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的雕版印刷，自唐、五代，复经宋元两朝的发展，到明代，已趋于鼎盛，古今图书被大量刊刻印行，而著录这些图书的书目，也必然随着各类图书的陡增，而呈现着繁荣景象。明代的书目正是如此，据统计，流传至今的明代公私书目，共有三十多种，这是明以前历朝所不可比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十多种明代公私书目中，私家书目占了绝大多数。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私家书目不仅在数量上占了绝大优势，而且在品类和质量上也大大超越官修书目。这种现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本文即想通过对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公私书目作一具体剖析，对这一问题作一大略探讨。 （一）《文渊阁书目》与《内阁藏书目》 《文渊阁书目》与《内阁藏书目》，都是明代的朝廷藏书目，它们对了解明代朝廷的藏书具有重要意义。 《文渊阁书目》二十卷，杨士奇、马愉、曹鼐等编。据这部书目卷首的《文渊阁书目题本》载，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南京的朝廷藏书搬迁到北京文渊阁，由杨士奇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引文见《文渊阁书目题本》），于正统六年（1441年）六月，完成了这部书目，前后费时达二十年之久。 从严格意义上说，《文渊阁书目》并不是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书目，它只不过是一部文渊阁藏书的登记簿罢了。它的作用，也正如《文渊阁书目题本》所说：“仍藏于文渊阁，永远备照，庶无遗失。”这就把这部书的编撰目的和性质交待得十分清楚。 特别是在编撰上，这部书目更加清楚明白地体现了它作为馆藏图书登记簿的性质。经过清点，当时文渊阁的藏书共有七千二百九十七部，分藏在五十个书橱之中。而《文渊阁书目》，首先按《千字文》前二十个字的顺序，（即始于“天地玄黄”，终于“寒来暑往”），把五十个书橱分别统在了每字之下，如天字五橱，地字四橱，玄字一橱，黄字三橱等等，再按橱登录该橱所存图书，如卷一即包括“天字号第一橱书目”，“天字号第二橱书目”等等。由于这是一部“永远备照”防止书籍“遗失”的登记簿，’故该目著录图书不注撰人、卷数，而只注明一部多少册，是否完整等等，以备核对。如卷五“宇字号第一橱书目”，所收主要是史书，其中著录有七部《史记》，只著录作：“《史记》一部，四十册，阙。”“《史记》一部，三十册，完全，”等等，仅此而已。凡《文渊阁书目》所登录的图书，每书皆暗给一个编号，每橱存有多少号，都有精确的统计。如卷一“天字共五橱，三百二十二号”，即是说，这五个书橱共储有三百二十二部图书。 当然，文渊阁这些书橱也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储存图书，因而《文渊阁书目》也是有分类的。《文渊阁书目》的分类不同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最突出的不同有下列几点：[1]在儒家经典之前，《文渊阁书目》增加了“国朝”一类。这所谓“国朝”类，主要包括当朝诸皇帝的诗文集、玉牒、实录，以及当朝法制，仪卫等等。[2]简化了史书分类。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史部共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略录凡十三类。而《文渊阁书目》只分史、史附、史杂三类。在《文渊阁书目》中，纪传体与编年体杂陈，纪事本末体与其它杂撰并编。至于“史附”与“史杂”究竟有何区别？如《通鉴源委》、《通鉴问疑》等在“史附”类，而《通鉴纪要》、《通鉴采异》则在“史杂”类，都很难把它们的区别说得清楚。[3]突出了性理和经济类，前者主要著录历代修身和宋代理学诸书，而后者主要是历代名臣奏议。[4]道书、佛书一并收入。上述不同，主要在于实际插架和取阅方便，似没有更深的含意。因为《文渊阁书目》显然只是照排架登录，而排架亦只是大体分类罢了。 从编撰学角度说，《文渊阁书目》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因为它记录了明初内府的藏书。而这些藏书，又大都属宋、元旧刻，因而在考察书籍的版本、流传以及存佚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内阁藏书目录》八卷，由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以及秦焜、郭安民、吴大山等撰，完成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对比《文渊阁书目》，本书虽不再按橱登录藏书，并且每书差不多都写了简略的提要，但本书仍不脱馆藏图书登记簿的巢臼。而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和《文渊阁书目》一样，都重视每一部书的“全”或是“不全”，以反映内阁藏书的实际情况。有时甚至还对原插架提出质疑。如卷三著录“《澹斋先生文集》十五册，全”，其下又加注云：“原置二处，俱不全，疑是一部。”