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说“格律体新诗”。“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方面的体现，就是打破传统的诗词曲格律，以白话口语为载体，写不讲任何规则的自由诗，称之为“新诗”。但是几乎从新诗白话诞生开始，就有诗人尝试建立现代汉语诗歌的格律，这种努力持续至今。
    

朱自清在总结第一个十年新诗历史的时候，就将其划分为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三派。其中的“格律诗”是以新月派为代表的，却没有为她命名。直到1950年代，何其芳力倡新诗格律建设，才将其命名为“现代格律诗”，以区别于诗词曲等传统的古典格律诗。遗憾的是，何其芳的努力因为触犯“新民歌”而受挫。到了1980年代，出现了两种显著的诗文化现象，即传统诗词的复兴和现代格律诗的再起。这样一来，“现代格律诗”的概念就难免与当代诗词混淆。因为当代诗词也具有“现代（的）格律诗”身份。有鉴于此，2005年，“东方诗风”论坛部分成员在合肥聚会的时候，就提出以“格律体新诗”取代“现代格律诗”，使其成为一种与当代诗词和自由诗并存不悖的一种诗体。一方面这一概念准确、科学，符合逻辑，一方面经过艰苦努力，格律体新诗自身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格律体新诗”概念逐渐为业界所认可，普遍得到了采用。本文就将各个不同阶段有一定格律规范的新诗作品统称格律体新诗。
    

二
    

再谈格律体新诗与重庆的关系吧。新月派的要员陈梦家于1931年编选出版了《新月诗选》，是研究新月派及格律体新诗的必备书。书中选入的18位诗人也就被视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其中有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朱大楠，据考就是重庆巴县人，1920年代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附中，酷爱文学，与同班的李健吾、蹇先艾创办了一个小的文艺团体———曦社，并出版不定期的文学刊物《爝火》，刊名是朱大楠取的，用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之意，由学贯中外的学者梁启超题写刊名。他们曾邀请鲁迅、徐志摩等名家到学校作演讲，朱大楠后来深受徐志摩影响，在《晨报·副镌》发表诗作，成为新月派一员。
    

