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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这群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要以散文立世。自新世纪以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崭露文坛时，文学的式微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他们的集体亮相和他们的散文一样波澜不惊。尝试为这群作家的创作进行勾勒，似乎就先验性地断定他们的散文作品已具有某种时代或地域的典型特征。然而，生活于同一时代和地域的人们却未必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尤其是对于这群新锐散文作家而言，他们心灵成长的过程，正好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社会语境的变化，时代的开放与多元，使作家个人的独特性开始显现，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已然不像他们的前辈，不但在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但是在这特定地域散文延续与丕变的叙述里，能借此确认它的时代文体，未尝不是一种契机。 他们并不想在题材上显现本领，而是要在个人化上深度挖掘 江西新锐作家群的散文创作，有江子的《井冈山往事》这类涉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有李晓君这般关注“琐碎的、庸常的、平面的”日常生活的作家；有姚雪雪的《夏都绘影》这样对宏深的人文历史景观的描绘，也有刘伟林这样对家乡小村庄的节气民俗和景物的流连。题材已无禁区，他们并不想在题材上显现本领，而是要在个人化上深度挖掘。 不过，这种“个人化”并非“个性化”，而是如方家所阐明的，是要不断地一层层揭去人身上的社会身份、个性和意识的外衣，直到人类全部的生命奥秘完全裸露、呈现出来。 王晓莉能从散步时遇见的一个素不相识的爱说话的女人身上，看出“她们对语言所做的无穷制造，皆缘于平静中的毫无奢求的绝望”；她能从大街上一个手牵猴子的人身上，洞察到人的动物气质和可悲的异化；她还能从一个神智失常却怀揣植物的流浪汉身上，看到卑微生命的努力……她总是能从人的最常见处追寻到深藏不露的内部，并在结尾最陡峭的地方揭示人性深层的奥秘。而即便如江子的《井冈山往事》和姚雪雪的《夏都绘影》这类宏大题材的作品，也都有个人切入的锐角，不求历史风云的再现，只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 文学个人化最意味深长的目标，是要把触角引向人类生命意识的内核，这又是以人的内心生活作为其直接的养分。在全球性商业大潮的裹挟下，社会生活没有为这群作家提供实现自我、证明自我价值的机会，他们将激情转向内部，试图在自己的内心重建一个人类生活的理想秩序。 对他们而言，个人的价值是由自我创造的。范晓波曾在商业大潮中义无反顾地从沿海回到内地，并且回到了比内地更内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心。他的散文集《内地以内》是如此强调个人的内心生活，以致构成他写作中激动不安的内在表现。他为自己找到的写作目标，就是不断地为内心阐释，为那些深浅不一地照进内心的现实阐释。 这群作家的散文创作诉诸个人隐秘的内心经验，他们不妄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只要成为自己就行了。特殊的历史机遇，催化了他们的创作活力，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气质，把他们培养成了忧郁的自我解剖者和冷静的社会观察者，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他们的散文虽然很“个人”很“自我”，但仍是不折不扣的“诉说”。 在他们的眼里，细小的沙粒、卑微的草芥都可以是天堂 美学趣味、文体意识和语言风格上的自觉，是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创作活力在艺术形式上的表现。他们大多热爱艺术，其中如李晓君和陈蔚文等人直接就是学美术出身，他们在电影、音乐、书法、绘画、舞蹈等一种或多种艺术门类中培养起对声音、色彩、形状、质感、节奏等的敏感，是他们长期葆有生命感性活力的重要来源。 他们大多受过象征主义美学的洗礼，天性中有一点唯美的倾向，同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广泛的接触，心仪现代感，对智性和感性的融合怀有浓厚的实验兴趣。他们看到，现代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得公共象征已经不足以反映个人越来越丰富和细化的感觉与经验，他们都乐于找到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捷径或隐秘通道来与这个世界建立精神联系，其惯用的意象每每具有个人特定的思想和情感内涵，并通过不断的重复积累起力量—— 傅菲的精神依托，是中国南方一条普通的河流和一个普通的村庄，“看见了时间的颜色和内质，看见了生命的面容和境地”，村庄里的土屋、屋檐、瓦窑、泥土、山冈、田野、米、碗、棉花等无不暗示着生命的踪迹；李晓君的印象片段，指向日常生活中物质世界的喧嚣、满盈和堆挤，而灵魂却指向满盈和堆挤之外的空旷，他用文字绘下一幅幅光影如幻的画作，捕捉的是生存的欢愉、困惑和痛楚；刘伟林的自然书写，在节气的动静中将心情印上一片景物，是要“坐在节气的深处”，“把人生的轻重粗细莞尔”；陈蔚文的心灵独白，物事恋恋于心，与文字交欢共舞，映照出凡人的欲望和生活的真实…… 此外，江子对于现代社会病相的隐忧，是从一个走失的村庄中观察到的；姚雪雪对于生命尊严的拷问，则可以在一个医院的“产房”中冷峻见骨；安然笔下那些女人的乡愁，是开在光阴里的一朵朵伤花；浇洁笔下女人心底爱的梦幻和痛楚，竟是石头上开过的花；夏磊则独独偏爱秋天里的花，那家乡的蓼花和香格里拉的格桑花，镜照的是人生世事、文化沧桑；而蓝燕飞的感时伤逝，是沉浸在不知所终的祖父的书籍和香扇中；张慧敏写下的“青丝”，是不可断的旧念，也是无法割舍的丝丝缕缕的生命细节。 