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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找资料，一下看到纸色已经泛黄的一摞《银杏》诗报。于是，如遇故人，急忙翻阅。那些日子，那些事情，便忽又复活。我想，这也是重庆诗歌历史的一页，如果我不写出来，怕是会永远埋没了。受责任感的驱使，我坐到了电脑桌前。 一 重庆诗歌研究会 1986年，我调任江北区文化局副局长（一年后，由区人大正式任命为局长）。这年秋天，由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倡导，成立了跨区的重庆香国诗书画会，全市许多诗书画名家都应邀加入，经常开展笔会、展览等活动。由于那个“诗”字只包括传统诗词，颇觉遗憾。但是我受到启发，便利用工作之便，经过一番联络，也把市里一些新诗界的朋友们组织起来，仿照“香国”组建了同样是跨区的重庆诗歌研究会，开展一些活动。一年以后，亦即1987年，这个研究会与“香国”同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新成立的江北区文联。1989年10月，由重庆诗歌研究会创办了《银杏》诗刊。这是一张四开8-12版的小报，在当时也够“奢侈”了。也许这是新时期以来重庆出现的第一张民间的诗报吧。而这个研究会恐怕算是1949年以后最早的诗歌组织吧？稳妥起见，加上“之一”好了。 《银杏》第一期（1989年10月）刊登的研究会组织机构和成员名单如下： 顾 问 方 敬 沙 鸥 理事长 林 彦 副理事长 邹雨林 杜承南 马立鞭 万龙生 秘书长 万龙生（兼） 副秘书长 冉 庄 关世才 黄湘雄 雷宗荣 会 员（以上略）王光池 王致铨 刘祖益 江 日 张修文 陈淑宽 何吉明 赵发魁 彭斯远 郭久麟 曹 开 周冠群 董味甘 杜 虹 董世琳 朱一平 李仁红 黄世惠 邓芝兰 李元胜 翟鹏举 魏良才 李树模 帅希倩 周邦宁 安西蜀 何夕报 陈天祥 杨 萍 王曼琳 蒋人初 王泽中 熊雅柳 李华飞 姚益强 张庆豹 刘泽安 李 茜 何国利 周纪文 郑远彬 甘健安 陈显福 许文兰 敖学周 王耀强 罗 九 重大蓝星诗社 以上共60人，团体会员一个。 《银杏》为半年刊，1990年上半年出版的第二期又公布了一批新会员名单，一共9位：罗 泅 黄竹英 陈德斌 吴凤楼 徐西东 刘世福 刘 友 师运山 袁心贵 到第三期（1990年10月）又增加了一个5人名单，称为“补遗”： 王端诚 刘江生 薛继洲 胡天寿 唐晓林 这样，重庆诗歌研究会的成员实际上就是74人。这些当年的诗人，大部分我都认识，也有些因为时过境迁，早已失去联系。据我所知，已经离开人世的有两位顾问，鼎鼎大名的老诗人方敬、沙鸥，以及冉庄、刘祖益、江日（郑洪模）、陈淑宽、魏良才、帅希倩、熊雅柳、李华飞、罗泅、唐晓林。让我为这12位仙逝的诗人点燃一炷心香，祝他们诗魂无忧，在天国自由飞翔吧。 二、成员述略 重庆诗歌研究会74位成员，在当时肯定不能囊括整个重庆新诗界的力量，比如梁上泉、陆棨、邹绛、吕进、杨山、余薇野、张继楼、野谷以及已经成名的傅天琳、李钢就不在其中。但是其代表性还是较强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这支队伍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两位顾问方敬、沙鸥声名赫赫自不待言，就是林彦，还有罗泅，也是1940年代的老资格了。更有李华飞，饱经患难的巴县籍身居成都的老诗人，竟也乐于加入我们的阵营。姚益强是老干部离休后从文而成绩斐然者。至于中青年，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提那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李元胜吧，如今已经是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了。 这支队伍是专业与各行各业的业余诗人相结合的：有大学教授，群众文化工作者，编辑（张修文为雁翼、梁上泉出版过早期诗集），军旅诗人（关世才、师运山），教师，职工，等等。 就诗歌业务而言，这支队伍也算得全面：创作，理论，翻译，都不乏高手。