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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文献文学分类沿革 （一）历代王室藏书目录的文学分类 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保留的汉刘歆《七略》缩本来看，对文学书籍专门设立了“诗赋略，这个大部类，下设“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在“诸子略”下设立了“小说”类。但所谓“小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含义不同。 文学书籍，发展到魏晋，突破了诗赋范围，兴起了五言诗和乐府。此外，应用文和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增加了，产生了“诗文集”。这就给当时目录学家提出了新课题。晋代荀勖，在他的目录学著作《中经薄》中，改《七略》为“四部”，设立了丁部即集部一个大部类，虽然“集部”内容庞杂，但它却基本上囊括了绝大部分文学书籍。这在当时对文学与非文学界线尚不十分明晰的时代条件下，也可以说是目录学家给文学专门安排的一个大部类。此后，便标出了“别集”、“总集”的类名。荀勖在丁部（即集部）下标出了“诗赋、图赞、汲冢书”。 比《中经薄》晚五、六十年的晋代李充《四部目录》，对“诗赋”立类与荀勖相同，只是未列出“诗赋”等类名。 其他如《群书四部录》、《崇文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对文学书籍的分类。〔见图表①〕 （二）历代断代史和通史艺文志的文学分类 断代史艺文志，又称为史志目录或史乘目录。艺文志，或称经籍志，是史的一部分，专记图书。这种史书收入书目的办法，是班固的《汉书》所首创。由于“正史”受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读书人的重视，很少散亡，所以专记图书的艺文志，也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艺文志并非每一部“正史”里都有，“二十五史”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只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和《明史·艺文志》等。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约收具有文学价值的书籍137种（诗经等6种，哲学散文4种，历史散文4种，政治经济散文3种，赋105家，小说15家），约占全部著录图书四分之一强。 其他艺文志对文学的分类。〔见图表②〕  （三）历代主要私家藏书目录的文学分类 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1]不完全统计，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较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就有l，175个，其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藏书目录.在历史纪录中，我国早在第五、六世纪，就出现了私家藏书目录。历代私家藏书目录中，较重要的有王俭《七志》等五家，与文学分类有关的部类。〔见29页图表③〕 此外，清代钱曾撰的《述古堂书目》，以及清代沈复粲撰的《鸣野山房书目》，对民间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都进行著录。从此，通俗文学开始在目录中占了一定地位，给后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参考，打破了把通俗文学拒绝于目录以外的旧传统。 清末，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及近代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五卷，把文学书籍绝大部分归入集部，约占全部书目四分之一，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张氏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集部最要者”。 （四）历代专科目录的文学分类 专科目录在我国起源很早，公元前二世纪产生的第一部成形的目录——杨仆的《兵录》，便是第一部专科目录。文学专科目录，据《新唐志》记载，我国在第三世纪时，就产生了较挚虞稍早的晋代荀勖的《新撰文章家集叙》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本书虽无佚文可考，但“叙、录”二字，古义相通，可以推知它是和刘向《别录》相似的目录体例。所以，我国古代文学专科目录的渊源，开端于荀勖。及后，有挚虞的《文章志》四卷。晋末，有顾恺之的《晋文章纪》。南北朝时，宋有傅亮的《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的《江左文章志》三卷，邱渊之的《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齐、梁间，有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二卷。当时，摭拾遗文，传记作者，批评著录，盛行齐、梁。因而王俭、阮孝绪先后在《七志》、《七录》中辟出了“文翰志”、“文集录”等专门类目。 专录一种作品和一代文集的，有《宋志》所载沈建的《乐府诗目录》，明代《千顷堂书目》所载《国朝名家文集目》。前者可说是收录一种文学体裁作品的专科目录的开端。姚名达先生认为，个人著作——文学别集性质的专科目录，开端于魏曹植自编的著作目录[2]。 《隋书·经籍志》“总集”中，记载了挚虞《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并说：“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说明这一文学著作专科目录中，原来列有类别；可惜挚虞的《文章志》等原书已佚，看不到它们对我国古代文学著作如何分类了。 总览我国古代和近代各种类型书目文献，对文学书籍的分类，比较明显的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西汉刘歆的《七略》，对文学设立了专门独立的大部类“诗赋略”。从晋荀勖的《中经簿》改“七略”为“四部”，把“诗赋”等文学著作归入“集部”后，历代沿用，直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大同小异。