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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化问题，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文学作品和文化权力的关注成为研讨的核心。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即使人为地忽视概念的兴起及其理论背景，经典话题也是后现代场景下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相对于大众文化的迅速兴起，“经典”及“经典化”的重提往往因文化语境、读者心态以及视点更新等互动关系，而呈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内容。当然，对于本文谈及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问题，一个潜在的疑问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文学本身究竟存不存在文学经典？这种疑问或曰关注的热点为何要在90年代文化场景下浮现出来？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的历史构造及其当代重建。这种极具历史回顾意味的研讨不但要以文本的罗列和指认为重要前提，而且，相对于指认的内容，其内部的秩序构造也必然成为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逻辑线索。 一、从现象出发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曾经以一场“断裂行为”而引人瞩目。在1998年由青年作家朱文等展开的一份名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的调查中，作家朱文、韩东等近乎激烈的言辞和决然“断裂”既有文学秩序的姿态，使其在进行所谓“突围表演”的同时，迅速与“文化霸权”、“否定权威”之类的话题联系在一起。正如“断裂者”本人自言的，“我们在意的是问卷及回答这个行为的本身，而不是其结果”。对“断裂”的关注不能简单停留在炒作甚至“虚席以待”的心态上，朱文、韩东们以全然否定“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以及当代文学研究的面目出现绝非空穴来风。正如他们在严厉质疑鲁迅的同时，又刻意否定当前文学名刊《读书》、《收获》，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公认的当代文学大奖一样，在“断裂”之前，他们已经为当代文坛接纳并不断依靠“现存文学秩序”和期刊媒介“发表创作”的事实，应当是其自相矛盾甚至尴尬不已的症结之一，因此，无论从颠覆秩序还是从“断裂”历史的角度，“断裂一代”行为引发的思考都不容进行简单化的处理。 和这场问卷行为相呼应的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典化呼声主要是针对现当代文学而言的。也许，古典文学的经典已经在历史的沉积中成为定论，不必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而现当代文学则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会成为不断遭遇指责的对象。但比较而言，当代文学经典无疑会更具自身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往往在回顾历史上诸如“政治抒情诗”的广泛传播、“新民歌运动”的广泛征集，以及“文革”刚刚结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诞生这些振聋发聩的景象时，会得到空前的突出。 如果按照列举现象之后再提升结论的逻辑，对于9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同样被列入经典研讨范畴中的“红色经典”问题。众多50至70年代的文学作品成为90年代出版商青睐的“文本”，特别是“红太阳歌曲”热销与传唱的局面，都至少在构造和接受层面上萌生了经典的可能，而裹挟其中的心态意识也同样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切入点。不过，无论是前者的“断裂”，还是后者的“繁荣”，“经典”问题在90年代的差强人意都折射出特定年代的文化场景。尽管，在90年代的文化市场上，50至70年代的文学经典即所谓的“红色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卖点，但必须认识到：这与90年代文学本身的不景气、历史记忆的衰退以及市场导向有着重大的关系。不但如此，透过90年代对类似“红色经典”的怀旧情结，也不难发现：其欣赏者群落本身还存有年龄趋同的现象，受众普遍的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年龄与心态正说明其隐蔽的成规：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它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但怀旧与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有选择的再现昔日的情感和想象，而往往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沉重的反思。相反地，“断裂”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反思精神，但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以往的历史经验，“断裂”只能发生、回旋于历史意识丧失的年代。“断裂”貌似极端二元对立的做法，正反衬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弱化和个人化写作谱系应运而生的事实。在这样的年代里，后现代的气息和自我意识的加强，使个体具有了和历史、权威同等对话的权利。权利的加强使发言者的视野逐步扩大起来，它不但会超越所谓官方指认的文坛秩序，同样也会指向一切左右人们文学追求和欣赏趣味的权威系统，并进而以类似“反方角色”的身份，完成一次次极具解构色彩的文化游戏。 由上述现象审视“文学经典”话题，纯文学在接受层面日趋萎缩以及不断遭到大众文化、网络传媒冲击的现实境遇，无疑给以文学研究为己任的理论工作者带来难以排解的隐忧。当然，对于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文学而言，如何在世纪末情绪下进行的反思中提升与维护，也同样是隐含于“经典化”问题中不可或缺的心态之一。不过，后现代视野下的经典问题毕竟已是“昨日黄花”，在明显带有被动出击的情势下，经典既是学科建设的途径，也孕育着新的理论增长点，而后现代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理论背景，对于经典问题注入的活力似乎也从未匮乏过。 二、文本的指认 荷兰学者佛克马在考察“西方和现代中国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历史发展”时曾指出：“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表述一个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结论。只有当一个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被给予了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和作家）将会失去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些重要意义。”[1]佛克马的言论对于考察“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提供了某些可供参考的思路，而其直接肯定的语气也近乎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历史性话题，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去理解：一、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专门指向1949年之后所谓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二、当代中国文学经典是指站立在90年代特定的文化立场上考察中国文学经典，这种考察方式的着眼点在“当代”之上，并使经典的范围得以扩大和向前延伸，因而，其更侧重研究者的立场和切入问题的角度。