创作部分，固以新诗为主，也有歌诗诗人（如王光池、王致铨），诗词家（如董味甘教授）。他们大多是真正热爱诗歌的，健在者不少至今不离诗国，且各有成就。举例说，86岁高龄的董味甘教授就仍然记忆力超强，才思敏捷，不辍咏事，去年曾与我们一道赴台湾访问、交流呢。就是这支队伍，撑持着《银杏》，使其办出了水平，办出了影响，其生命虽短，至今犹有史料的价值（下文详述）。 已经辞世的诗友，我特别怀念帅希倩和熊雅柳。就稍稍多费一点笔墨吧。 我曾专文悼念帅希倩。他古典文学修养很高，对于文字可谓驾轻就熟。正气凛然，特别擅长讽刺诗；童心犹在，故尔亦好儿童诗。此君嗜酒如命，又好诗如酒，为人坦荡，心无芥蒂，为我今生难忘之至交也。 熊雅柳是一位才高而命苦的女诗人，温文尔雅，兰心蕙质，其小诗深得业界赞赏。眼见其生活得现曙光，却又陡生变故，一时难以排解，竟至轻生，成为诗友心中之大恸！算来此为上个世纪末之往事了，思之仍难免神伤（1）。 想当年我也算年富力强吧，倏忽间20余年逝矣！我亦步入老境，能不慨叹乎！ 三、诗研会的一项工作：出版《银杏诗丛》 重庆诗歌研究会成立后，记得借江北区文化局和重大的地盘儿开过会，其他就没有什么活动了。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银杏》诗报，于1989年10月-1991年7月一共出版了4期。记不得这刊名是谁的主意了。各期诗报出版以后，不但散发给会员，还寄给外地有联系的诗人，所以后来也收到一些外稿，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诗报，后文详述。本节主要介绍以研究会名义出版的《银杏诗丛》。据第一期诗报发布的消息，第一辑一共6本，分别是： 邹雨林：《白发和绿叶》 江 日：《无花果》 蒋人初：《微型诗集》 李华飞：《一株海草》 熊雅柳：《柳叶的沉思》 周纪文 郑远彬 甘健安：《闲吟三叠》 既然标明“第一辑”，那就意味着还有继续编辑出版的计划，但是现在回忆，并没有后继之举。这几本诗集，倒是大部分见过，却不大好找了。都有定价，但是出版单位也记不起了。估计是“内部”出版吧。因为下面又特地为林彦的《窗口》和冉庄的《山河恋》做了广告，说明是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重庆是公认的“微型诗”发祥地，而谁是最早的“发明人”后来有过争议。而蒋人初当是最早的提倡者人选之一。这个消息倒是提供了一个物证：至迟在1989年10月，他就采用了“微型诗”的概念。此外，熊雅柳也是以微型诗见长，她的那本《柳叶的沉思》正是微型诗的结集。江日是重要的儿童诗人，不知道《无花果》是不是儿童诗。邹雨林和李华飞的肯定是抒情诗，但是印象已经不深了。 只有《闲吟三叠》因为由我做了一篇长序，收入了我的《诗路之思》，倒是可以一谈。 周纪文、郑远彬、甘健安三位诗人都是我的好友，写诗都是凭着兴趣，所以称为“闲吟”。我在序文就此着重指出，这些“出自倾吐积愫的需要”，槪以本来面目出现而并非一意谋求发表的作品，在当时特别“显得宝贵”。顾此言彼，旁敲侧击，我也对当时种种旗号“在诗坛上空狂飘乱舞”，“分行天书”大行其时的现象表示了不满。 因为是友情的一种“集合”，所以作品的入选皆取决于各人的写作习性，其形式显得芜杂：周是新诗、散文诗，郑是新诗与诗词，而甘则纯是诗词。 我在该文最后说是在酷暑中“赤膊短裤，以汗为墨，写下这篇文字”，后来他们几位颇为感动。还有一段后话呢：著名书法家、诗词家魏宇平先生在得到赠书后，曾经写了三幅对联分别答谢作者，请我转交，结果却被我闲置，多年以后，才交到他们手中，那时已成遗墨了。 四、《银杏》诗报：诗研会的主要成果（一） 《银杏》每一期刊头下都印着负责人名单： 主编 林 彦 邹雨林 编委 马立鞭 万龙生 何国利 邹雨林 林 彦 实际上，编委就是研究会正副理事长，而何国利当时是江北区文联的专职干部，把他列入，当是为了便于工作。 《银杏》诗报一共出版四期： 第一期 1989年10月出刊，刊头标明“特大号”，重庆诗歌研究会主办。本期共12版，小五号字排印，各版下方列出本版作品中的警句，11版则明确1-4版、5-8版、9-12版的发稿编辑、版面设计和校对分别为邹雨林、张庆豹、陈显涪。12版下方则标示：本会会址设于江北区文化局内，本报由四川省委二党校印刷厂印刷，工本费8角。 