换句话说，宋人李流谦的《澹斋先生文集》，原来分别放在两个地方，都不全，但合二为一之后，正好是一部全书，故编者怀疑本来就是一部，只是放错了地方，造成了“两部”不全的书。如果这个书目不是馆藏图书的登记簿，这些问题本来是不应反映到书目上来的。因为这个书目所反映的“全”与“不全”，并没有普遍意义，它只反映个别藏书机构的图书面貌。如本书卷三著录“《东坡文集》二十六册，不全”，并进一步说：“目录一册，前集十二册，后集七册，奏议五册，和渊明诗一册，俱全，内训三册网第二册，并网外集一册。”但这只是内阁所藏《东坡文集》的情况，并不言味着天下流行的所有《东坡文集》都如此。我们所以说《内阁藏书目录》并没有摆脱馆藏图书登记簿的巢臼，原因亦正在这里。 《内阁藏书目录》的分类，虽有调整，但基本上沿袭了《文渊阁书目》的模式，只是把“国朝”改成了“圣制部”，似比“国朝”更加名符其实。同时，这个书目不再设释、道部，疑这些图爷已移出了文渊阁。总之，这个书目在分类上并无特色，正如张钧衡所批评：“部类参差，殊鲜端绪。”又指出：此书著录图书，“略记撰人姓氏，原始亦不详备，比宋之《崇文总目》、本朝之《四库提安》殊为减色。”（已上引文均见本书《适园丛书》本跋）这个批评无疑是很中肯的。 （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 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六卷，历来颇受讥评。《四库总目》称：“顾其书，丛钞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而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从本书卷末所附的《纠缪》看，本书的撰著显然参考了从《汉书·艺文志》到《宋史·艺文志》的史志目录，并且还参考了唐《·四库书目》、宋《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看来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是打算汇粹古今的图书，但他的《国史经籍序》却说“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四部”，这就难逃《四库总目》的指责了。不过，《国史经籍志》并非一无是处，作者对图书分类的见解，对每类图书源流的考订，都是足资后学参考的。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所著《校雠通义》中，曾以焦竑对《汉志》的纠谬为例，对《国史经籍志》提出过批评。他说： “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特其《纠谬》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其纠谬《汉志》一十三条，似亦不为无见……”（见该书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章学诚对焦竑的意见虽多所驳斥，但肯定的地方也不少：“焦竑以《汉志》《尔雅》、《小尔雅》入‘孝经’为非，因改入于‘小学’，其说亦不可易。”“焦竑以《汉志》《高祖》、《孝文》二传入‘儒家’为非，因改入于‘制诰’，此说似矣。”“焦竑以《汉志》《管子》入‘道家’为非，因改入于‘法家’，其说良允。”（引文皆同前）足见焦竑对图书分类的确有相当深刻地见解，并非故意标新立异。章学诚曾对焦竑将《晏子》一书从儒家类改入墨家类作过分析，他说：“此用柳宗元之说，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归其书于墨家，非以晏子为墨者也。其说良是。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徇于其名而不考其实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校雠通义》卷二《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章学诚已经指出，焦竑所以采用柳宗元之说，是他认为，《晏子》一书并非晏子自己所为，而是齐国的墨子之徒所为，不过是借用晏子的大名罢了，这就和《檀弓》非檀弓所为一样。在这里，章学诚至少肯定了焦竑“有知言之学”，并不被表面名称所迷惑。 焦竑对某些书籍源流的考订，也非常有见地。如对《尚书》，他说：“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盖左右二史分职之。秦置尚书禁中，通章奏，汉诏命在尚书，主王言，故秦汉因以名官。《七略》曰，尚书，直言也。而以为上古之书者，失之矣。”（《国史经籍志》卷二《书》类）“以共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其说出于汉孔安国《尚书序》，后世大都遵用其说。焦竑直辟孔说，言之成理，至少可备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是，焦竑对书目中的各类图书多有这样的考订，并且大都言简意赅，剖析精辟。如他指陈道家说：“九流惟道家为多端。