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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谓文献整理 文献整理，似乎是人人皆知的一个普及程度很高的术语，但其确切定义是什么，不同领域的学者通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文献整理的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从目录学传统与“文献整理”关系角度对这个概念的准确把握，似用两点为佳：第一，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第二，采取枚举的方法，尽管不能穷尽。从历史上来看，与大规模文献整理最先发生关系的是汉代，其中最为人知晓的当属学者刘向、刘歆领衔的校书运动。史书记载，“（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那么，刘向、刘歆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蒋伯潜先生根据史料，概括出“十端”，即校勘脱简脱字及文字之异、校正误字、厘定编次、订定书名、鉴别伪书、介绍作者、解释书名、评述内容、叙述源流、述校雠目录学的历史。[1]此“十端”说与姚名达先生的“八条”说和张遵俭先生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内容上向仿，表述得更为详尽，以此为范围以大致定义文献整理，应属恰当。 2 目录学与文献整理的关系 目录学的组成部分，或者称为研究对象，分别与文献整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目录学与文献整理实际上是二位一体的。从历史上来看，不难得出此点印象。 2. 1 目录成果与文献整理 西汉以降，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在政府主持下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称为“校书”，最后以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成果就是官书目录。官书目录是目录成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汉武帝时期，军政杨仆“捃遗摭佚”，整理兵书而成一部专科目录《兵录》；刘向负责整理国家藏书，“每五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汇成《别录》；魏秘书郎郑默的《中经》与魏氏“采掇遗亡”关系紧密，类似的还有“整理记籍”的荀勖及其著作《中经新簿》；《崇文总目》和《文渊阁书目》也都是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的直接产物。史书上有记载的20多种官书目录无不是在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后出现的，它们或是文献整理的直接产物，或是以一定规模的文献整理为基础整合前代的目录成果而成的。这类目录成果的最出色的代表当属《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 《总目》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的源薮。《总目》正式著录典籍的数量是3 457种， 79 070卷，每一类之后附有存目，数量为6 766种， 93 556卷。《总目》通过总序、小序、案语及提要，对书籍进行评价，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学术典籍做了一次总结。在《四库全书》及《总目》的修纂过程中，点校和考核是必要的，如文字的讹谬，卷帙是否脱落，篇第有无倒置，撰写和汇编各书考证等，而根本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收”与“不收”，寓毁于征，对全国典籍进行一次集中的清洗，或全毁，或抽毁，或涂改，或删削，实行其文化专制政策。这部清代最大的官修目录正是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的背景下出现的。 《汉书 艺文志》和《隋书 经籍志》是史志目录的杰出代表，其与文献整理也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汉书 艺文志》中，班固坦承《汉书 艺文志》取材，“今删其（《七略》）要，以备篇籍”。正是《汉书 艺文志》的留存，使后人略知西汉成帝时期的这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以及《别录》《七略》的主要内容。《隋书 经籍志》与文献整理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及，文义浅俗、无益理教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班书，近观王、阮志，挹其风流体制，前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官书目录和史志目录都是在政府主持或支持下完成的，其基础是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私家目录著录的对象基本上是私家藏书，相比之下，规模要小得多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项工作可能完成得更为详尽和细致。如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晁“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最终完成这部以考订为主的目录学著述。其它的藏书家在完成其私人藏书目录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 2 目录学者与文献整理 每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都能催生出若干具有相当水平的目录著述，同时也宣告着若干目录学者的出现。他们或者以目录学的理解，或者以更直接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目录学思想、观点和方法。杰出代表如刘向、刘歆、郑默、荀勖、李充、王俭、毋煚等。私人藏书家大多也对目录及目录学有独到的见解，其中不乏见解深刻者，如阮孝绪、晁公武、陈振孙、尤袤、钱谦益、钱曾等。 有古典目录学研究中重要参考文献《七录·序》留世的学者阮孝绪如是说：“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集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此乃目录学者参与文献整理的缩影。更为典型的有唐中期的目录学者毋煚。毋煚参加过以马怀素为首的整理内库藏书和编纂《群书四录》的工作，但是极为不满，认为在文献整理和目录编撰过程中存在“事有未周”“理有未弘”“体有未通”“例有所亏”“事实未安”五弊病，自撰《古今书录》，并在书序中提出了文献整理和目录编撰的一些原则： “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谬咸正，混杂必刊。”[2] 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来源于历代史志、公私书目和个人访求整理，不能说和文献整理没有关系。至于胡应麟的典籍辨伪理论，则直接生成于文献整理过程中，可谓关系甚大。目录学者的成果，大多有两个来源，一是对前代经验的总结，二是文献整理实践所得。而创新的部分，多来源于二。古人崇尚的“读行结合”在目录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整理文献作为目录资料来源，由整理得失这一感性认识上升为对目录学方法、理论和观点的理性总结，是从古至今目录学者做学问的必然途径。章学诚就曾将文献整理工作视为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的“三月聚粮”，其和州修志、天门修志的文献整理实践也成全了他的目录学名著《校雠通义》。2. 3 目录学特征和方法与文献整理 综观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特征与方法之重要者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学术史的职能和事实，二是目录学著述和目录成果中呈现出来的分类思维制约下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目录学和目录学研究，必然绕不过此二者，此二者乃中国传统目录学特征与方法的基本组成。 在汇集历代学者言论的基础上，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对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做了详细的阐发，其主要论点就是，“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又以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3]在余先生看来，目录学实际上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录学思想和方法来治学术史，主要的方式有鉴别文献的真伪，考证图书篇目的分合，判断古书的性质，考察亡佚的文献或篇目等。