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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书目》是目解戮风完整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国家书目，由明杨士奇等人于1441年编撰而成。自《隋书·经籍志》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后，《文渊阁书目》是我国历史上各朝代官修目录中唯一一部不遵四部之法的目录。它著录内容丰富，所收图书多为“宋元所遗，无不精美”，然而由于编次有失粗草，屡受讥评。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分析、评述。 一、《文渊阁书目》纂修的历史背景 明朝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的一个时期。经过唐宋两大朝代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明代学术文化空前兴旺，同时也带来了著作的增多，图书生产方式也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唐末，刻版印刷技术开始使用，宋代，图书印刷规模开始初步发展扩大；到了明代，出现了官刻、私刻和坊刻几乎遍及全国的图书生产企业，图书的生产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 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承，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明初翰林院官员也注意为本院收集文籍。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帝朱棣读书时，询问“文渊阁”（明宫内藏书阁，亦为皇帝讲读之所。明太祖朱元璋始建于南京奉夭门东，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又于宫内建文渊阁）藏书情况，当他得知尚有许多书籍残缺不全时，便诏令礼部尚书郑赐派人四处求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从民问广泛收录图书典籍。永乐19年（公元1421年），成祖迁都北京后，又派人将文渊阁所藏图书各选一本运到北京。当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钞本十七”。[1]明宣宗朱瞻基（1426——1434年在位）也时常亲临文渊阁阅读经史书籍，并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此时，阁内藏书虽多，但书目编制工作一直无人着手。英宗正统年间，杨士奇、马愉、曹鼎等人，奉敕陆续开始整理文渊阁藏书，到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编成此目，计收明政府所藏历代图书7200多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是编前有正统六年题本一通，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旨移贮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文渊阁书目》。” 二、《文渊阁书目》作者及内容简介 《文渊阁书目》的主要编撰人是杨士奇。杨士奇（1365一1444年），名寓，以字行，江西太和人。据《明史》记载，杨士奇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然非常好学，靠教授门徒维持生计。明建文初，朝廷召集天下儒生编修《太祖实录》，士奇因史才出众，被召入翰林，充当编纂官。明成祖即位后，他担任编修，后又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宣宗、仁宗时，长期铺政。英宗朱祁镇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张氏便委任“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因士奇居第在西，故称“西杨”。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2]当然，这也因为他为官时“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3]明史称赞他“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 杨士奇的学识、才干，显然是能胜任书目的编纂工作的。他所编的《文渊阁书目》，按“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二十号，五十厨，厨号之下再按图书内容分门别类，其排列顺序如下： 天字厨（国朝，收录明朝帝御制、敕撰、政书、实录等）、地字厨（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玄字厨（礼书、乐书、诸经总类）、黄字厨（四书、性理，附经济）、宇字厨（史）、宙字厨（史附）、洪字厨（子书）、荒字厨（子杂）、日字厨（文集）、月字厨（诗词）、盈字厨（类书）、昃字厨（韻书、姓氏）、辰字厨（法帖、书谱）、宿字厨（政书、刑书、兵法、算法）、列字厨（阴阳、医书、农圃）、张字厨（道书）、寒字厨（佛书）、来字厨（古今志，附杂志）、暑字厨（旧志）、往字厨（新志）。 《文渊阁书目》早时并未分卷，清人鲍廷博为便于使用，将其分为20卷，今有《四库全书》本、《读画斋丛书》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几种刻本。 三、《文渊阁书目》类目划分含义及优缺点 我国的目录学自汉刘散编撰《七略》到晋荀勖的《中经新薄》，就形成了“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历代编撰的书目大都沿用这两种分类法，其中尤以用“四分法”者居多。