昔黄、老、列、庄之言，清静无为而已，炼养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阳则言炼养而不言清静；卢生、李少君则言服食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谦之则言符檬而不言炼养服食；迨杜光庭以来至近世黄冠，独言经典科教，盖不惟清静之旨趣懜焉无闻，而炼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国史经籍志》卷四上）这里，焦竑把道家的各流派特点、代表人物都条分的十分清楚，没有相当的功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把《国史经籍志》说的一无是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国史经籍志》的最大不足，在于焦竑只参取旧目，未能广为搜访，因而遗漏较多，清人宋定国、谢星缠撰《国史经籍志补》，就是弥补焦竑《国史经籍志》的这一不足。此外，焦竑虽号称渊博，但《国史经籍志》也存在有明显的失考之处，清人钱大昕指二出：“焦竑《志》以移刺楚材与耶律楚材为二人，周权与周衡亦为二人，揭徯斯与揭曼硕亦重出。”（《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但这些偶然的失误，并不足以影响《国史经籍志》整个的价值，其在图书分类和源流考订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也是不应抹杀的。 （三）《古今书刻》等专题书目 明代出现了不少专题（或者称专科）书目，重要的有周弘祖《古令书刻》、殷仲春《医藏书目》和吕天成的《曲品》等。 《古今书刻》共分上下两编，上编记当时对图书的刊刻，下编记各地现存的石刻。 周氏记书刻分朝廷（包括内府、礼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国子夏监、钦天监、太医院、隆福寺、南京国子监、南京提学察院）、北直隶、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共十六个地区，其中每个直省下又分布政司、按察司和所辖诸府等，眉目十分清楚。如内府，下列书刻八十三种，其中有著名的《永乐大典》，这很可能是当时朝廷已有刊刻《永乐大典》的动议，但终因卷帙浩博，未能施行。这一记载虽然有误，但对我们了解《永乐大典》，一书的流传，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再如在都察院下，共列有书刻三十三种，其中有古典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据说，这是《水浒传》一书最早付梓的记载，在我国小说史上很有价值。 据统计，《古今书刻》上编共记有当时刊刻的图书二千三百零六种。由于这些刻本皆按省地加以记载，这对我们了解明代刻书业的能力及其分布情况，是十分有意义的。从文献学史上看，《古今书刻》是我国第一部专记雕版图书的书目，其出现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该书下编记石刻，在代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书刻”含意的认识。本书记载石刻与上编一样，仍是按地区分别记载，只是把“国子监”并在了北直隶之下。本书记载石刻亦颇得要领，尤其是注明石刻的所在地点，非常符合对文物这种特殊文献的著录要求，显然，如果对碑刻不著录其所在地点，人们就很难相信它的存在。退一步说，既便相信确有其物，也很难做进一步的探寻。本书注意著录石刻文献的所在地，无疑解决了上述问题，这应该是它超越前人同类著述的地方，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据统计，本书共著录各类现存石刻九百二十种，对这九百多种石刻，除记载了它们的所在位置外，有的还略作了解说，并对某些石刻的剥蚀情况作了记载。如顺天府的《驻跸山石刻》，作者即注云：“金章宗游此，石刻驻跸二字，又有棲云啸台四字，在昌平县西南。”再如真定府的《伏羲台碑》，作者注云：“字剥落不可读，在新乐县。”这些记载，无疑对我们了解这些石刻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周弘祖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因此，该书所记载，反映了明朝自开国至嘉靖间，书刻和石刻保存情况，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状况，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殷仲春的《医藏书目》不分卷。作者自序说：“矧如如来以《法藏》印证现在、过去、未来，其诸《龙藏》内典真实出世，超凡圣果，此无上法。而道家以清净无为、胎息、吐纳、火候、飞腾延年久视，亦收摭成藏，以匹琅函。而医书正为现在珠林，略不珍重，一罹风露……万劫难回，此岂轻为、轻讬、轻治、轻视哉！”于是他便仿效佛藏、道藏的作法，将平生所见医书“聊记名目”（《医藏书目序》），编成了这部《医藏书目》。 本书目套用佛家语，共分无上、正法、法流等二十函，每函皆有小序，述本函之大旨，次为“函目”，即开列本函所收诸医书。如“机在函”，小序说：“机在者，集目科数十种而便于治焉也。人之机在目乎……”，接着“机在函目”即著录了《鸿飞集》等九种医书。再如“秘密函”，其小序说：“秘密者，秘传之书……目遇抄本秘方异帙列于斯焉。”接着“秘密函目”共著录了《病机治要》等十二种秘传医书。 