第二期 出版时间为1990年5月；报头除列出主办单位和五人编委名单外，标明执行编辑为何国利，组版编辑为张庆豹。各版下方不再印出要目，而是各自选印有关诗歌的名言二条。如“艺术的空白是对读者心智的尊重”（2版），“诗歌妙处，只可意会，无法言传”（3版），均未注明出处。8版下方则增加了准印证号：重庆市报刊临时准印证89139号，说明是一创刊就办理了准印手续。 第三期 出版时间为1990年10月，刊头标明执行编辑为万龙生，组版编辑为张庆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期刊头题字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记得是我写信约请的，他欣然同意，很快寄来了样字。可惜不知珍惜，原件已经散失不存。栏目纂刻、题字则是会员郑远彬，他也是书画家。当然，这些都是义务。从本期起，版面下方不再有什么文字。 第四期 1991年7月出版，乃是终刊号，“天鹅的绝唱”。这时我已经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再也无力维持她的生命。从此，诗研会也寿终正寝，不宣而散。本期的执行编委是马立鞭，组版编辑还是张庆豹。而这期的刊头题字又换成了臧克家先生，也是我去信约请的，很快就寄来二式供选。大概没有意识到终刊的结局，所以也就没有《终刊词》之类。好在此前出版了3期，已经有了反响，乃于第8版以《八面来风》为题集中刊登了一些外地诗家的“表扬稿”（详后），也算一个上佳的总结。 就这样，《银杏》存活了两年，就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这电脑桌前，才来为她唱这曲挽歌。 五、《银杏》诗报（二） 诗报从一期起就设立了若干栏目，不定期轮换出现。其中大的版块有：《创作之页》，《创作与评论》，《山城词家》，《重庆诗人》，《现代诗·探索诗》，《女作者专页》，《我的诗观我的诗》，《散文诗之窗》，《理论之页》（《论坛》）等；小的栏目则有《神州大地》（山水诗），《诗品》（诗话式短论），《人生咏叹》，《吟笺》（诗词），《信息窗》，《情海一勺》（爱情诗），《客座》（非会员作品）等等。 仅从这些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当时的办刊方针体现了以下的指导思想：创作与理论相结合；注意题材的多样性，如山水诗、爱情诗、哲理诗、儿童诗都有其用武之地；作者既要有广泛性，也得考虑重点（《我的诗观我的诗》是成组推出）；既以发表会员作品为主，也顾及会外诗友（《客座》）；既尊重诗歌的传统，也不排斥探索创新，不拒绝现代性。 具体到所发作品，则可以看出我们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多样性。这表现在： 把歌词、散文诗都包括进来，特辟栏目，而且重点推出了后来以“二王”著称的重庆歌词名家王光池、王致铨。 注意到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集中刊发了《江日儿童诗选》，并随后发表了著名儿童诗人张继楼的对此的评论《耐得寂寞》。 注意到诗词的复兴趋势，开辟了诗词园地《吟笺》，多次发稿。 又以《怪味豆》命名讽刺诗栏目，已故诗人帅希倩针砭时弊的作品《芟蒿集》等就在这里落户。 重庆是公认的微型诗（规定每首在3行以内）发源地，应该说《银杏》就是她的一个源头：曾在第一期第二版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熊雅柳的微型诗32首，第四期又发表她的《柳絮集》一组以及著名诗人方敬为她的微型诗集《柳叶的沉思》所作的序言、王尔碑为她所写的评论《致雅柳》，还发表了微型诗倡导者之一的蒋人初的《微型诗20首》。这些无疑为微型诗的推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时《银杏》对现代格律诗青眼以顾，分别发表了《邹绛现代格律诗四首》、《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王端诚现代格律诗试作》（2）和薛继洲、邹雨林等具有明显格律倾向的作品，成为当时一个国内少有的现代格律诗园地。