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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包括《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强势加入“重返八十年代”的讨论阵容，“重返八十年代”俨然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文艺思潮。程光炜正是“重返八十年代”思潮的主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文学史研究或许只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剪影，却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潮的成就、特征及问题，也部分反映了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 理论的精进 文学史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概念的模糊性，使它难以形成明确的内涵与外延，文学史理论在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经典著作《文学理论》中，韦勒克、沃伦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个部分，他们仔细探讨了上述三者“相当明显、并广为人知的”区别[1]，但是概念的区别都是相对的，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包容的部分，他们把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都划入文学理论范畴，因此文学史理论在概念上就被视作是文学理论的附属物。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文学史理论往往被简化为文学史观，少数几部专门研究文学史理论的著作也只是打捞和分析别人的文学史观，鲜有提出关于文学史理论的创见；文学史理论专著更是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稀有金属”。1989年，杨义在《人民日报》提出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文学史理论的创建与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990年代以后，陶东风《文学史哲学》、葛红兵《文学史形态学》、《文学史学》、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等专著为文学史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上述文学史理论专著的研究对象是已有的文学史理论（包括国外的和中国的），这些理论成果也更多地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并非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因此这些专著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199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文学史转向”，它的成果主要体现为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文学史写作，摒弃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警示；但不可忽视的是，1990年代的“文学史转向”在文学史理论方面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就。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相继出版以后，“文学史问题”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热点，但是这种讨论和研究很难上升到文学史理论，大部分人都是在探讨这两本著作的成就或者缺陷，把本应受到重视的文学史理论的本体研究简化为对文学史观的探讨。文学史理论不能获得突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停止不前，杨义指出在五百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只有不足30部具有传世价值，因此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建构迫在眉睫；与此相同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短短几十年，而关于它的文学史有近百部，然而洪子诚和陈思和的著作却成为难以超越的并峙双峰，因此有人批评如此众多的当代文学史中有很多都是在作重复工作，“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大都是‘垃圾’”[2]。由此可知，文学史理论的创建与突破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获得更大成就的当务之急。 程光炜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和具有深度的文学史理论，化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史理论匮乏的燃眉之急。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对文学史本体论的探讨，提出了文学史理论的“本体论转向”。文学史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文学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3]，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文学。实际上，人们对文学史概念的阐释是多种多样的，杨义认为：“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4]，陶东风认为：“本体意义上的文学史是过去时代人类审美精神状貌的发展演变史，文学作品作为文本结构只是它的符号形式”[5]。然而，程光炜对文学史概念的理解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他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吸收了福柯的“权力”思想以及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他认为文学史是一种知识，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文学史概念的核心是叙述和如何叙述历史。程光炜在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成以后，认为文学叙事包含着对权力普遍性的追求，文学史的生产和文学知识的生成都是一种权力意义上的“文化网络”相互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因此只有研究文学叙事权力，才可能与文学史知识进行对话；只有通过权力研究才可能发现文学史文本更多的构成因素。程光炜认为：“在文学史上，不断发生的文学叙事是对知识——权力的‘建构’问题。”[6]，因此文学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纯粹的主体性建构，也不再是一种总体性建构，文学史建构具有未完成性和过程性，文学史“处于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之中”[7]。程光炜提出：“文学史，从大的方面来看也像‘历史’一样，既不是依靠客观的陈述来不动声色地呈现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也不能仅凭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的材料支撑起一座历史的大厦，而是通过‘文学叙事’确立自身‘发展’的合法性。它的核心问题，即是‘叙述’和‘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8]，依据程光炜的观点，文学史既不是客观的陈述史，也不是实证的史料史，而是文学叙事的叙述史；文学叙事是对“知识——权力”的建构，而文学史是通过文学叙事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可以推论文学史是通过“知识——权力”的建构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文学史也可以说是“知识——权力”的叙述史。福柯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在文学史理论中，这句话可以转变为“重要的不是历史叙述的时代，而是叙述历史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程光炜认为文学史的核心是叙述和如何叙述历史，把文学史概念的核心由文学转向了叙述；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就是从行为结果转向了行为动作。 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对文学史方法论的探讨，提出了文学史理论的“方法论转向”。李杨曾把洪子诚视作“文学史转向”的标志性人物[9]，程光炜在文学史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是标志性的，程光炜不仅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而且具有明确的转向观念。根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洞察，程光炜清楚地看到了19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特征及问题。在程光炜看来，198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在当代文学学科中；第二个问题是“认同式”的研究方式，即对“主体性”理论以及别人研究方法的认同；第三个问题是“本质论”的历史叙述，即以“启蒙论”作为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针对这三个主要问题，程光炜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中明确提出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即由“批评化”转向“历史化”，由“认同式”转向“有距离”的研究，由“本质论”转向“讨论式”研究。“历史化”是当今学术研究的热门术语，最早在文学史研究中倡导“历史化”理论的应该是李杨，李杨把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理论阐释为：“‘历史化’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应当将自我‘历史化’”[10]。李杨更多地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理解和运用“历史化”，杨庆祥则提出应该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理解和运用“历史化”[11]，程光炜一方面把“历史化”视作当代文学学科自足性的基础，它具有学科的规范性和理论的总体性；另一方面把“历史化”视作一种方法论，即“对象历史化与自我历史化”；对程光炜来说，“历史化”具有方法论的总体性，“认同式”、“讨论式”、“陌生化”等研究方式都是该理论的衍生品。