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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场文化革命，伯明翰学派给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伯明翰学派不会永远地活跃于学术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它已经成为我们透视社会，批判社会，针砭时弊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CCCS被校方关闭，这不仅仅是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伯明翰研究中心体制化历史的终结，是否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学术意义和影响力的气数殆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此以后，尽管伯明翰研究中心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但是伯明翰中心的遗产，伯明翰学派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还会持续不断地给整个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成就从先前的英伦半岛，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从西方世界迅速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这些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对文学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伯明翰学派的思想，文化研究的无限魅力正在形成新一轮学科资源的整合，学术研究的创新。在这场极富影响力的文化革命中，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霍尔是其卓越的领航人以及思想的开拓者，他为伯明翰研究中心成为极富影响力的学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这样说，英国文化研究能最终蔚然成为一重大的思想学术流派和研究领域，应该归功于霍尔卓越的组织领导和思想等才能。伊格尔顿曾这样评价霍尔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自然会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1](P. 3)“如果有哪一单个的人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特别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最相等同，那么这个人就是斯图亚特·霍尔。”[2](P. 82)戴维斯认为，“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3](P. 1)。姆乐亨曾评论到，“没有霍加特就没有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然而，中心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人，为成就中心的个性付出最多的人却是霍加特的继任者斯图亚特·霍尔。”[4](P. 98)这些都是对霍尔为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研究做出贡献的肯定和褒奖。纵观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发现，霍尔个人的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进史，霍尔可谓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毋庸置疑的是，霍尔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如果我们把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看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霍尔当之无愧地成为伯明翰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 一、霍尔文化理论的特征 斯图亚特·霍尔(1932-)，出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从195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以来，霍尔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他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集合CCCS学者的智慧，积极倡导并践行文化研究的集体写作的模式，结出了重要的硕果。其中霍尔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著作有《通俗艺术》(1964)和《控制危机》(1978)两部，合编有《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以下简称为《通过仪式反抗》) (1976)、《论意识形态》(1978)、《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等六部，霍尔的个人论文集《通向艰难的复兴之路》(1988)一部。霍尔的学术论文几百篇，主要收集在《新左派评论》、《大学与左派评论》、《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大众传播与社会》、《银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日马克思》等刊物上。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如像电影、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等。霍尔在世界范围内学术演讲百余次，接受采访十多次。霍尔著述颇丰，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经典著述中的经典，被收入各种文集中，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性的学者广泛的关切，并引发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对当下世界性的文化研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倾注了霍尔40多年的心血。霍尔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向纵深发展做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他不愧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的过程中，他的文化理论思想体现出诸多的特征，为我们思考其思想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一，研究中的跨学科意识。学文学出身的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践行，借鉴了若干学科的理论资源：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身份政治学、以及传播学等等，为伯明翰学派思想中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霍尔还不断地从社会、文化运动、艺术实验室、政治运动和社区工作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料，丰富其文化理论的文化内涵。 第二，族裔散居文化理论视角。这是伯明翰学派的前辈霍加特、威廉斯以及汤普森等人与生俱来就缺少的视角点，霍尔把“英国性”从狭隘的认知中解放出来，对族裔散居、差异性、后殖民、身份和族性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研究中所持有的不同的底色和价值取向。 第三，创作上的集体意识。霍尔与伯明翰学派奠基人不同的是，他的声望不是来自于他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交织在持续不断的热烈论争之间的文章、文集序言、杂志、游学的讲稿以及会议的发言稿等等。他开创了伯明翰学派“集体创作”的先河，为集体思考英国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约翰·道克尔曾指出，“霍尔是伯明翰70年代的顶尖人物，他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争论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发现这类文章鼓舞人心，富有挑战性，在多姿多彩的伯明翰著述中，是我们的阅读首选。”[5](P.36) 第四，学术开放性。霍尔经常在英国BBC电台主持一些有关加勒比海相关话题的节目，引起各路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正如费斯克所言，“假如我们概括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那就是开放。”[6](P. 212)在霍尔看来， CCCS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他和研究生们一起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实践着文化研究的宗旨。 