邹绛先生是推动新时期现代格律诗再起（3）的一个重要诗人，曾经编选《中国现代格律诗选》（4），可惜于1996年不幸逝世。新世纪之初，我与王端诚凭借网络平台，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友创建了“东方诗风”论坛和同名纸刊，继续从事格律体新诗（这是如今采用的新概念，因为“现代格律诗”在诗词复兴的态势下容易引起误解）的研究与创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5），这与当时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还有，当时我已经从事十四行诗的尝试，在第四期发表了一组“试吟”，并在“诗观”的表述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诗之格律美”的主张和对外来格律形式移植的兴趣。我还与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取得了联系，首次发表了他的十四行诗创作《小雁塔》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此前，外界还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如今，鉴于移植的成功，我们已经把十四行诗纳入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了。 《银杏》为一大批诗人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有的老诗人如今还在与诗同行，如评论家马立鞭，翻译家杜承南，诗人师运山、姚益强、关岛（关世才）、邹雨林等，有的已经远行，却在这里留下了辛勤笔耕的成果，成为珍贵的纪念。如魏良才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里面世的。 特别要提到我们的两位顾问，都曾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沙鸥先生，这位早年以方言诗登上诗坛，后来担任过《诗刊》编委的老诗人，在这里发表了不少诗作，计有组诗《寄远方》、《给你》（占去大半版，剩下的篇幅则全部给了他夫人邓芝兰的《女教师日记》，这该算诗坛佳话了），以及应约特为邹雨林十行抒情诗选《暖暖的海南风》撰写的评论《重要的是发现自己》（这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富有启发性）和几乎占据整版的长文《小诗的创作》，其诗例几乎全是熊雅柳、蒋人初的作品。当时正处于沙鸥一个新的喷发期，《银杏》很荣幸地成为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 方敬先生是1930年代便已驰骋诗坛，以《雨天的风景》名世。当时他是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也赐予新作《去我之日》（稿末注明写作时间为1985年5月，可谓新鲜出炉），想不到这是一首爱情诗，非常精彩，非常青春，不似老人所为。不妨引用其第四节以见其风趣： 爱情用眼睛和吻说话 是不用破译的密码 没有距离的窃窃私语 厌听长途电话的对答 还有李华飞先生，当年在《星星》诗刊发表的《弹筝的老人》就曾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没想到这时会成为我们的作者。后来才知道他193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9年回国，曾任《春云文艺》、《诗报》、《新蜀报》副刊主编，资格那么老。他在《银杏》两次发表作品：《往事篇》二首（竟也是爱情诗）和《怀一多先生》（外二首）。 作为研究会主办的诗报，我们不忘“研究”本色，经常配合所发重点作品及时给予评论。除已经提到的，还可以列举：王端诚以《动人之心 娱人之情》评论我的长诗《深情怀念的歌》，翟鹏举以“灵趣美”为主旨评论魏良才的作品，余见以《执着而寂寞地走自己的路》为题评论冉庄的诗集《山河恋》，镜之对李元胜诗《他们》的赏析等。同时，还提出一些鲜明的观点。