现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和遭遇现代性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可以理解为“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2]的传统文化经典生成方式。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经典，其面临的主要课题是目视西方之后的自我重建。当然，由于历史学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已经远去了半个世纪之久，所以，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作品已获取了相应的“稳定性”。然而，这种逻辑指向当代文学经典时就往往变得不确定起来，至于其内在的因素不但包括当代文学自身的时间性，还包括当代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艺术性及其内在原因。 仅仅以极具特殊性和常常处于变动性的当代文学经典为例。“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3]洪子诚先生在考察当代文学经典时的这段论述大致包含“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诞生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经典（标准）会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化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两层含义。当代文学由于特定的文学生产环境和制约机制，常常使其诸多“经典”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评述中，产生重大的差异。如果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进行梳理，那么，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知识理论体系，虽然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俄苏的理论的借鉴、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都无疑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萌生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作用。上述事实表明：新中国初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制约机制，一直是以继承以往某些文艺政策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视阈，因而，其中就必然隐含着一个文化背景和写作传统双重转化的问题，而所谓当代文学的经典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萌生的。 首先，从时代特点的角度上说。由于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进而产生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对党、人民领袖的忠诚感，所以，生动反映时代情绪的“颂歌文学”就成了时代文化的主潮，系列的“新华颂”、“英雄颂”等正是表达这种颂歌的生动写照。然而，在经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的批判之后，所谓的“战歌文学”又在一定的时期内流行开来。在此过程中，尽管有一些老作家已经体味到表达方式上的陈旧与匮乏，不过，为了能够不辱“使命”并避开那种历史的“盲点”，所以，反映战争时代这一无可挑剔的题材又成为了一时的主流，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红色经典”；而后，每一次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涌现出相应的“时代经典”便成为了一种操作模式。因此，综观当代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尽管前后出现的文本会存有具体表达上的差异，但是，在文艺政策的不断“规训”与“框架”下，充分反映时代主题、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史诗化、经典化的追求，以及可以反映“规律与本质”的作品，则始终是构造“文学经典”的主要方式——这种“广阔”、“宏大”的组合，不但充分反映了特定时代极具必然性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往往以融合、传达时代气息的方式表现人们对于经典品格的理解。 其次，当代文学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大众趣味、弥合群众与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的一种产物。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亭子间”和“根据地”的方式[4]顿挫知识分子优势意识、个性主义以来，是否符合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就成为当时直至延伸到当代的重要创作标准。而人民大众可以通过自由言说的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也使当代文学在生产的过程中，客观得到潜在的制约。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领导者，虽然从艺术审美的角度上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标准和发展空间，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学经典究竟如何适应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不高的大众口味，以及从全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的发展，却无疑在客观上成为唯一的判别依据。于是，在反复考察50至70年代文学普遍“大众化”的现象之后，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但隐含着意识形态的权利制约因素，还隐含着国家与民族的“再造想象”问题——成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兵”可以和自延安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众”、“民族”相互置换的现象，已经使文学在创作和发表的过程中进行了某种“自觉的协调”；不但如此，这种“协调”也使文学经典在产生的过程中，其创作者要面临历史使命和艺术使命的双重承担，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经典，比如《红旗谱》、《红岩》、《保卫延安》等都是经历“集体讨论”、“披阅多次”、“十年磨一剑”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呈现的。只不过，这样“协调”的结果是以弥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阅读差距和作家的普遍失势为代价的。 最后，是翻译文学的影响和创作手法的变迁。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以译介的方式来到中国文艺界，并逐渐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成为“主流创作手法”之一。50年 代初期，在由文艺界掀起的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次以理论纲领的方式在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中得到确立。