世界万物都是隐喻。在这群作家眼里，细小的沙粒、卑微的草芥都可以是天堂，因为它们包藏着人世间所有的秘密。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 在文情的处理上，他们深爱节制的美德，反对感伤和滥情。以第一人称为突出标志的强烈的自我表现和情绪宣泄，是他们不屑采用的。为了扭转过分的主观写法，他们情愿把“我”变成“他”，用第三人称来代替第一人称，这样戏剧与电影一般的结构便可能一幕一幕地展开来，通过场景的转换和情节的推移，进行心理的揣摩、感觉的描摹和情绪的表达，从而使叙述显得更真切，同时也消解了自我中心的虚浮不实。这也就是李晓君所推崇的“散文应当偿还生活克制的热情”，也就是傅菲的“冷抒情”和江子的客观写实。他们不是不需要抒情，而是抒情的方式因为文化的演变而有所变化，即放弃粗率的直抒胸臆而艺术地抒发情怀，而平静的节制更能见出诗学的光辉。 如果说过去散文作者的声音模式往往是借用的，这群新锐作家的自信和个人价值观，使他们敢于在散文中采用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语调，并使之成为其散文美学品质的突出特征。如李晓君就宣称自己“对细节和情绪的依赖，比结构和故事更有信心”，他“着迷于一种比含蓄更含蓄的表达。着迷于一种风度，一种风骨，一种温良的文字肌理……一种半明半暗的情绪”，并认为“散文应当唤醒被公共语言、公共图景遮蔽的事物沉睡的个性化的、独异的、自我的音腔”。 对活力的信仰，带来了语言的开放性。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对文学的自觉化的追求，还表现为语言意识的觉醒。他们妙解音律，从来没有丧失与当代活态语言之间的联系，虽然也雕琢语言、追求丽辞，但总能不失时机地将口语、俗语、方言土语娴熟运用。而对语言精确性的追求，对语言质地的讲究，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语言伦理。 他们终究是生活在伦理当中的人，而不是活在自然当中的人 在江西新锐散文作家群的笔下，无论写人、叙事，还是抒情、议理，过去的种种声音都在今天激起了回声，他们所做的诸多努力就是一种拂拭和擦亮的行为，就是使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使之获得现代阐释和现代复述的必要，从而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 这群新锐作家的创作对文坛而言，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写出代表作，或建立属于自己的风格，而是以不可小觑的散文能量，表现出在散文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种种自觉的努力。而其中的种种局限也是不能不说的。 传统价值失范，个人因素尚不强盛，市场经济又刺激起大众通俗文化，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们的内在精神结构。他们没有旗帜，还不能为某一个目标聚集成为一种力量。现代白话散文不足百年的发展，其语言形式还没有迎来它的黄金期，这群作家的散文探索也还没有开拓出一片恢弘开阔的格局。他们的生活半径在江西以内，偏安江南一隅，其作品的内在本质，很大一部分是作家与内陆田园之间的精神关系。 他们的散文美学来源于农业社会世俗伦理下土地的稳定性，充满人情的纠缠，却缺少自然风景的描写；仅有的一些自然风景描写，也是在思乡的情怀中孕育，而非在自然的浸润中产生。他们终究是生活在伦理当中的人，而不是活在自然当中的人。物象的繁复，人情的纠缠，叙述的急迫，行文的紧张，风景的匮乏，流行的质素总是难以洗去，又时时暴露了一个散文作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生命状态的缺失。毕竟，散文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写到最后，恐怕不只是文学技巧，而是要在情怀、气度上形成一种典范。 文学的本质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而且总是趋于不断的丰富中，它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流行”和“试图挖掘”的东西，然后经历新一轮的“扬弃”。艺术创造宝藏丰富，每一篇散文都押着时间的韵，时时更新但又相互关联。时代在前进，“文学艺术却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梁实秋语），只有各自的风华绝代。历史表明，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都值得努力地寻求，不管一生有多长，总有写不完的散文——和它们的沟通，是今天的安慰。 （作者为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延伸阅读：本版3月20日《贴近乡土 沉稳大气——中原作家群创作风格综述》，4月19日《屈原的“楚殇”盛 李白的“楚狂”衰——新世纪湖北作家群创作概观》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6月05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