但是程光炜最重要的特性在于，他并不大张旗鼓地吹嘘“历史化”，也不夸张地申论“历史化”，并且看到了“历史化”理论的有限性，他说：“所谓的‘历史化’包括‘自我历史化’，其实仍然是那种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12]。 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是丰富的，他不仅对本体论及方法论有着洞见，而且对文学史家的“历史感”以及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有着精深的看法，如《诗歌研究的“历史感”》《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等文章。程光炜充实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史理论，很好地指导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由八十年代知识范式向新的知识范式的跨越作出了贡献。 二 实践的跨越 以2004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与孟繁华合著）为标志，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专著《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化的转轨》等为代表，他是以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进行文学史研究，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绪论》高扬启蒙主义思想，《文化的转轨》也“秉持着一种‘启蒙’的基本价值立场”[13]。后一阶段以他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专著《文学史研究的兴起》、《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兴起》等为代表，他在新的文学史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文学史研究由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范式的跨越。 李泽厚被称为八十年代的精神导师，他的思想在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李杨认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是八十年代人文知识的一种“元叙事”[14]，程光炜认为：“启蒙论是作为统驭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思想基础和方法存在的”[15]，因此可以说“启蒙论”是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范式的核心。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八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范式遭遇了挑战，有些研究者开始对1980年代建构的以“启蒙论”为核心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极为不满，认为它的历史叙述是一种被预设的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本质论”、单一性的历史叙述，不仅其真实性是可质疑的，而且遮蔽了许多问题，遮蔽了许多更具活力的文本异质性。程光炜正是站在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范式的高峰上，清醒地看到了它的历史性，批判它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程光炜近年一直努力试图走出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尝试探索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程光炜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因为“对‘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所做出的‘历史化’研究”[16]，成为程光炜跨越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范式的重要起点。 2004年以后，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重返八十年代”最初是由张旭东在1998年提出的，但是程光炜却是致力最多、收获也是最为丰硕的。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解决“为何重返及如何重返”的问题，即说明“重返八十年代”的必要性以及研究方法。2005年，程光炜在《“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程光炜以极为肯定的语气提出要“告别”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告别，在这里被赋予了‘决裂’这种‘革命’的含义。或被理解成‘福柯式’的现实态度和历史观。”[17] 并且提出要重建文学史的言说方式，以解构性的思维来重布“八十年代”的文学地图，寻找和发现比八十年代文学本身更加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可以说解答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问题。2006年，程光炜在《八十年代文学与人大课堂》的“主持人语”中，不仅再次强调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且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方法：“有必要采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通过细读读出渗透到一部作品中的‘多种声音’，进而对这多重因素、多种声音是如何型塑了‘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策略及其逻辑展开学术研究”[18]，所谓“历史还原”也就是当下人们常说的“回到现场”；程光炜也指出了“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对知识化与学术化的追求，这篇文章可以说解答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方法问题。其次是重新发掘八十年代文学，李杨曾经提出“重返八十年代”应该挖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重新打捞被压抑的“文学”[19]，程光炜与李杨重新发掘八十年代文学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但是程光炜的侧重点在于他并不是去打捞“被压抑”的文学作品，而是去考察文学作品的周边，比如意识形态、文学成规、知识症侯等因素。如在《文学的紧张》这篇文章中，程光炜在发掘《公开的情书》和《飞天》这两部“禁毁小说”时，他的重点不在于分析这两部小说具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而在于展示它们与主流文学的冲突，这种冲突应该说聚焦了八十年代“文学场”的各种因素。再次是“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再解读”应该说是1990年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潮，以贺桂梅的话来说，就是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20]， 但是程光炜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再解读”与传统“再解读”不完全相同，他的重点不在于简单地深入文本内部进行解读，而在于深入“文学场”解读文学现象。2005年，程光炜在《文艺研究》开辟专栏，重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在“主持人语”中，程光炜提出重评是要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发掘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以求认识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21]。在《王安忆与文学史》中，程光炜提出：“不单要看其文本内部，将会特别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22]。返回“文学场”再解读文学现象以求能获得八十年代文学的“真实状况”，既是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原则，也是重要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在《“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如何理解“先锋小说”》等文章中屡试不爽。总之，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以其“历史化”的研究方式，以及对知识化、学术化的追求，全面跨越了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 三 高峰的历险 近年来，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向，在眼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3]，程光炜应记“扛鼎之功”。综合地看，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贯通性，所谓“贯通性”也可以解释为“合而不同”，也就是说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大成，而又明显区别于他们。在当今“理论过剩”的时代，有不少研究者热衷于传播西方理论，甚至有些人在文学研究中盲目地套用理论、宣传理论，“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程光炜也重视理论，但他并不是拉虎皮做大旗，也不是拿理论去套文学史研究，而是融会贯通多种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把理论得心应手地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实践，在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实践之间寻找平衡。他说：“我也读理论，但我不会把它当做我讨论问题的唯一方式，而是在我困惑的地方去回味它，在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再从我困惑的地方找问题”[24]，程光炜的文学史理论融会贯通了多种理论成果，比如福柯、杰姆逊、布尔迪厄等西方理论家，也吸收了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李杨等人的观点。