第五，学术研究中的政治介入性。霍尔关切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把学院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接合起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把意识形态从经济基础中成功地解放出来，突出文化等要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言，“尽管霍尔希望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能够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但他同样也记得必须坚持其知识分子工作的地位：‘我们在中心内部所做的——个体地或者集体地——是观念(方面的工作)，这些观念是与政治相关的。”[7](P. 93) 第六，人才培养意识。CCCS特色之一是它主要从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霍尔在中心的15年多时间见证了中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形成为后来被学者所称作的伯明翰帮(Birminghammafia)①。他们正在成为继霍尔之后，把伯明翰学派思想和霍尔思想发扬光大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本身也构成为整个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霍尔文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就英国的政治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严重滞后，这是英国社会中的文化与学术传统决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语境中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异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一部分“新左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者，立足于英国的社会现实，对以前苏联和英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深刻地反思了英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中肯的批判和修正。霍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并为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层意义上讲，霍尔他自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讲，在霍尔40多年的学术事业追求中，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伴，亲自实践并践行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断对话，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英国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霍尔曾指出，“对我这样具有反帝国、左翼背景、出身于牙买加迈向独立之际、年轻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我追求和看齐的方向。”[8](P. 159)霍尔正是从“新左派”介入对文化研究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与此同时，霍尔坚决否认他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并不像某些其他的学者一旦投身马克思阵营，就丧失原有的信念，彻底改变自己。他也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还原论”等等。他也坚决抵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他一直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折衷和异议的关系。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我关系密切，重要非凡，也是我不断斗争，努力挑战的对象。”[8](P. 162)在霍尔看来，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麻烦、一种危险，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P. 264) 霍尔始终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高度清晰的认识，他结合英国社会的现实，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寻找适合建构他文化理论的资源。所幸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集大成者的葛兰西及其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为霍尔思考和批判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因为它也极力反对“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最终时刻的经济层面”去思考多元决定论，思考更多元的、更民主的、更具文化反思性的权力的概念。霍尔正是看到了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文化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结合他对70至80年代英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现实问题，从“文化霸权”与“接合理论”角度全面剖析并批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必然对应论”与“必然非对应论”，提出“非必然对应论”概念，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体现，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时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时刻、研究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刻。这些时刻伴随着英国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语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更替。由此可见，这种“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突出霍尔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同时也突显出某种渴求，希望保持与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思想和准则的忠诚，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这种批判和对话为霍尔思考和透视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提供了话语空间。所以，霍尔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以及“接合理论”均体现为“不作保证”，这些成就了霍尔“后马克思主义”和“不作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美名。 葛兰西和萨义德都曾指出，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也是具有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还是全心身投入对社会的“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10](P. 25)霍尔正是这类有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亲身实践的践行者。他自从介入英国学术界的公共空间以来，他以其独特的“独立左派”和“族裔散居”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断撰文、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发表演说、接受采访，关切并介入所有问题，承载着有机知识分子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实践着“个人就是政治”的文化批判。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透视社会、批判社会，并把理论有机地用于社会实践，使学术理论政治化、文化研究政治化。