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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我两番南下参加会议，随身都带着张鸿声教授主编的《上海文学地图》的打印稿，行色匆匆，也未必翻阅得了几页，但总也像上瘾似的，能看多少算多少。前一次在香港时，鸿声已经来电话催促写序，我漫声应道，快了快了，回去就写； 不料回到上海后又是杂事缠身，暂且放下了。所以这回去香港走澳门一共才四天，在飞机上飞船上都像赶考，一路翻阅，还特意提早一天返回上海，趁着电话铃声还没有响起，我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篇序写出来。 其实，所谓“序”，只是一篇读后感，说说这部书稿勾起我的某些记忆，对书中某些内容略作一点补充和笺注。王国维考据学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的二重互证，我想人的经验在尚未消失之前深藏于脑海深处，如同深埋于地底下，把这些经验写出来也如同出土文物，与书中描写的细节两相对照，以证其说不虚。我生在上海，一生中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离开过这座城市，又因幼时频频搬迁，原来上海行政划为十个区十个县，我倒是居住过其中的五个区，同时还在当时隶属宝山县的复旦大学念书，所以要说居住上海的经验，我还是有一些。 书中所叙述的南京路淮海中路等中心地段，杨浦虹口那些边缘地段，我都是居住过的；上海的各式住房，除特别高级的花园洋房和特别低级的滚地龙之类我没有住过外，一般老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街面房、写字楼、工人新村、现代公寓等等，也都领略过风情，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稿在我读来非常亲切。 先说巴黎大戏院：它坐落在淮海中路成都路口，斜对面弄堂直通渔洋里2号，1920年代中共领袖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这里。戏院两旁是两家食品店，左边一家野孛荠食品店，右边一家是冬夏点心店，做赤豆糕等甜食著名。法租界霞飞路屡屡改名，1950年起改为淮海中路，“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淮海战役”。巴黎大戏院也跟着改为淮海电影院。以戏院为邻的是飞龙大楼，这座大楼后面本来有一个十字型的商场，中间有露天水池，四周是店铺，主要顾客大约是飞龙大楼上居住或办公的外国人。当时的商铺一般都在楼下，楼上可以住人。到了抗战胜利巴黎商场已经改观，变成了居民住宅区，大多数房客都是用金条为“定金”住进来的，一楼一底带厨房卫生间。我在那里住过整整20年，不过那是在“文革”后期，十字街中间的水池早已被填了土成了一个花坛。花坛边还有几株夹竹桃、玉兰树，都长得很高大，大概有几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年年春天都盛开着花朵。书稿里引用施蛰存先生的小说 《在巴黎大戏院》，写一个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与女友坐在戏院里胡思乱想的意识流，顺便写出了这个戏院的空间逼仄和空气混浊。淮海电影院在1970年代还是二等影院，比国泰、大光明要差一些，但也不是最差的戏院，中等居上。施蛰存先生之所以选这个电影院作为小说场景，可能是这地方比较适合于知识男女约会，因为它不是高档奢华的场所，但在市民的眼里又是一个高雅之处，符合小知的身份和情趣，繁华的霞飞路、近旁的巴黎商场和不远的复兴公园（当初大约叫法国公园），也都是闲逛散步的好去处。施先生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文艺表现手法的作家，他写人物偏重心理描写，又是偏重性心理和猥琐心理的描写，这种手法似乎累及了巴黎大戏院。 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要紧的是：巴黎大戏院背后的长乐路上有一条杨家弄，从里面穿过去，在一排石库门中间有一家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人吴朗西先生就住在这幢楼里。当年他办出版社，合伙人是一批大名鼎鼎的作家：总编辑是巴金，还有散文家丽尼、陆蠡等等。抗战爆发，巴金、吴朗西等人都去了内地，上海的大本营让散文家陆蠡镇守。陆蠡新婚燕尔，雄姿英发，与巴金的哥哥李林、科学家朱洗自成一个文人圈子，办杂志、出丛书、搞翻译、写散文，在恶劣环境下保持了一股知识分子的正气。为了更好地促销图书，陆蠡就在附近的巴黎商场里开设一个图书门市部。但是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开进租界，借口出版社有抗日书籍，查封了巴黎商场的书店，还点名要抓出版社负责人。天真的陆蠡仗着精通法语，自己跑到法国巡捕房去讲理，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魔窟里萧然失踪，没有留下任何档案。1980年代我住在那里，80多岁的吴朗西先生来我家做客，站在我家门口，看着当年的门市部旧址，浑身颤抖不已，与我说了这段往事。 第二个例子是想写写闸北的上海民间生活。闸北不是天生的贫民窟和棚户区，那是上海的中国地界，原来也是热闹富庶之处，我听外祖父说，他当时就住在麦根路（现在的火车站南面秣陵路）附近的一幢洋房里，条件相当好。这一带地段因为近火车站，在“一二八”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被炸成废墟，从此才一落千丈，沦为贫民窟。战争爆发以后，难民越来越多，上海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闸北之所以首当其冲，可能是因为离老火车站近，人多且杂，交通便利，才造成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局面。但在战前，那里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就设在闸北宝山路上，对面是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其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善本之众，都是国内一流。当时世界语学会设在宝山路宝光里，轰轰烈烈地推广世界语和人类大同的思想，1929年巴金从法国回来，曾经寄居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包括 《激流》第一部《家》的前半部。1920年代宝山路上还有一个台湾青年会，许多台湾青年从日本或者台湾到上海都曾在那里寄居和聚会。可以想见，战前的闸北，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凝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力量，有多少现代著名知识分子在那一带进进出出，从事着庄严的文化建设工作。战争才毁灭了一切。 这样的书阅读起来真是有趣味，每一章每一节，鸿声教授与他的团队都作了认真的考证，结合文学作品的描写，将历史的上海和文学的上海互为见证。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访问，有朋友计划带我去海边旅游，特意给我看一张东京周围文学地图，上面标出许多著名作家的足迹所至之处，令人向往。只可惜那次旅行刚刚出发就遇到意外，又折回了东京，成了一个美丽的梦。现在读这本 《上海文学地图》才突然发现，其实文学的旅游之梦就近在身边，只要迈开双脚，放开想象，真是处处有奇想中的瑰宝。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7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