《医藏书目》是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专科目录，虽然，“兹编亦不能尽古今之医书”（陈懿典《再书于序后》），但作者勤于搜访，著为专目，其在文献学史，特别是在医学文献学史上的意义还是非同寻常的。 《曲品》上下二卷，吕天成撰，天成号“东海郁蓝生”。本书“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名著评论，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字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摈不录”。（《曲品自序》）这就是说，本书所收载的，都是人品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据统计，本书共收传奇作者一百一十五人，著录作品一百九十二种。本书著录作品多所品评，因所有作者皆在该书卷上详为评介，故著录作品时只说明某人所作，不再作介绍，凡作品作者有疑的，皆予以简赅辨证。如该书首推“神品”《琵琶记》，其著录说：“蔡邕之讬名无论矣。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真有运斤成风之妙……”最后用注文注明：“高则诚作”。“再如本书“妙品”首列《荆钗记》，亦著录说：“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末尾注明：“丹邱生作。” 著录戏曲作者及作品，虽前有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但专记入明作者及其作品的，当首推本书。它为我们了解明代的戏曲、散曲作品情况，提供了极大方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编撰角度看，这种书目显然充分发挥了由王俭《七志》开创的传录体之长，并熔合了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创的叙录体之优点，形成了这种以评“品”为主调的特殊书目，足可在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百川书志》、《世善堂藏书目录》及其它 明代的私家书目繁多，本文重点评介两种，即高儒的《百川书志》与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之所以选取这两种书目略加论述，是因为这两种书目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武人，武人尚且有书目撰述，文人自可想见。 《百川书志》共二十卷，按经、史、子、集分类，其中一至三卷为经志，四至六卷为史志，七至十一卷为子志，十二至二十卷为集志。志下又分门，全书共分九十三门。高儒在本书《序》中说：“予遭际文明之运，叨承祖荫，致身武弁。”不过，高儒虽身为武官，却不忘祖训，勤于读书。他不仅对书籍“锐意访求，或传之士大夫，或易诸市肆，数年之间，连床插架”（《百川书志序·再志》），而且从实践中明白，“虽有万轴之储，读可一时乎？此重积书之功，书目所由作也”。（同上）他强调说：“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同上）于是他用了六年之功，凡三易其稿，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夏，编成了这部书目，收书二千多种，近一万卷。 这个书目著录图书，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例，每一书都有一简赅提要，这些提要足可反映高儒著录这些图书，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研读，并非泛泛写来。例如经部小学类著录《切韵指掌图》一卷，其著录说：“宋涑水司马光编集。增崇韵学，讨究之暇，科别清浊，为二十图，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声相生之法，纵横上下，旁通曲畅，律度精密，最为捷径。是造天造神授，以便学者。”写得清楚明白，颇得要领。再如经部道学类著录《晦庵朱子语录类书》十八卷，写道：“宋勉斋黄氏门人考亭书院堂长括苍淡轩叶士龙云叟编次。初十九卷，名曰《格言》，后去兵事，更定为此，分四十八类，载答门弟子四十四人。”这里把编者、成书情况、内容大略都讲得十分清楚，体现了作者提纲掣领的著录之功。 本书的史部颇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作者对“史”的看法与传统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因而在著录图书方面也与传沈的作法有很大区别。在传记类，作者不仅收录了李纲《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等确属史类的著作，而且还大量收录了唐宋传奇，如《古镜记》、《白猿传》、《柳毅传》、《离魂记》等等。作者认为这些书“大率讬物兴辞”，“故为野史之流”（见《东阳夜怪录》至《邵诏传》凡二十八家提要）。特别是“野史”类和“外史”类所收书，更加不同流俗。作者在“野史”类只著录了两种书，这就是有名的古典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和《忠义水浒传》一百卷。