霍尔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文化政治”问题是霍尔关切、思考和实践的关键所在，用文化(表意实践)去诠释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霍尔彰显文化政治中的“表征的政治”、“差异的政治”、“认同的政治”以及“接合的政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霍尔文化理论的谱系学中不断地渗透着伯明翰学派一以贯之坚持和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与权力、文化与霸权、表征与话语权、霸权与反霸权、表征与反表征、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如何在不同的实践和语境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霍尔坚持认为，“文化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11](P. 289)。这是他对文化研究发出的强有力的宣言。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拷问，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化与批评性对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曾强力批判霍尔等人的研究，认为文学出身的人介入“社会”研究，缺乏认识论和哲学基础、缺乏精准的理论概念、缺乏研究的批判性、缺乏理论分析和阐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不是问题，反而体现出霍尔的优势，他摆脱了严格的学科分类界限的束缚，把不同的学科整合在一起，实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合，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介入对社会问题的民族志研究，以批判的眼光挪用为不同语境所用的理论，实现社会批评的“理论化”的目的。霍尔曾指出，他对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比较关注如何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就是“运用理论”。这表明霍尔在研究理论时，采取开放的姿态，及时调整自己的反思情绪，整合不同的理论体系，他并不关切理论本身的归纳和推理，而是用理论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分析问题过程中的理论化，突出理论化的过程性、实践性与语境化。就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化而言，如果把文化研究陈封在学院的系所、现存知识部门或学科的基础上，文化研究就会成为一种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生产，不再具有批判和解构力量，这是极为可悲的。所以，霍尔对理论概念认识的独到见解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研究应该是一项开放性的理论工程，坚持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解构性，采用反思、反省、拷问等方式，不断地解构自己，在文化研究理论化的发展方向中，方可保持其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所以在霍尔看来，理论只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work for you)，它就完成了理论的使命。也就是说，理论要放置在具体语境中，实践并“运用理论”，这种认识对我们当下从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要从现实的语境中提取问题，挪用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理论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的语境中，需要以问题为思考点和切入点，理论最终是为理解和解决问题而用的。这实际上是理论的本土化的问题，也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化、实践化、语境化以及特定性的问题，其中问题的理论化与语境化的“接合”与“遇合”是拷问的关键点。理论的理论化与理论的语境化都是极为复杂的总体性问题，是接合的统一体和差异的统一体，所以在这层意义上讲，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研究霍尔的文化理论思想，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些理论问题用于认识和反思我们自身现实语境与文化语境的各种问题，结合中国现实语境，深刻反思中国文化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的新文化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研究的中国化，实现霍尔文化理论研究的中国化。 正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介入主义”的政治策略、“个人就是政治”的文化宣言、“文化政治”的批判精神以及文化研究的“理论化”价值取向伴随着霍尔度过了学术研究的近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过程中，以“新左派”为介入文化研究的政治和现实语境，以其特有的文化身份背景、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其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其独具匠心的集体创作的书写模式、以其敏锐的眼光批判现实，充分阐释了文化研究的史前史和文化研究的演进史，并洞察到文化研究的发展走向，为我们思考英国文化研究和霍尔的文化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霍尔正是利用了他学文学的学科优势，把西方各种理论汇聚旗下，充分吸收并批判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康、拉克劳与墨菲、福柯、巴赫金、巴巴、萨义德、法农、普兰查斯、安德森、德里达等人的文化理论思想，把“文化”看成是争夺权力的一种过程，把“意义”看成是一种实现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斗争的场域，把“身份”看成是一种实现话语权力的策略。透视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后，我认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和修正的结果，是他充分借鉴各种理论使其理论化的结果，也是他对文化研究政治学认识的结果，还是他对英国现实语境深刻分析、剖析并反思的结果，从而实现了他文化理论建构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政治意义、批判意义以及现实意义。这对我们研究霍尔，研究伯明翰学派，以及中国当下的文化研究具有独特而深远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包括菲尔·科恩(PhilCohen)，托尼·杰斐逊( Tony Jefferson)，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大卫·莫利(David Morley)与保罗·吉洛伊(Paul Gilroy)等世界知名学者，他们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新一轮的代表性人物。 参考文献： [1]Terry Eagleton， The Hippest [J]. London Review ofBooks，1996. [2]Chris Barker，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M]·London： Sage， 2004. [3]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M]. London： Sage.2004. [4]Francis Mulhern， Culture/Meta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5]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A] //大众文化研究[C].上海三联书店. 2001. [6]John Fiske. Open the Way： Some Remarks on the Fertility of Stuart Halls' Contribution to Critical Theory[J].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6. [7]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8]陈光兴、Stuart Hall.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M].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9]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J].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6. [10]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三联书店， 2002. [11]Stuart Hall. Subject in History： Making Diasporic Identities[ J].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 New York/ London： Pantheon Books. 1997.收稿日期： 2008-03-12 责任编辑 陈灿平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