其中唯独宋代郑樵的《艺文略》，不用“集部”类名，而标为“文类”，收《楚辞》、历代诗赋等文章，比较接近于《七略》对文学的立类。我国古代和近代对文学分类比较详细的书目，如郑樵的《艺文略》，“文类”大部类下，与文学有关的类目有“楚辞、诗文评、词曲（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按现代文学观学念来看，除“诗赋略”、“集部”、“文集”以外，“六艺略”中的“诗”和“经部”中的“诗”，当然属于文学范畴。其他如“史部：杂史、杂传、传记、别史”；子部中的“小说”；集部中的“别集、总集、文史”等，从各该类目下所着录的图书来看，有许多本身就是文学著作，有些和文学有一定联系；也有若干图书并非文学著作，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别集、总集”两个类目的图书内容包罗万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也说：“四部之书，别集最杂”。不能简单地把别集、总集等同于文学著作集。不能望文生义，误以为“小说”、“故事”等，就是今天的小说作品和文学故事，因为古今文学观念不同，辞义有别。 我国古代书目分类与文学有关、较为详细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且不说，史部除“别史、杂史、传记”外，还有“杂记、游记、外记”；子部有“杂说、杂品、小说家、杂事、异闻、琐语”。但它未能摆脱中国历史上传统分类的文、史和经、文混淆，重体裁而轻作用。戏曲完全不收，不承认它们是文学。 此外，清代李慈铭撰、得到很多学者重视的读书扎记《越缦堂读书记》第八部分“文学”，分类比较详细，分为：诗经、诗文总集、诗文别集、词曲、小说、杂记、诗话、日记、尺牍。比以往的文学分类都要较为细致明确，对文学分类的概念，较之“四库”更为清楚，更为接近现代文学分类的认识。不过，日记、尺牍并不都是文学性质的，要作具体分析。 清代钱曾编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尽管只是从一个藏书家偏重版本的出发点，收录了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但能在该目录第十卷标出“戏曲小说”，并分为古今杂剧、曲谱、曲韵、说唱、传奇、宋人词话、通俗小说、伪书，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即使标出这样一些标题，建立这样一些文学类目，也是难能、可贵需要充分肯定他在我国文学目录学上的贡献的。 从我国历代各种书目文献所设立的类目来看，如最早的“诗赋略”，以至经部或六艺中的诗（即《诗经》），文翰志中的诗赋，子部中的小说，集部中的楚辞、骚赋、诗集、诗总集、诗评、歌词、词曲、诗文评、戏曲等，很明显，这些都是文学性质的专门类目。 此外，有一些类名看起来虽非文学，但含有文学成分，如史部中的杂史、杂传，所收图书内容，包含“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接近于中国古代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杂传包含高逸、鬼神、仙灵等志怪小说。传记和别史中，也杂有类似情况。 史部中的《史记》，既是历史著作；其中一些“本纪”、“列传”等，又富有传记文学和文学散文价值。 即使在史部中的起居注类，也包含着像《穆天子传》等志怪小说作品。 甚至在章奏、表奏中，也杂有文学著作。 地理、游记中，同样包含着一些富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如《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晋）谢灵运《游名山志》一卷、（后魏）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以及《徐霞客游记》等。 因此，研究中国历代书目文献对文学的分类问题，不能只着眼于表面类名，而要究其实质。 下面谈谈我国历代书目文献中，与文学有关的一些常见类名的沿革和古今含义： （一）别集、总集、文集 “别集”、“总集”的类名，在目录中最早见于南朝梁阮孝绪撰的《七录》。 《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为之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 又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月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阮孝绪在《七录》“自序”中说：“王（按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经史子集四部之首，都有总序。其中“集部总叙”叙述了“文集”的原始。叙中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编者，主张只标“别集”一门，不必再分“诗集”、“文集”。卷首“凡例”中说：“又别集之有诗无文者，《文献通考》别立“诗集”一门；然则有文无诗者何不别立“文集”一门？”又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多分子目，颇似饾饤为嫌。今酌乎其中，惟……集部之词曲类，各约分子目，以便检寻。其余琐节，概为删并。” 所谓别集、总集，情况复杂，按理应该对具体作者的别集进行具体分析和归类；但由于我国古代目录学家对于各个学科的范围、概念认识上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明确，所以分类上就显得有些混淆不清，不免产生形式逻辑的倾向。例如《隋书·经籍志》把《汉武帝集》、《董仲舒集》、《班彪集》等著录于“旧事”类；《书目答问》将清黄宗羲的《梨洲集》、清顾炎武的《亭林文集》也都归入别集，以致政治人物、思想家和文学家、史学家等著作都混杂在一起，不能按学科体系准确分类。 现代一些图书分类法，在文学类也沿用“别集、总集”这些类名，但含义有所不同。如刘国钧编《中国图书分类法》，对“别集”的注释是：“凡一人之著作，除特种体裁文艺外，不问其为一体或众体，全集或单行著作均入别集”。并复分为“全集、选集、诗集、词集、文集”。“总集”的注释是：“凡合诸家别集而成一书者，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元四家集》等，均作为总集.兼有众体之总集如《文选》、《古文苑》等入此”。对各种文体，均设立总集与别集类同，如“诗总集、斌总集、词总集、文总集、骄文总集”[3]。 （二）小说 “小说”这个名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先秦时代《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我国辞书如《辞海》认为，庄周的所谓小说，即《荀子·正名》篇所说的“小家珍说”，指诸子百家的著作而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中说：“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求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鲁迅并引用东汉桓谭《新论》所云“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4]。鲁迅认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桓谭讲的似乎和后来所谓小说的概念相近，但称它为“短书”，仍含有轻视的意思。 作为文学范畴的小说，在我国向来是被歧视的，西汉刘歆的《七略》，全文虽亡，但从后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来看，小说列入“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班固认为“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计《伊尹说》二十七篇……等共三百八十篇.据班固自注，这些书有依托古人的，有记古事的，时代均不明；也有出自汉代人之手的。鲁迅认为：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6]。现在，十五种均已不存。《汉书·艺文志》的结论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按：古称细米为稗。街谈巷语，是很细碎的言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由此可见，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地位十分低下，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正如鲁迅所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5]。自从刘歆、班固等对小说定了上述基调后，历代史学家、目录学家沿袭下来，无所变革.不论唐代魏征撰的《隋书·经籍志》，以至清代纪昀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小说的论述，均袭承旧志。例如《隋书·经籍志》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孔子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在小说下著录了像《琐语》（一卷，南朝梁顾协撰）、《小说》（南朝梁殷云撰）等。而对于盛行民间的宋代平话，元、明演义，书籍虽然很多，史志却一概不予著录。 清初钱曾编的《也是园书目》虽收入了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并非因为他对于文艺有什么真知灼见，不过是从一个图书收藏家偏重版本的角度，才予以著录的。 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把小说分为六类：“小说繁多，派别滋多，综核大凡，分为六类：一志怪，《搜神》、《述异》、《宜室》、《酉阳》之类是也；二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三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四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五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六《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小说分为三派：一、叙述杂事，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书是；二、记录异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等书是；三、缀辑琐语，如《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等书是。 胡、纪二人对小说类型所作的分析和概括，表面上看来似乎比较详细；实际上，他们的着眼点仅偏重于形式、体裁，并未接触到小说的实质与价值这些重要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旧说以为小说是琐细的记载，凡杂记、笔记以及考证事物等文字都包括在内；这和现代运用语言艺术，通过描写人物故事、刻画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观念完全不同。 正是那些非职业史官的民间知识分子，“各记闻见，……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街说巷语，……道听途说”等等，不能列入所谓正统文学和正史的小说、杂史、传记中，却闪耀着古代文学的光辉，保存了正统文学和正史中所没有的大量珍贵文学作品和史料。封建正统派文人和正史家之所以难以理解“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7]。这个事实，既反映了他们轻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又说明了他们不了解正是“街谈巷语”之类的民间文学，才有留存久远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小说最早的起源，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和思想、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寓言故事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中一些较好的篇章，已摆脱“残丛小语”局面，发展为粗陈梗概的小说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虽然它们“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说”，但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小说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了。 