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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人藏书除瞿杨丁陆四大家外，还有被叶昌炽称为“小藏家”的常熟赵宗建旧山楼。赵字次侯，亦作次公，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终年七十三岁。赵宗建“先世宗室玉牒，由江阴迁常熟北郭，是为宝慈里赵氏”，“曾祖同汇，祖元恺，按蔡使司经历。父奎昌，詹事府主簿”。赵宗建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力学”，“文采斐然”，然而“数试不第”，最终“以太常寺博士就试京兆。独居野寺，不与人通。”据翁同赫所撰赵宗建之墓志铭称：赵宗建“喜宾客，善饮酒，蓄金石图史甚富。所为诗文，清迈有气格。晚好谈禅”。 在赵宗建的政治生涯中，确有一番波折。赵宗建早时热衷功名，屡次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数试不利”，仕途不佳。中年时期，正当太平军围攻常熟。这时，赵宗建亲自“别将一营，扼东路支塘”。常熟被攻陷时，他积极增援西路守军，并且单枪匹马求援于总兵刘铭传，终于使得“沿江上下百余里无贼踪”。当“有旨嘉奖，赐孔雀翎，发两江总督曾公差委”时，他又“谢而不赴”，甘愿“与邑人士辑流亡，补城垣，濬河道”，并且“从此不复问兵事”。晚年时，“论及当世事，犹张目嗟乎，声动四壁也。”超脱尘俗，“独居野寺，不与人通”。从赵宗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对赵宗建来说，他一方面竭力维护清朝的腐败政权，因此他积极跻身仕途，而且积极参加对太平军的抨击；另一方面，他对清朝的统治又有所不满，对官职“谢而不赴”，而且这种不满情绪又有所发展，以至晚年时不愿论及政事，最后对政事不再理会，独居野寺，专心谈禅了。 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中称赵宗建为“小藏家”。赵氏藏书，始于赵宗建的曾祖同汇及祖父元恺。后来太平军起义，战火蔓延，文物颇多流散，赵宗建便在苏州、常州一带广泛搜求，兼及书画、古器物。同时，他又继承了苏州汪阆源的家藏，所以藏书颇多，对其读书斋便“因其旧而拓新之，名其楼曰旧山楼”。赵宗建着重保藏，因而很少流通，“稍旧之册，不以示人”，甚至叶昌炽来访时，赵也“驾言出游”，避而不见，以免出示秘本，遂引起叶的愤懑，讽之为“小藏家”。然而，到赵宗建晚年，他的藏书已经开始散佚，《补录》也承认：‘“此中书有已归别姓者”。赵宗建故世之后，他的藏书便大量散佚。近代军阀混战，特别是齐鲁之战时，更有军队驻守旧山楼，将赵氏精心搜集保管的藏书作炊火之薪，于是遗存之书全归乌有，这是赵宗建生前万万料想不到的。从赵宗建的藏书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要成为一个藏书家，不但要靠自己身体力行广事搜求，而且要善于继承别人的旧藏；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由于封建藏书楼只注重搜求和组织管理，而不注重藏书的利用，其藏书实际上只相当于一堆故纸，只有当其藏书开始散失时，藏书被利用的价值才开始显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对藏书来说是一大天敌。赵宗建生前虽然“文采斐然”，而著作传世见于著录的只有《贩书偶记续编》中的“赵氏三集三卷”，另外还可见到《旧山楼书目》及《光绪廿六年十月中补录》。《旧山楼书目》是旧山楼藏书的唯一记载，是研究旧山楼藏书的依据。 赵氏藏书究竟有多少，并无确切记载，可考者唯有《旧山楼书目》及《补录》。据其记载，旧山楼藏书约七百种，其中善本约二百种。藏书中普通版本较多，宋元抄校约百种。从《旧山楼书目》来看，确有惊人秘笈，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草稿、朱熹写的《大学章句》草稿，钱遵王自写藏书目录、钱牧斋日记信稿以及《红豆山庄杂记》手笔等，都是些值得追寻其踪迹的稿本。著录表明，藏书中大多是抄、稿本；从年代上看，最早的是五代本（一般认为是伪误），不乏宋元版本。与当时的一些藏书家相比，无论是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愧于藏家之美称。 《旧山楼书目》类似财产清单，编写无次序，也未详加叙录。从分类上看，《书目》仅标明了从甲至庚的七个序号，七个部分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这七部分内部的排列也都颇为混乱。譬如，在甲部中，就有周礼、读书杂志、经义考补正、严氏诗辑、赵刻水经注等同列于一部，也就是说，它把“四库法”中的经部礼类、子部杂类、史部目录类和地理类、集部诗类等同列于一部之中，其它各部（除乙部外）大都这样混乱排列。在七部之中，惟有乙部最有类属——全部是史类，这是它有序的一面，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史类全列于乙部，也有散见于其它各部的，因此它又是混乱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旧山楼书目》是未经分类的，也不是按字顺编排，它或者是按购书前后为次，或者是以藏书排架为序，而没有采用一般的编排方法，这在清代藏书家中是少见的。在“四库法”创立后，作为中国古代分类法的集大成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且得到了普及，而赵宗建仍然不加采用，而只标明序列，这更说明其书目之简陋。 《旧山楼书目》在著录上，以“本”为著录单位代替了“卷”，一般只标明著作名和多少本，而不著撰者，其著录格式为“××××本”（竖版）。《旧山楼书目》著录了一些《四库全书总目》中不曾著录的图书，如《毛诗后笺》、《经义考补正》等。具体著录方法上也颇具特色，如有在书名中注明刻印地点的：仿宋严州本仪礼；有在书名中注明刻印者的：赵刻《水经注》；有在书名中注明作者的：焦氏《易林》；有在书名中注明收藏地点的；汲古阁陈书；有在书名后注明刊刻处的：《金石录））（雅雨堂刊本）；又有注明批校情况的等等诸例。在丛书著录土，它著录了丛书总名，又罗列了其全部子目。可见与全目著录体例之不统一，既有散乱，又有合理处，值得后人进行研究。 原载：《图书馆杂志》1986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