如发表张修文《密切诗与人民的关系》，不惮当时可能遭致“老生常谈”之讥，马立鞭也敢于批评矫枉过正产生的弊端，对于当时过分强调“表现自我”而导致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从理论上予以辨析。马立鞭甚至有一篇《名家败笔举例》，直呼其名，径指其弊。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写作和采用都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的理论文字既不避厚重的长文，也讲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每以“诗话”、“随笔”方式出之。第三期以“北京书简”名义加按语发表了时任《诗刊》副主编的丁国成先生致马立鞭的信，对“诗话”方式给予充分肯定（那时《诗刊》也经常刊登这种短论，马立鞭就是“座上客”）。 六、《银杏》诗报（三） “每期《银杏》出版后，我们都给外地一些知名诗人、评论家寄去，逐渐有了回音，产生反响。他们的好评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检点这四期诗报，第一期在报眼刊登了《编者的话》相当于发刊词；第三期也是在报眼刊登了《编者寄语》，则可视为对前两期的一个小结。前者表现了我们的自信和希望，后者表现了我们的喜悦与感谢。为节省篇幅，就摘其要点好了。 先看《编者的话》。我们把诗刊说成“一个小小的诗园”，把自己比作园丁，在从事诚实而辛勤的劳动，“浇灌出美的花朵”供人欣赏；游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爱好，随意品评，但是希望得到尊重和爱护。并且表示将继续努力，“去培育更加鲜艳的花朵献给我们美丽的山城，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说，这样真诚的态度是“把心交给读者”。 再看一年后的《编者寄语》。这才说到了取名“银杏”的命意是“希望我们的作品像银杏一样富有生命力，不但美丽而且于人有益”。接着谈到前两期产生的影响：“《银杏》前两期出版以后，颇受市内外诗歌界注目，一些知名诗人、诗评家来函表示赞许，直至以其文稿、诗作给予实际支持，故本期特辟‘客座’专栏，以示对贵宾们的感谢、欢迎与尊重。”还谈了增设《信息窗》以符合研究会特点和增设《吟笺》以适应诗词复兴形势的考虑。并谈到“《银杏》已与外地的《山魂》、《美美》、《红土》等兄弟诗刊建立了交流关系”，拟以“撷英小集”名义转载其作品，“略表友好的心意”。还对流沙河先生题写刊头和《华夏诗报》转载我们的作品表示感谢。显然，作为编者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果然，第四期在《八面来风》中刊发了两篇来信全文和8位外地诗人来信摘录。这些应该说都是客观真实的评价，弥足珍贵。 冈夫（1907-1998）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老诗人了，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在得到《银杏》后给我来信，全文如下： 万龙生先生： 前后两次惠寄《银杏》，深感关照。接读之后，觉得持论纯正，作风朴实，栏目活泼多样，有各种风格不同的诗创作，还有诗论、诗赏析、新诗话以至儿童诗等等。新老作家同台献艺献策，兄弟刊物互相交流经验···这样创办下去，无疑会诗运做出可观的贡献。 你的几首大作我都拜读了，尤其是那首《深情怀念的歌》，浓墨重彩，放声高唱，情绪饱满，读来饶有韵味。王端诚君于热情的赏析之余，谈到现代格律诗能否确立的话，在我看，这只是创作实践问题。我自己有过一次实验，早年间也用过这一类似的形式，即长句、多节、又恰为每节十行，当时颇得到称赞，被认为于音乐美绘画美之外还有一种端庄宏伟殿堂式建筑美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探讨是应予热情支持的。并且格律又可创为多种多样，主要在于其能贴近时代与人民，内涵与形式又能相应相符。这样，运用得纯熟了，写的人多了，接受的人也多了，便也就确立了。