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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贵州有１７个世居少数民族，苗、侗、布依、彝、仡佬、水、土家等３０多个少数民族都在此居住,有着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直是贵州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力量。近年来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人才辈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在改革开放中快速起步，30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文回顾和总结了这3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面临的困境，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编 者 成就与缺失 就群体或队伍而言，“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一概念，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早已有伍略（苗）、苏晓星（彝）、龙志毅（彝）、藤树嵩（侗）、袁仁琮（侗）、刘荣敏（侗），谭良洲（苗）、潘俊龄（苗）、罗汛河（布依）、王安（满）、弋良俊（布依）等等少数民作家，各自以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活跃在贵州文坛上了。尽管他们的一些作品曾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却远未构成“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大复苏大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民族文学》创刊为标志，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和振兴。而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也以此为契机，以上述老一代少数民族作家为龙头，很快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强劲态势。时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涌现出了一批生气蓬勃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如苗族的石定、吴恩泽、韦文扬、赵朝龙、龙潜、完班代摆；布依族的罗国凡、罗大胜、罗吉万、蒙萌、王家鸿、卢朝阳、王运春、杨启刚；侗族的潘年英、熊飞、石达忠；彝族的安文新、禄琴；仡佬族的戴绍康、赵剑平、骆长木；土家族的马仲星、喻子涵、罗漠；水族的石尚竹等等。这批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在当时颇受全国关注的贵州文坛，可谓是创作势头旺盛的一支文学劲旅。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贵州省民委文教处与贵州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就扶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达成共识，把发展壮大贵州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作为一件要事来抓，尤其是在经费上给予了足够的支持。而伍略、苏晓星等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们，则不失时机地联手策划举办各种层次的文学讲习会、改稿班，为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出人才、出作品搭桥铺路。此后，这些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不断有优秀作品推出，并且陆续有佳作在全国少数民文学创作“骏马奖”和贵州省文学创作奖及省内外其他文学奖项的评奖中获奖。 然而，在分享这一切成果的短暂欣喜之后，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清醒地意识到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某些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与不足，比较显而易见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往往与其民族地域文化本源的隔膜或游离。贵州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独特多元，正逐渐为世界所关注和认知。可是，真正从历史、现实与灵魂的深度创作文本的作家，却实在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近年来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生态的田野考察笔记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读本，反倒让读者更感兴趣。换言之，我认为我们的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远远不如少数民族生活本身来得精彩。这在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各种笔会和交流之中，其实也早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许多富于民族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早就在创作中极力避免“标签式”地展示民族生活，极力避免对民族地域文化色彩外在的简单涂抹，力图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在民族内在特质及文化内涵方面，再现民族生活，抒写民族精神，触摸民族灵魂。但是，作家这种自省和自觉意识所必须经历的自身对民族历史文化、人性和生命的探索过程，却是一个“积跬步以致千里”的艰难过程。所以，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急欲有所“突破”，却往往缺少了“面壁十年”的思想和功力。 困境与突围 因此，进入新世纪之后，由过去的贵州民族文学“讲习会”衍变而来的首届“贵州民族文学论坛”上，中心议题就是：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困境与突围”。 有意思的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竟是一个作品数量空前繁荣的“困境”。自2000年以来，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短短几年之间出版和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数量之多，几乎超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总和。但是，正如彝族老作家苏晓星先生自嘲的那样：小鱼太多，大鱼太少。真正有分量有力度的拳头作品，的确太少而且不尽如人意。 当然，每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每一项其他文学奖项的获得，无疑是对获奖作家创作的又一次肯定，同时也是对创作队伍的又一次检阅。但是，如果说就纵向来看我们似乎还可聊以自慰的话，那么横向比较则未敢乐观了。比起其他省、区，我们实在还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因此，贵州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挑战就是：全力“突围”，走出困境——期待作家们在创作上寻求更新的突破，呼唤更多无愧于民族与时代的精品力作出现。可以自信地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逐步壮大并逐渐成熟的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群，是具有这个实力的。 近年来，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中，贵州作家成绩不俗。