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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輶轩语》一书現已鲜为人知，然而，在100多年前的清未时期，却曾风行一时。 《輶轩语》为近代著名教育活动家，——张之洞所撰，同《书目答问》一书号称“姊妹篇”。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督学四川，此书是为诸生，学懂“举业”而作，分“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先行后文，重在讲读书治学之方法。其书名之所以叫“輶轩语”，是“取扬子云书輶轩使者绝代语释之义”。 《书目答问》是讲治学门径的，此书在体例上有创见之处在于，除传统的“四部”外，增加了“丛书”和“别录”两目。而在《輶轩语》中就已有“读子宜买丛书”一节，至于“别录”的内容，更是多所涉及。《輶轩语》各章节中所举的书目，加起来的话，当不下几百种，这可以是说后来所写《书目答问》的一个“雏型”。如果说《书目答问》是“目”，那么《輶轩语》可以说是“纲”。《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对于今天的文史工作者来说，仍不无借鉴之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1）注重根柢之学 文字、音韵、训诂，即传统的“小学”，本是经学的附庸，后独立为专门的学问。古人把“小学”作为通经学的必备功夫，即使今天，它仍然是以古文献为阅读和研究对象的文史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輶轩语》中有几个章节分别为：“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读经宜明训诂”，认为这些是“根柢之学”。“下笔宜用今字，而读古书必识古字；诗文宜用今韵，而读古书必识古韵；语言笔札可用今义，而解古书必用古义。”“形声不审，训诂不明，岂知经典为何话耶？”还向诸生具体指示掌握“根柢之学”的门径及有关书目。在文字方面，必须识小篆，通《说文》、熟《尔雅》。对同类书的优劣亦有品评，“毛谟《说文检字》、黎永椿《说文通检》颇便初学，黎书较胜。”关于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亦有精辟的概括，“识古篆之形，晓古语之声，方能得古字之义。大率字类定于形，字义生于声，知篆形则可觉今音之非，知古音则可订今形之误，故形声为识字之本。”在音韵方面，由于“近世一淆于方音，一误于俗师”，而读古书曰句读离合，文义所系，尤宜讲明音读.”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音读’的标准和规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作者指出：‘稚正可据者，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其中皆采集魏晋南北朝诸家，音释不同者并存之，各本经文不同者校出之。此可听学者自视家法，择善而从，总不出此书之外，即可谓有本之学。”“反切”是音韵学中的重要内容，针对当时不少人“以反切为微妙难穷之事”的情况，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反切的原理及方法之后，指出“反切之义不过如此，法甚简，理甚浅，妇孺可晓.”不过，作者说“反切者，所以教不识字之童子也.”恐伯即使在古时也未必如此简单.在训诂方面，着重阐述了所谓“训诂回忌”：“望文生义”，“向壁虚造”，“卤莽灭裂”、“自欺欺人”。又说：“总之，解经要诀，若能以一字解一字，不添一虚字，而文从字顺者，必合；若须添数虚字，补缀斡旋方能成语者，定非。”这实际是训沽上所谓“增字解经”之忌。 （2）为学忌分门户 《輶轩语》中有“为学忌分门户”一节：“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谊无偏废，理取相资，诋琪求胜，为通孺。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徙，号为宋学者，徙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奚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学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莅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事矣。（原注，经典义理，舍文字训诂，何从知之，此事恐难析离。）”这里对于历史上的汉、宋两学的“门户之见”作了深刻的剖析。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古已有之，至今仍有其“遗风”，100多年前的张之洞已有见于此，在今天，已处于知识“爆炸”、更新，各学科互相渗透交融的时代，必须摒弃“门户之见”的陈腐观念，是毋庸讳言的。 （3）厚今薄古，“今胜于古”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中，确有一种崇古的空气，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然而，对这种“厚古薄今”的风气，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如宋代的郑樵就已有“详今略古，注重近代”的目录学主张.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如，《史部·地理外记》注云；“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子部·天文算法》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在书后所附《国朝著述家姓名略》下注云：“大抵证实之学，今胜于古”。在《书目答问》所收录的2200多种书目中，清人的著述更是居于首位。 在其“姊妹篇”——《輶轩语》中，也处处贯穿这“今胜于古”的思想。在“宜读国朝（清）人经学书”，“读国朝人文集有实用，胜于古集”等专门章节中，阐说尤详、自不待语。还有散见于其它章节的，如：“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着”，“阮元《经籍纂诂》，王念孙《广雅疏证》为训诂最要之书，”“国朝万斯同《历代年表》、沈炳震《廿一史图谱》、李兆洛、纪元编《历代地理今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笞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皆读史者不可少之书”，“国朝人丛书率皆精好，二孙（星衍、冯翼），二卢（见曾、文绍），孔继涵，毕沅，黄丕烈，钱熙祚诸家尤胜”。在“读书宜有门径”一节中，则更是多以清人之著述，作为各门学问之“门径”。如：“《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汉学师承记》为治经学之门径，《小学考》为治“小学”之门径，《历代帝王年表》与诗史之门径，《古今伪书考》为读诸子之门径，《说诗阵语》、《历代赋话》等为初学诗赋之门径，等等。不一而足。 在《輶轩语》一书中，所反映的张之洞的早期治学思想，除上述而外，还有“读书宜有别择，尤宜求善本”，“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原载：《文史杂志》1987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