杨义曾说过：“文学史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体系，因而它对当代文学思潮应该保持清醒的态度和选择的权利。它汲收的应该是当代文学理论中具有实质价值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浮面的时髦术语和易于成为过眼云烟的怪论”[25]，在这句话中，如果把“文学史”置换成“文学史家”，那么程光炜正是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学史家。第二，辩证性。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不是针对个别现象或问题寻找娱人耳目的新论或者怪论，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程光炜关注的重点；他的研究是一种体系性的研究，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种系统性的工作，程光炜达到如此境界的原因在于，他始终是以辩证思维考察文学史。人们知道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论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辩证关系，然而“把文学史研究混同于文学批评”却是长期困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问题[26]，程光炜把“历史化”上升到学科基础，但是他并不排斥“批评化”，在他看来，“批评化”与“历史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批评化”是“历史化”视野中的“批评化”，“批评化”是“历史化”的必要前提。程光炜在研究王安忆的小说时，提到了在文学批评中如何处理与文学史的关系：“重读她的小说，更要重读文学史，读它们之间的联系，也读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差异。”[27] 在辩证思维的指导下，程光炜始终对文学是一种“历史的同情和理解”态度，他没有因为“重写文学史”研究范式中的问题而把它斥为“终结论”，反而提出：“没有对自己学科的‘本质化’想象，就不可能完成对自己学科的‘历史化’工作”[28]。 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是当代文学学科的一座高峰，但是程光炜绝不是“高处不胜寒”，他仍然要处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中批评“历史化”思潮及其文学研究实践面临着历史的碎片化及“文本”和“文学性”被湮没的难题[29]。这个问题是客观的，表现了张清华与程光炜文学观的差异，也触及到了程光炜主导和实践的“历史化”研究的部分疑难，在我看来，还有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个困惑的问题在于文学史研究的“政治性”，“历史化”追求科学化与知识化，这种纯粹的学术化研究很可能远离公共空间、走进学术的象牙塔，很难对文学现象进行批判，也很难为未来的文学发展提供启示；另一方面在于，文学史研究不能只是求得历史的真实状况；实际上，程光炜注意到了“历史研究回答当今的问题”，然而关键在于“历史化”如何解答当今的问题。陶东风在《重建政治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中认为文艺学的自主性和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点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并且提出：“西方当代诸多类型的文艺学知识都是非常政治化的”[30]。如果陶东风的观点成立，那么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平衡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从而摆脱“为学术而学术”、“为真实而真实”的质疑。第二个困惑的问题在于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与“历史感”的关系，程光炜认为文学史研究具有“当代性”，也应该具有“历史感”，但是程光炜也许应该考虑“当代性”与“历史感”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直截了当地在历史观点与当代观点之间作出取舍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防止虚假的相对主义又防止虚假的绝对主义。……相对主义把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篇断简，而大部分的绝对主义论调，不是仅仅趋奉即将消逝的当代风尚，就是设定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31]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其实是“本质化”的，但是他们的文学史理论对“历史化”无疑是批判的，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也许应该考虑他们的警示。第三个困惑的问题是文学史研究的“自反性”，程光炜具有自反性的学术品格是毫无疑问的，他清醒地看到了“历史化”本身的限度；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的文学史理论是否具有自反性，他的理论与实践是否实现了自我批判以及批判了他的理论来源。程光炜的文学史概念强调文学史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个概念很可能忽视了文学发展的独立性及其规律性以及作家的主体性；“历史化”理论（包括福柯、杰姆逊、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在文学史研究中已经相当盛行，但是“历史化”理论绝不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更不能成为亘古不变的教条。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批评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理论存在“述行矛盾”，他说：“‘永远历史化’是一个拒绝相对化的绝对命令，一个拒绝语境化的无语境要求，一个拒绝变化的永恒真理”[32]，特里·伊格尔顿对杰姆逊的批判应该引起文学史研究的警醒。总之，程光炜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部分质疑并不能掩盖他取得的卓越成就，也许能促进他向新的高峰攀登。 参考文献：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42页，刘象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2]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3] 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20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4] 杨义：《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载《晨窗剪霞：杨义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5]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第3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第2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9] 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10]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记》，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11] 杨庆祥：《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 [12]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13] 刘复生：《启蒙文学史观的合法性及其限度》，《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14] 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15]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16] 张涛：《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7]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期 [18] 程光炜：《八十年代文学与人大课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9] 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20] 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1] 程光炜：《重评“伤痕文学”》，《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22]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23] 程光炜：《主持人语》，《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24] 杨晓帆，虞金星：《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25] 杨义：《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载《晨窗剪霞：杨义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26]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第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7]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28]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29]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30]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第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1]［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第42页，刘象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32]［英］特里·伊格尔顿：《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许娇娜译，《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