在蓝棣之编选的《新月派诗选》中，朱大楠入选的作品有《大风歌》《时间的辩白》《风雨声中的梦》《落日颂》等十余首。
    出生于万州的当代重要诗人何其芳年轻时受新月派、现代派影响，后来成为杰出的文学理论家。1950年代，他倡导现代格律诗，在整个中国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虽然遭到了人为的打压，以致封杀，但是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如今。最为可贵的是，当他的理论因非诗因素而遭到批判的时候，他并未屈服，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据理力争，并贯彻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直到晚年还通过德国诗歌的翻译进行探索。在建立格律体新诗的进程中，他是遥承闻一多的第二位领军人物。
    三
    1978年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以此为契机，格律体新诗的再起成为新时期一个显著的诗文化现象。与前述二位重庆籍诗人在外地从事建立新诗格律的创造性工作不同，重庆本土诗人和理论家（包括出生于外地后来长期在重庆工作的）表现不俗，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律体新诗是邹绛先生的诗歌活动的核心，也是他独特的价值所在。除了他自己的创作、翻译成就，研究成果更是重中之重。而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则是他造福业界，泽被后世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何其芳之前，还没有“现代格律诗”的命名；而选本则只有陈梦家编选的流派性《新月诗选》。这一诗体的作品首次整体集合，闪亮登场，其意义当然不可低估。
    这项填补空白的工程，其意义具体而言，首先这是几乎从新诗诞生以来就出现于中国诗坛的格律体新诗成就的一个总的检阅，其面貌的一次全面展示，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勾勒；其次是对于中国新时期格律体新诗的再起给予有力的推动；再次，是对不了解格律体新诗者提供了感性认识的对象，而对于有意学习格律体新诗的诗爱者则提供了入门的钥匙。此书的长篇代序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诗学论文，在格律体新诗研究领域里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分类的概念，并且入选诗篇正是照此分为五类编排。这是对格律体新诗认识的深化，细化，开创之功，有也指示了创作的途径，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据我所知，入选的重庆诗人（含外地重庆籍）竟达26人之多，我也得以忝列其中。他们之中何其芳和邹绛自己是自觉遵从已有的格律规范进行创作自不待言；他如梁上泉、陆棨、雁翼、张天绶、邹雨林等则具有明显的格律倾向；其他诗人的入选作品即便不一定是主观有意遵照一定的格律规范写成的，但是至少客观上符合这种要求，说明了这些题材本身的表达有一定的格律需求，才会产生这种作品。
    四
    1986年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海内外华文诗学界公认的中国新诗研究的重要中心，在诗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所所长吕进和建所元老邹绛十分重视格律体新诗的研究，开设了有关课程，出版的所刊《中外诗歌研究》，发表研究新诗格律的论文(我的《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文就是该刊发表的)。这对于普及新诗格律知识，推进新诗格律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
    1989年10月，由重庆诗歌研究会创办了《银杏》诗刊。这是一张四开8-12版的小报，主编林彦、邹雨林，编委马立鞭、万龙生、何国利、邹雨林、林彦。该报为半年刊，从1989年10月——1991年7月，一共出版四期。值得称道的是，那时《银杏》对现代格律诗青眼以顾，公开打出了“现代格律诗”旗号，成为当时一个国内少有的格律体新诗园地。其间发表了邹绛、万龙生、王端诚的格律体新诗组诗。王端诚发表了评论万龙生抒情长诗《深情怀念的歌》的文章，著名诗人冰夫来信盛赞此诗，并对格律体新诗表示支持。
    比较文学专家、该所陈本益教授参照古今中外诗歌节奏的异同，写出《汉语诗歌的节奏》一书，1994年在台湾文津书店出版。这是第一本为探索新诗格律节奏规律而写的专著，对音顿问题的研究颇为透彻，是对新诗格律理论的重大贡献。
    我长期以来就膺服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默默地孤独地进行格律体新诗的思考与创作。在邹绛先生“五分法”基础上进行整合，于1990年代提出了以“三分法”为核心的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操作性”理论，1997年出版了格律体新诗理论著作《诗路之思》，并于2000年出版了《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一书，将全部作品按照“三分法”分类编排，成为第一个分类编排的格律体新诗个人诗集，出版后颇受好评。
    1999年，由吕进、毛翰主编，精装3卷本《新中国50年诗选》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选记载了中国诗歌50年的足迹。本书把格律体新诗纳入视野，设立了“现代格律诗”分篇，从而肯定了20世纪下半叶格律体新诗在中国诗坛的存在，肯定了格律诗人们的创作实绩，这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2004年，吕进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六章为《邹绛 陆棨 万龙生与现代格律诗》，把格律体新诗纳入了重庆的诗歌版图，对三位代表性诗人做了“史”的定位。
    五
    2004年10月，在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召开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骆寒超以宝贵的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率先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一时石破天惊，引起极大反响。吕进的《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一文对此作了言简意赅的阐释：科学地总结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经验和考察新诗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诗学正面临三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面临二次革命，以迎接新的复兴。三大前沿问题就是二次革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新诗的兴衰。“二次革命”正是为了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以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而在诗体重建中则提出了建立格律体新诗、改善自由诗、增多诗体三大任务。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建立格律体新诗。此后，一连举行了两届这样的国际论坛，都是以“二次革命”为重点的。我就在在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作了关于格律体新诗的主题发言，题为《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性复兴》，此文在《中国诗歌》第20期全文发表。
    

作为诗歌理论界“上园派”领军人物的吕进，对于作为“二次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格律体新诗的建立给予极大的重视，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如在《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一文中，参照世界诗坛状况后指出：“自由诗是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但是，格律体在任何国家都是必备和主流诗体，人们熟知的不少大诗人都是格律体的大师。······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并且肯定格律体新诗“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了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