有苗族作家赵朝龙的小说集《蓝色乌江》、土家族作家田永红的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彝族女诗人禄琴的诗集《面向阳光》、土家族诗人喻子涵的诗集《孤独的太阳》、布依族女诗人罗莲的诗集《另一种禅悟》、布依族女作家杨打铁的小说集《碎麦草》等多部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具备了向更高水准突破的趋势。而近年来，更令人振奋的是，彝族老作家龙志毅、苏晓星、吴勇、苗族作家伍略（已故）、吴思泽、仡老族作家赵剑平，以及崭露头角即出手不凡的仡佬族青年女作家王华等等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以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向度先后在全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刷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纪录，为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突围”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彝族老作家龙志毅，自青年时代到担任省级领导，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卸任以来更是笔耕不辍。继《厂长的私生活》《省城轶事》等多部作品之后，近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政界》《王国末日》《岁岁年年》，抵达了他的文学创作巅峰。特别是以生动的散文式笔触描写当代官场生态的《政界》，一问世便评说如潮，先后再版13次，创贵州作家长篇小说发行纪录。《王朝末日》则是以一个彝人的眼光，再现上个世纪40年代的军阀风云。学者钱理群先生感言：从龙志毅的这几部作品中看到了“为人生的文学”雄风重振。苗族作家吴恩泽的长篇小说《伤寒》，则使用诡谲的表现手法，让“化外川”地域的历史与神话在时空中交替穿越，表现了“化外川”苍凉悲壮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人生命运及民族精神，获全国第6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民世纪》，描写了几省交界的边陲山地的百年沧桑及百姓人生，也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彝族老作家苏晓星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以广阔的视野和恢宏的结构，再现了彝人土司社会的终结历史。已故的苗族作家伍略以《虎年失踪》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以与其惯常风格迥异的叙事文本，在苗族地域风俗和文化历史融会的奇丽背景下凸现人生命运，富于哲思和魔幻色彩，具有老一辈作家领头创新的典范意义。仡佬族作家赵剑平的长篇新作《困豹》，以诗意的文字表现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这一宏大主题。苗族作家韦文扬（与伍略合作）从苗族神话传说改编的电视剧本《仰阿莎》获中国戏剧文学金奖之后，将积极筹划搬上屏幕。近年在贵州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年度“贵州省文学招投标”中，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也不断有新作中标：如彝族作家吴勇的历史长篇小说《水西悲歌》，侗族老作家谭良洲的长篇小说《侗乡》等。此外，布依族作家吴肪继其首部长篇小说《封疆小吏》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又推出《风流草》等4部长篇小说，创造了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高产纪录。 新生代的仡佬族青年女作家王华，出手即不同凡响，首开贵州少数民族作家在全国大型名刊《当代》接连推出两部长篇小说的纪录，这就是《桥溪庄》（《雪豆》）和《傩赐》。王华用其独到而清丽的语言，借女主人公雪豆的命运，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审视与思索。《桥溪庄》获2005年《当代》“小说拉力赛”冠军。《傩赐》所描述的也同样是乡下底层的百姓人生，同样蕴涵着超越地域的忧患意识。布依族青年作家韦昌国在《收获》发表的短篇小说《城市灯光》，也让我们洞见了贵州民族文学短篇小说创作正走向新突破的端倪。 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中更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彰显着颇具活力的创作态势。如彝族青年作家罗勇20岁出头就接连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我是差生》《擦亮阳光》，颇受青少年读者看好。布依族青年诗人梦亦飞、黎族青年诗人卢维、水族青年作家潘国会等一批80后的文学生力军，还时常活跃于网络诗坛和知名文学网站，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和较强的创作潜力。 自省与期待 2007年夏初，贵州省作家协会在梵净山举办了第二届“贵州民族文学论坛”。继上一次“困境与突围”的中心论题，这一次是“现状与走向”。与会的老、中、青少数民族作家们，着重对贵州民族文学的创作现状进行研讨和反思，尤其是针对近年推出的作品的弱势方面作了认真的剖析与自省。 针对具体作品的极具真知灼见的评论，当然对具体作品的传播、影响有着不可估量的推介和宣传作用；但是，我们在以往的讨论中，却往往过分强调这方面的作用，甚而抱怨对作品的评介乏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民族文学作品本身所存在的缺陷、痼疾进行应有的审视和诊断。永远无可否认，一部作品问世，在不媚俗不迎合的前提下，最有说服力的终极裁判，还是读者。如果读者不认可，怎样漂亮的评论和推介也是回天乏力、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应当在作品本身的提高和突破上下功夫。这也可以说是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目前应把握的重点。 多年来，虽然对贵州民族文学创作评论及作品推介确实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从老一代的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庹修明先生，到王鸿儒、何光渝、安尚育、张劲、苑坪玉、倪明先生等等著名文学评论家，都曾为推介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撰文著书，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评价。王鸿儒先生的《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笔耕录》，还被列为省内一些高校中文系的课外辅助读物；已故的彝族评论家安尚育先生的《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生态》和《贵州民族文学的发展态势与文化格局》两篇论文，至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这些民族评论专著和文章，时至今日，都仍然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然而，我认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不仅需要张目鼓气的评论，更需要针砭弊端的批评。就我所读到的有关贵州民族文学创作的评论文章，总感觉褒扬甚多、批评甚少，大多肯定，绝少否定，即使指责毛病也往往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小心翼翼，似乎很有顾虑。这对民族文学作家创作水准的提升，其实是极为不利的。新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开篇就说：“……无疑，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当今贵州民族文学创作要获得真正的“突围”，向更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冲刺，尤为期待那种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当头棒喝式的猛烈批评。正如何光渝先生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一书的最后章节《自省与期待》里那样直指症结的批评力度。 （作者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南风》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