但随着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产生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就成为当时主要的创作手法，并进而在各种文艺门类和各个文艺团体中得到响应。现实主义手法的变迁深刻反映了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的参与在构造文学经典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没有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取舍和审美认同，自觉亲近俄苏文学和批判接受欧美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塞万提斯、海涅等人的作品，就不会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无论是从政治的合法性角度，还是出于某种目的的文化改写和文化操纵，当代文学在具体构造途径上还包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尽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代文学的经典会由于自身的不真实和权力的强化（“文革”中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等）而显示出极端的浮夸和限制，但就经典产生和接受的途径而言，其每个环节却从未丧失一种主观层次上的真实。 三、“身份”的权力 在90年代对文学经典研究的过程中，文化研究以“权力身份”的介入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相对于传统文化研究一直隶属于人类学的领域，现今于大陆研究界兴起的文化研究可以被视为自觉接受西方知识社会学立场、综合解构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鉴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无所不包，定义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正如詹姆逊以“愿望”和“联合事业”来命名“文化研究”时，即“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暂且不论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5]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描述倾向。文化研究的包容性和复杂性，使其只有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能进行具体的实践和实现文化的权利。这样，相对于传统文学研究中常常被视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和超越审美价值、非功利的文学经典而言，文化研究就是要以矛盾特殊性的视点，将文学经典问题还原为身份、权力进而以质疑的方式展现自身强烈的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的立场。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这一独特的个案内容，文化研究或许首先要提出的就是变“谁是经典（作品）”为“谁之经典”的问题。这样的提问当然会提供另一番文化场景：当代文学由于长期延续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并不断从“国家想像”和工农兵接受的角度思考文学创作，所以，对于50至70年代的文学来说，文学经典的产生并不在于作家的个体，而在于从全民高度思考文学及其典范性的文艺政策，这一崭新视角自然使“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最终与“文化生产”、“领导权”①等词语产生密切的关系。 或许，从50至70年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政策对现代主义手法的自然排拒，就已然可以描述这一体制下文化生产的性质与特征。当“为谁看”已经被凌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所谓“经典”的表征和命名也就成为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情。不但如此，“文化生产”的主导机制还将在创作观念、作家的心灵上投下强有力的投影，而与此同时，这一逻辑也必将反映在作品的评审、编辑、出版甚至评奖等各个环节上，进而制约下一批“经典”的产生。 与“文化生产”相对应的是“领导权”的问题。法国著名文化学者布迪厄曾认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比如他们对‘老百姓’和‘资产者’的矛盾态度）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这一观点可以进一步阐释为“权力场是不同权力（或各种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6]50至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成语境虽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这并未影响以上述理论进行“历史的对照”：由于当时文化生产（接受）的“领导权”已经按照特定的模式进行，所以，知识分子作家在特定的条件下普遍陷入“权利丧失”的状态就成为某种历史的“必然”。不仅如此，由于曾经的“文艺政策”持续发挥着历史的效力，并进而占据支配者的地位，知识分子作家按照自己内心和个人意识进行创作就常常在具有“颠覆现存秩序”的倾向下成为“异端”，尽管，这种行为在秩序偶尔松动、允许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出现的。 “领导权”的“易位”使“新旧”之分往往以反向的方式产生近乎戏剧性的变化，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探索性创作常常被冠以“历史倒退”的名目而遭受批判，并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品位”（对作家和读者同样适应）。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50至70年代的文学很难以艺术的标准衡量，但这并不影响当时它们遍及全国的辉煌场景。“政治抒情诗”、“新民歌运动”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收集，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时尚经典，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学经典在文化研究范畴内的时代性、社会性等非普遍性的问题。 以今天的艺术标准衡量，所谓50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即使是常常被后起者简约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作品即指《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等8部长篇小说。，也只能称之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而不再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这一点，通过当时和今天研究者笔下常常泾渭分明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然而，如果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角度审视，或许文化研究本身的“谁之经典”及其时代性、社会性视角，正是文学经典特别是晚近文学经典在历史化进程中无法摆脱的宿命（可以结合上文从普遍和特殊的角度研讨）。同样，对于90年代文学来说，“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系列现象的出现，又以解构以往文学史的方式重新确定、填补了一些“经典”作家、作品，这种时代性、社会性的问题，本身就显现了文化研究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立场问题。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出现给后现代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带来了新的研究视点。