以此来对比蒋伯潜先生的“十端”说，说法不同，内容何其相似。也就是说，只有在文献整理基础上产生的目录著述和目录学才能够承担兼治学术史的功能。 中国传统目录特征和方法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文献整理的框架内展开的。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使得中国的目录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3 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的原因探析 目录学在中国素来是一门致用之学，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一，文献整理推动目录学的发展。每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后都会出现一部体现该阶段目录编制水平的目录著述。文献整理为目录编制提供资料来源，进而为以目录实践工作为基础的目录学研究提供帮助。而一旦上一时期的目录与实际文献留存情况出入甚大的时候，客观上又需要进行一次文献整理工作，以清查典籍、查遗补阙。文献整理同样为目录学者提供实践的机会，使得目录学者能够从中总结和概括出自己的目录学方法、理论和观点，也给目录学者提供了检验这些方法、理论、观点的平台。 其二，目录成果是文献整理成果中的重要一项。目录是文献整理的文字反映，没有目录，留存的文献整理将杂乱无序，无从利用。目录一方面方便了人们对整理后文献的查检，从这个角度讲，编制目录和整理文献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利用；另一方面，目录著述以及目录研究著述有助于提高文献整理的效率。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资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4]当然，将目录及目录研究成果用于文献整理的形式远不止上述几种。 下面在更深层次上对为什么会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形成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的情形做一下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目录学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该特点，或者至少是特点不显著呢？换言之，为什么本文会认为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是中国特有的目录学传统而区别于西方的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目录学遵循的是学术分类而非文献分类。而分类恰恰是致用的目录学的核心。什么是文献分类呢？就是以图书的内容属性为依据，建立一套规则，按照规则可以将所有的图书纳入该系统。这是一套可以供不同主体利用的规则，并且可以长期使用。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献分类的目的在于保持分类的规则性、长期性和连续性。在公共图书馆迅速发展的情形下，文献利用者对检索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进而也就对分类的这几个性质有所要求。于是，文献分类在西方大行其道。UDC（国际十进位分类法）和LCC（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应时出现。西方目录学也就遵循这一轨迹发展成为以检索为主要方向的工具性学科。 与西方目录学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目录学使用的是学术分类。按照学术的系统和派别对文献进行分类，每一类由学术性质类似的文献组成。如，具有教化意义的《诗经》被分入经部，同样性质的诗歌却被分入集部；《尚书》属于经部，同样性质的诏令却属于史部；《论语》《孟子》是经部的组成部分，而其它儒家作品却划入诸子。学术分类在中国历史上被长期使用，是因为：首先，与西方图书馆具有的公共性质不同，不论是政府藏书还是私家藏书，并不对外开放，不承担向其他主体提供检索的任务，也就可以以所藏文献为限，不需要考虑所有的文献。其次，文献主要被国家所掌握，教化意义大于文献本身的意义。 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会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形成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的情形。学术系统理念的不同，意味着目录学思想、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也同样意味着，目录成果的不同。而每一次的文献整理，都是由不同的主体执行的，于是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目录成果，且不论这不同是大或是小。试想，私家藏书的目录与官书目录有没有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结构？可以从历史上类目的调整印证这一观点，如某段时期，有官书目录的经部以《孝经》为首，而另外的时期则以《易》为首，这样的调整数不胜数。不稳定和随意性是利用学术分类制定目录的发展产物。而在西方，在分类法出现后，只需要按照规则将图书置入系统，一般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即使进行文献整理，也不同于中国的文献整理，不涉及到目录的调整及相关事宜。由目录成果和目录学思想、观点、方法等的演进轨迹组成的目录学史在中西方形成了显著的差异。 另外一个促成中国传统目录学与文献整理二位一体的事实是：文献及目录著作共时性交流的缺失。众所周知，中国目录成果以及目录总结以政府主持下完成者居多，流布于民间者甚少，即使是私家目录，也往往处于“秘不示人”之状态。而西方则不仅存在着历时性交流，也存在着共时性交流，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兴起，经济联系带动着文化联系的加强，交流就更趋于频繁。而交流在客观上刺激了共享的需求，也在事实上促成了文化资源共享。反映在目录学方面，就是不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批文献整理所得编制目录或展开研究，而是着力于结合学科界定从宏观上将所有的文献纳入到框架之中，使得目录和目录学的发展尽量能够摆脱因国家、地区和时代不同带来的约束。 4 目录学和文献整理二位一体及其原因所导致的传统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不兼容 有人说，中国有目录而无目录之学。此话不免偏颇，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目录和目录学缺少抽象的理论的概括。一个学科的发展，通常是先从现象中归纳出一定的规律和规则，后演绎至其它现象。归纳演绎过程的缺失，显然阻碍了学科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有过程缺失现象的出现，诚如上文所言，乃是目录学和文献整理二位一体现象及其原因所致，在此不再赘述。而在引入了西学，以西方现代学科观念构建目录学的时候，却发现，传统目录学和现代目录学之间有脱节，二者是不兼容的，这也是传统目录学现今逐渐式微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情况，也不宜妄自菲薄。毕竟，二者产生的土壤不同，作用也不同，而中国传统目录学也有适应于中国文化环境的优势。传统目录学清晰地呈现了各代的学术系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读书指导，传统目录学中的小序和解题等内容也是西方目录学中不曾有的，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完全可以融入现代目录学中。也就是说，即使不能够使目录学重新成为“学中第一紧要事”，重新发掘传统目录学的价值是可能而且是应该的。重振中国传统目录学并非没有希望。 注释： [1]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13. [2]《古今书录·序》，见于《旧唐志》 [3][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5； 14-16. 参考文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M].台北：学生书局，1996 [5]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作者简介]余训培，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3级研究生，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双学位，研究方向：现代出版、图书馆与社会阅读、目录学。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