而在“外史”类，则收了《西厢记》、《钱塘梦》、《关大王单刀赴会记》等元明杂剧和传奇。他在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时说：“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对这种讲史演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其“易观易人”的特点，实际上是把高雅的“史氏苍古之文”通俗化，使其为大众喜闻乐见，起到了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事实上，自唐宋开始以讲唱形式演说历史故事以来，我国广大群众的历史知识，大多得自这种通俗的历史演义小说。目前，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王树民先生，已在他编著的《简明中国史学史》中（按，此书中华书局即出），给了这种讲史小说一席之地。当然，这种做法是否恰当，仍可讨论，不过，这种演义“易观易人”的特点，的确值得注意。从普及历史知识这个角度说，高儒把这类演义小说归入史部野史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高儒把唐宋传奇、元明杂剧都归入史部，其不恰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高儒能够留心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传奇、小说，并任书目中给了它们一席之地，因而保存了大量的文学文献，这都是《百川书志》特别值得肯定的地方。 与高儒一样，同是武人出身的陈第编有《世善堂藏书目录》上下二卷。陈第字季立，号一斋。嘉靖间，曾与戚继光共同抗击屡寇，后驻守古北口，任游击将军。大约五一卜岁左右，因怜犯巡抚，毅然回归乡里，从此绝意仕迸，专事著述。陈第一生嗜书成癖，“遇书辄买，若惟恐失，故不择善本，亦不争值。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见书，抄而读之。积三四十余年，遂至万有余卷。”（《世善堂藏书目》题词）《世善堂藏书目录》所收一千五百多种图书，大都是陈第亲自访获的。 本书共分经部、四书部、子部、史部、集部、各家部六大部，部下设类，全书共有六十三类。这种分类，显然对传统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作了相当大的改造。首先他把四书从经部中分离了出来，独立设了一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初级读物的四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值得注意的仍是史部，他在正史、编年史之外，还设了不少新的类目，如学堂鉴选、明朝纪载、训鉴书、四译载记等。学堂鉴选只著录了两种书，即：《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三卷、《历代通鉴选要》，这很可能是当时学堂多用的《资治通鉴》选本。明朝记载所著录的皆是关于有明一代的史书，如李贽有《藏书》和《续藏书》，这里仅著录《续藏书》，体现了本书编者对当代史四特别留心。训诫书集中收录了帝范，臣范和各种女诫、家训之类，而四译载记所收录，则主要是对有关邻国的专门著述，如《鸡林志》、《新罗国志》、《日本高丽图记》、《使琉球录》等，在很大程上反映了明代对外交往的状况。在这一类目中，陈第共收载了五十五种著述，其中除少数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著述外，大多数都是有关我国对外交通的著述，是研究我国对外交通史的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 与高儒的《百川书志》一样，陈第也在《世善堂藏书目录》的史部，著录了“语怪各书”，这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现象。《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图书没有提要，只有书名，卷数和作者的名氏。对个别书，也偶或有简单的说明。如史部稗史、野史并杂记类著录《忠义录》二卷，其下即注云：“皆至正兵兴死事诸臣。”再如史录类，著录《建康实录》抄五本，其下亦注云：”起汉孙皓，迄陈后主。许嵩撰。”看得出，这些简单的说明都言简意赅，对了解该书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考订，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录》曾在清康熙间，经陈第的后人陈元钟改窜，凡所增收的图书，多抄自《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有关福建的某些地方书目，这是在使用这个书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在明代的私人书目中，比较重要的还有《晁氏宝文堂书目》、《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和《澹生堂书目》等。 《晁氏宝文堂书目》上中下三卷，晁瑮撰。