但值得补充的是，这种言说方式究竟是以“对位思考”的方式沉积下来许多问题，还是带有一种人云亦云的跟风效应，必将成为文化研究及其权力自身的再审视问题。但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乃至中国话语场这一独特的时空状态而言，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式）研究，至少在某一特定场景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互文关系”。 四、经典的再反思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研究，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是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系列问题。应当肯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文学经典高于文学史经典” 是符合二者关系的一般规律；在以往的文章中，笔者就曾多次坚持如下的观点：“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艺术的原创性、独特性，时间的开放性、超越性，阐释上永久性的作品。……而文学史经典则与此不同，由于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所以，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势必都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因此，诸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的过程中成为了‘文学史经典’”。这种观点仍然从传统的文学经典观念出发，而文学史经典也在事实上成为文学史的文字记录。具体可参见拙文《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缪斯的熔铸——关于新诗经典化的几点思考》，《艺术广角》，2006年第4期。而且，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无论是在时间上天然的“近距离”，还是相对的缺乏历史沉积，“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 [7]也不失为一种短期有效的结论。但在文化研究的视点引入之后，文学史经典、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都会因某种可变性而变得复杂起来，即使以简单的“线性时间”逻辑，对于未来的“当代文学”，今日之“经典”也会难以确定身份，因此，经典的问题实际上还在于位于何种立场上的发言。 当代文学经典由于自身天然的限制，很容易陷入一个近似于西西弗斯的圈套。毕竟，经典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的命名，而针对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的特点，“经典”侧重审美的姿态和文化精神也往往会大打折扣。这样，经典在进入当代文学之后，无疑会对文学史的书写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强调“文学史是一个审美接受和审美生产的过程”，并“力图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可能的文学史”，[8]接受美学的努力对于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并提出新的文学经典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美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力，只是它将权力让位于读者，并在“从文本到权力”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经典序列。 在“文革”结束之后，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使当代文学正逐步修正其文学审美层面上出现的历史迷失。80年代文学一度繁荣的景象，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等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都会产生“历史温暖”的文学现象，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呈现给读者的“新时代经典”；而世纪之交的“百年文学经典系列”、“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以及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百部中文小说”的评选，“走向诺贝尔书系”的出现，将众多出现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比如：贾平凹的《浮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囊括其中，更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并非缺乏“经典”。但这种经典在历史化的眼光看来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特征，即使它们是与这一时期文艺政策，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视野以及出版与阅读密切相关，但流行一时绝非成为恒久经典的根本条件。在后现代常常处于解构甚或非崇高、拒斥纯文学的场景下，经典的不稳定不但与读者的接受有关，还与作者自身能否长久维系自己的位置等一系列条件有关，何况，在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国度里，传统的因素也时时刻刻影响着所谓经典的历史沉积。 因此，经典必须最终以对话的方式完成，并在交流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否则就无法抵达 “世界文学”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在“从文本到权力”的过程中，交流和阅读的权利又是对等的。当代文学经典必然随着时间和文化审美品位、旨趣的变化而发生裂变，并在去粗取精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历史重建。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学史也必将进入一种越讲越薄，越讲越精的状态，所以，寻找经典也必将成为一个过程。这样，对于后现代乃至之后的视野中的经典来说，所谓文本、权力也就成为关乎经典的“分边游戏”，并在历史化的进程中凸现文化接受的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 〔1〕 〔2〕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7,39.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233.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51－82.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文化研究”〔A〕.快感：文化与政治〔C〕.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99－401. 〔6〕〔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3－264. 〔7〕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终结〔J〕.文艺争鸣，2005，(5). 〔8〕H•R•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A〕.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26，38.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