化，或者单靠阅读别人的小说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文化准备。阅读经验只囿于审美文化的作家是不会走到高处和远处的。把重心放在审美文化，主要是设定一处最终的聚焦点。这样，作家的文化准备就不仅是一般的知识、学问积累，更主要的是滋养情怀和陶铸人格的精神修炼。因为审美创造不是知识、逻辑解决问题，而首先是情感、情怀解决问题。 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后新时期走上文坛的那批作家的文化准备不足，从专业角度检讨，主要表现为审美文化修养欠缺。他们往往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审美创作看得过于简单和容易，像是摆弄一种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手艺。他们在理解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表现得不太用功，不太专心。从事着文学审美创作，却不深懂文学审美创作为何物，这就相类于种地的并不精通什么是庄稼。他们缺乏把文学与非文学、审美与非审美相区分开来的意识和能力，最严重的是放弃自身的审美理想建构，所以他们只能给出缺失审美理想之光烛照的平庸之作。 没有一种抽象的审美理想供人们共通使用，审美理想是想拥有它的主体以各自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自觉积淀、营养出来的一种包括对美和审美的理解和期待的理性观念，它往往是从个人的审美偏爱中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它同时是主体的审美趣味标准和审美判断能力。审美理想主导和激励主体的审美创造活动能够是有目标、有追求的激情而智慧的精神活动。 不只是文学家、艺术家有审美理想，不搞艺术的人，只要其人生观、世界观是积极的，就都有审美理想。审美理想不只是人生观、世界观的一个重要“部件”，甚至就是它的整体，特别是对于成功的文学家、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 所有成气候的大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理想建构。他们谈论文学艺术的言论，就是其审美理想的一种生动流露。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对艺术的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们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约瑟的故事译成中文之后，能感动中国人。释迦牟尼的故事能感动我们。建筑、图画、雕刻和音乐作品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艺术不能感动人，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是由于观众和听众不理解的缘故；而从这里只可能并且只应该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坏的艺术，或者这根本不是艺术。”（《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26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伟大艺术的标准就这样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并且感动；不然，就是坏艺术或根本不是艺术。 比如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对审美的理解：“滑稽和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使显得更美。”（《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23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真有审美理想的人，能够最终用“上升”把丑甩掉，所以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从克罗德神父“上升”到艾丝米拉达、伽西莫多，在《悲惨世界》里从沙威“上升”到冉·阿让。我们的一些作家则往往一头钻进丑陋里而忘了归途。 比如鲁迅这样讲“美”与“功用”：“享用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自美学诞生起，美与功用（功利）的关系就一直有争论。“纯文学”观念，就强调“非功用”，只看重形式而轻慢内容，于是有了：“不在乎写什么，只在乎怎样写”这样的流行说词。鲁迅三言两语就揭穿了“非功用”的虚伪和荒谬。可以说文学没有直接的实用功用，如不顶吃不顶穿不顶用之类，但它的“虚用”价值是绝对不可小觑的，它是对着人的灵魂作动作的事业，是向人性、人生播放爱意和温暖的，它滋补人心，升华人性，使人更有教养、更有理性、更高贵，使人的情感更丰富、更敏锐、更美好、更优雅。 虽然，作家的审美理想主要蕴藏在他们给出的文学形象体系里，但从其关于文学审美的很个性化的言谈中，我们也能领悟一二。 审美理想既是一种精神“高处”，也是一种审美智慧。它作为世界观的重要“部件”，会与世界观一起去提醒、催促作家在深刻把握时代生活的前提下，进行诗意的文学言说，使他们的文学写作不会下落到庸俗、琐屑、无聊的水准上去，而能创作出有信仰、有尊严的美文学来。 原载：《文艺报》2008-1-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