晁瑮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这个书目著录极为简单，仅录书名，偶或注明版本，如《书经大全》，即注明：“内府刻一、闽刻一。”有时也顺带著录作者或印本的纸地。如《左传句解》，即注云：“宣德间刻，林尧叟註。”而《春秋列传》便只注明其书是用“绵纸”刊刻的了。都表现为其书缺乏统一的体例，随意性较强。但本书著录图书达七千八百多种，如此之规模在明代书目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其在子杂类和乐府类中，著录数目之多在明代书目中可说首屈一指。 《赵定宇书目》不分卷，赵定宇本人撰。赵氏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明史》有传。这个书目共著录图书三千三百多种，似非定本。在这个书目中，保存了《稗统》二百四十四册的详细目录，同时，还列有《稗统后编》、《稗统续编》的详目，使我们对这部早已散佚的笔记小说大丛书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脉望馆书目》的作者赵琦美，是赵定宇的长子，以父之荫官为刑部郎中。这个书目的体例略仿《文渊阁书目》，按千字文编号，始于“天”，终于“调”，凡三十一号，皆在总目中标明书橱的位置。如“天字号，经，后书房西间朝西大橱”。本书著录重视版本，在阴字号特设“不全旧宋元板书”；在岁字号特设，“旧板书”。近代学者孙毓修先生说：“不全宋元本另列一类，实开近世著录残宋元本之先例。”（见《脉望馆书目》跋） 《澹生堂书目》十四卷，祁承□（左火右业）撰。祁氏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这个书目收录图书九千余种，凡十万余卷，规模宏大。祁承□（左火右业）十分注重图书的分类，他说：“目以类分，类由部统，暗中索摸，惟信手以探囊，造次取观，若执镜而照物……”（《庚申整书小记》）他为编制书目订了四条原则，即因、益、通、互。所谓因，即“因四部之定例也”。虽然本书因袭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并不墨守陈规，无所变更，而是根据新的情况，对四部的类目作了某些增益和调整，这就是“益”。具体说，这个书目在史部增益了约史类，在经部增益了理学类和经筵这一子目，在子部增益了从书类，在集部增益了余集类，并在诏制类下增益了代言这一子目。作者认为像《皇极经世书》、《稽古录》之类，皆在“十许卷中约千万之事”，（《庚申整书略例》）在正史，稗史之外，自成一体，故称为约史。而所谓余集，“亦集之余也”（同上），多属诗话之类。本书是我国占代第一个设立丛书类的书目，对后世书目的立目具有极大的影响。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说：“纵观有明一代中，对于《隋志》之修正，分类之研究，比较肯用心思，有所发明者，允推祁承□（左火右业）为冠军。”（《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较中肯地道出了《澹生堂书目》的撰述在文献著录，特别是其在文献分类上的贡献。 （五）余论 通过上列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代的官修书目的确大大逊色于私人书目，这原因就在于明代的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很不重视内府图书的典藏。 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政府设立了秘书监，专“掌内府书籍”。（《明史》卷七三《职官志》）其官秩为正六品，设有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后来监丞改称为令）但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朝廷却取消了秘书监的建置，将其“并入翰林院典籍”，（同上）而翰林院的典籍只是个从八品的小官。这就很清楚，如果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朝廷藏书，当时是不会作出这样的改变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将军徐达攻克元大都，获得了大批元朝宫廷藏书，并运在南京，入藏于文渊阁，但这些藏书却长期得不到整理。直到明成祖建都北京，再将这些图书北运，责人清点，才于英宗正统间，把这些图书登录清楚，这就是《文渊阁书目》。此后，又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朝延才决定续修《内阁藏书目录》。很明白，如果当时的皇帝重视内府藏书，是不会任其一百多年不予整理编目的。虽然这次续修在编撰上作了不少改进，但仍属登录性质，这就难怪其编目质量不高了。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明代雕版印刷业的高度发展，大量的书籍得以刻版刊行，故民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大都顷毕生之力网罗图书，并精心撰制书目，这样，明代出现了不少质量较高的私人藏书目就完全容易理解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