敢于闯出四部“牢笼”，独创新分类法的，首推宋人郑樵。他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十二分法。“降及有明，杨士奇、马愉、曹鼎等奏上《文渊阁书目》，分类三十六，是又一新分类也。”[4] 由于《文渊阁书目》不守四部成规，编次简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说：“士奇等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后世的一些目录学家对《文渊阁书目》的草率也多有讥语。 笔者认为，杨士奇奉敕编撰《文渊阁书目》，以其为人一贯谨填，“宿德望重，为时耆硕”[5]，决不会“草率以塞责”。再则，此目为正统年间编撰，据《明通鉴》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不久，就对杨士奇和杨荣说：“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即要杨士奇和杨荣“倦勤”退休。杨士奇回答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6]此时，杨士奇心中一定万分感憾。正因为宦官专权，君臣之情不通，历仕四朝，受太后委托政务，身为首辅大臣的杨士奇才会打破四部分类法，首创国朝类目，收录明朝皇帝御制、敕撰、政书、实录等图书。如《皇明祖训》、《大明宝训》、《大明律》、《洪武实录》等等。这些书实际上是“原本儒术，通达事几”的杨士奇为统治者选择的必读之书，希望借这些典籍让英宗朱祁镇继承祖训，使“仁宣之治”延续下去。国朝之后，杨士奇又设立了易书、礼书、乐书……性理、经济等类，其中性理、经济二类为其首创。性职类收录了《先圣大训》、《孔子家语》及程朱理学等儒家著作，经济类收录了《唐太宗帝范》、《帝学》及唐宋元等名臣的奏议，又将礼书、乐书和礼经、乐经区分开来（前者为后世之作）；文学类分文集、诗词，划分出散文，与韵文对应，此外，它的类书不附于子，韵书不附于经。又将政书、刑书分门别类，书谱、法帖分开排列，都是其它目录所不及的。 当然，《文渊阁书目》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其分类上存在缺点。它所设立的诸经总类一项，实际上兼收了无类可归的经书，收书显得过杂；它的史、子类图书也有很多欠妥之处，将史、子类图书细分为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杂附，类目界限不明。再者，其分类方法虽有创意及一定用意，但划分不够科学，不能完全合乎分类原理，与四分法相比，有一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著录上，它在各书名下不记著者姓名，不记卷数，只记册数，过于简略了些，没有起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未能承担起我国古典目录学兼学术史的任务。但它与西方目录学思想却有着某种“不谋而合”，起到了“图书清册”的作用。[7]（《英国大百科全书》1977年版认为：“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或科学。”英目录学家福开森在《目录学概论》中认为：“目录学这个名词，就广泛方面讲是指‘书的记载’，和书的内容最初是不相关涉的”。） 四、《文渊阁书目》的影响 1.对当时的影响。《文渊阁书目》打破四部成规，开明朝一代目录编制的新风气。当时著名的《脈望馆书目》、《菉竹堂书目》、《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均仿照其体例，按书厨编号分类；而《江东藏书目》、《博雅堂藏书目录》、《宝文堂书目》等，则以其为依托，任意新创部类，清初诸家目录也多不依四部成规。“此在分类史上实为一大革命，而摧锋陷阵之功，要不能不归功于《文渊阁书目》也”[8]。《文渊阁书目》创国朝类目，首开先何，明代诸家目录大多沿用，形成了明代目录的共同特色。此外，《文渊阁书目》以其“略有条目、以示梗概”的特色“开后来藏书目之一派”。[9] 2.对古籍考据的影响。《文渊阁书目》收藏图书共七千二百五十六部，四万二千六百余册。“合宋金元所储而汇于一，加以明永乐间南都所运百柜”，“缥缃之富，古所未有”，基本上反映了明初文化典籍收藏积累的情况。由于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再加上清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兴“文字狱”，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历史原因，很多珍贵的文化典籍散佚。《明史·经籍志》的编撰即是清初傅维鳞根据《文渊阁书目》取殿、阁、皇史成所藏私撰的，对前代的典籍记载多有遗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坦承“惟借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 今天，我们整理古代典籍，查考明代书籍情况，《文渊阁书目》仍为首选书目，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明史》卷96《艺文志》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 [3][5]《明史》卷148《杨士奇传》 [4][8]许世瑛《中国目录学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台） [6]《明通鉴》卷22 [7]《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马芝蓓《晋图学刊》1995年2期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考》 [10]朱彝尊《经义考》 原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