总之，由于读得喜了，趁着便多赘了几句，就正与你和王君，并祝你们取得更多更进一步的成就！遵嘱附寄拙作数首（6），希于便中不吝指正。 顺祝编创双健！ 冈夫 90年12月5日 这封信很有价值，今后应该成为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文献的。当时冈夫先生已经83岁高龄，还这样热情，对“诗运”这样关心，现在读来都不能不令我心怀敬意。好在这些年来，我和王端诚诗友都在为格律体新诗殚精竭虑，并且这个事业已有所拓展，算是没有辜负老人家当年的的殷切希望，可以告慰先生英灵于九泉了。 还有一封女诗人王尔碑致马立鞭的信也刊登了全文。她生于1926年，1946年开始发表诗作，深受读者喜爱。她又曾长期担任报纸副刊编辑，眼光甚高，对《银杏》也是评价不低，尤其看好诗评，认为“增加了重量并活跃了气氛”。她还提出使形式更加多样化的意见，并提供了评论熊雅柳的文章。 其他8位诗人的来信因为篇幅的考虑，就只能摘编在《诗人寄语》中。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是真诚的，因为素不相识，没有必要吹捧我们。文字照录如下（括号内身份是现在查找后加上的）： 阿红（著名诗人、评论家、编辑家）： 《银杏》很漂亮！很有水平！为朋友们的奉献精神感动！ 杨光治（著名诗歌评论家、编辑家）： 《银杏》收到了。初步浏览了一下，觉得它诗、论并茂，很好。 诗是艰难的事业，但是它与人生息息相关，所以爱诗者大有人在。《银杏》的出版有利于诗坛的繁荣。 祝它长寿！ 郑清为（1934年生，福建省莆田市作协副主席）： 我读过很多民间的诗刊，像贵刊这样的水平，尚属屈指可数。这并非过分的夸赞！我愿做贵刊东海之滨的一个忠实的读者。 晏明（1920年生，著名诗人、编辑家）： 《银杏》以轻武器式的诗刊出现，是很好的。诗刊所发之诗，大部分很有诗味，耐读。 高平（著名诗人，曾任甘肃省作协主席）： 赐寄之《银杏》诗刊已收到并拜读了。我作为一个爱诗的人和在重庆住过多年的人，为山城有这样一个研究会和诗刊而感奋不已；敬爱，自豪，亲切，欣慰之情兼而有之。 古远清（著名诗歌理论家）： 很高兴寄来的诗报。虽不是大报，但是我收到的内部小报中办得质量最高的一种。有理论专版，更属创举。 丁国成（《诗刊》副主编，著名诗评家）： 诗报办得不错，诗文水平都很高。我是诗评编辑，故对评论格外留意。不但对评论重视，。而且大都写得不错。 蔡其矫（著名诗人）： 与其求量，不如求质。质上不如意，就不如不办。《银杏》如果精简些，成为小册，它也许能流行。 综观以上意见，我觉得都是出自诗人们阅读的真实感觉。蔡其矫先生也是在肯定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已。 以上诗人当时从未谋面，而今据知有的已经过世。现在抄录他们的意见，不能不打心眼里感谢他们曾经的鼓励和支持。只是这些意见一刊载面世，《银杏》也就曲终人散，言何“长寿”？只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如今想来，颇觉感伤呢。 抄完这些文字，还有一件“文物”，不能不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免得埋没。这就是流沙河先生的墨宝。 我在约请他题写刊名的同时，也向他约稿。同时在信中谈到了他编选的《余光中一百首》。他以蝇头小楷回信，我们在第三期影印了。这实在是一件书法精品，弥足珍贵：只用了一张稿笺，上部横写，是给我的复信；下部则是竖写，抄录他的《现代庄子》的片段。全文如下： 龙生先生：信悉。蒙青睐港版《余光中一百首》，非常感正忙呀谢。我自去年八月埋头《庄子现代版》书稿以来，等于改了行。目前已完成五分之三，正在日日爬行。约稿恐难应招。说个故事吧。 一只虫正在打洞，愈打愈深。洞外有人呼叫：“虫啊，你出来玩玩吧。”虫说：“我正忙呀。”人说：“出来三分钟也好。”虫说：“洞深，爬出去要三小时，爬回来要六小时。” 流沙河六月十二日，一九九零年 这个故事有意思，以幽默婉拒约稿。但是他却用心题写了刊头，使我们大喜。二十多年过去了，流沙河先生已到了耄耋之年，还记得这小小的插曲吗？ 这稿子够长了，下面的庄子现代篇就不抄了吧。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