唐代，小说开始成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传奇作品。而唐以前、六朝时代的小说，大都只是一些没有结构的残丛小语式的杂记，叙事不重布局，文笔亦较简略。中国文言文短篇小说，具有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地位，是起于唐代传奇。它建立了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形式，由三言两语的杂记，变为复杂的故事描写，并注意结构、人物心理性格描写与形象塑造.唐代文人开始有意识地用心写作小说，小说生命由此开拓。 传奇以外，唐代还有一些笔记小说，但内容十分庞杂，小说意味远不如传奇。 宋元文言小说（即宋传奇），是唐代文言小说（即唐传奇）的继续，但比唐传奇大为逊色。而继唐代“说话”之后，继续发展起来的宋元话本，“实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8]。宋元话本，继承发展了前代说唱文学成果，确立了白话小说这种崭新的文体，在题材内容、语言运用和形式风格上，都与唐宋文言文小说显然不同，形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风格，为后代通俗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宋元笔记小说（即文言小说）数量虽多，但以鬼神怪异为主，成就不高。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通俗小说，如《说岳全传》、《说唐全传》、《镜花缘》、《施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 近代小说，以戊戍政变（1898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时期的成就最大，产生了大量谴责小说，比较突出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狮子吼》、《洪秀全演义》等，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 （三）“故事” “故事”一辞，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1、旧业；原来的职业。‘故事”一辞，较早见于先秦时代的《商君书·垦令》：“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2、旧事。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唐魏征等撰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序[9]中说：“昔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汉时，肖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隋书·经籍志》在该类中著录有《汉武帝故事》三卷、《秦汉已来旧事》十卷等书。其他如《明史·艺文志》“故事”类，著录了《为政要素》、《边事小纪》等书。 3、典故。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 4、成例；旧日的典章制度。《汉书·苏武传》：“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 5、花样。《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上述几种含义，都和现代文学范畴中的故事含义毫无共同之处。从历代艺文志史部“故事”类所著录的图书来看，与文学也毫不相干。 现代文学所谓故事，是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一系列为表现人物性格和展示主题服务的、有因果关系的生活事件，由于它循序发展，环环相扣，成为有吸引力的情节，故又称故事情节”[10]。 故事，是现代文学体裁之一如革命故事、童话故事等。它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联贯性，较适合于口头讲述。生动的故事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11]。有一些小说作品，便以故事命名。 （四）“杂史”、“杂传” 《隋书·经糟志》对于杂史的解说是：“……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12]。 《隋书·经猎志》对于杂传的解说是：“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13]。 该类著录有（晋）葛洪撰《神仙传》十卷、干宝撰《搜神记》十卷等书。 从该类所收的书目来看，如《吴越春秋》和《搜神记》二书，前者归入杂史是确切的；但后者则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并不属于历史范畴。 此外，“起居注”，看表面类名以及艺文志中的解说，无疑，属于历史范畴，《隋书·经籍志》中说：“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晋时，又得《汲冢书》、《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之纪王命之副也……”[14]但正是被（（隋书·经籍志》认为是起居注的《穆天子传》，在我们今天看来，却是中国古代很宝贵的文学作品。 杂史、杂传中的逸史、野史、稗史，如《海东逸史》、《明季稗史汇编》等，有许多很有文学、历史价值的著作和资料，后世有许多小说、戏曲作品往往取材于此。对于杂史、杂传类所收录的著作，需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鉴别，对内容性质各不相同的图书应区别对待。 注释： [1]（清）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七卷，叙录一卷，附：人名索引一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全书427页。 [2]据《晋书·曹志传》记载：“志，……植之孽子也。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时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案’。还奏曰：‘案录无此’。”这说明曹植曾经亲自编过自己的著作目录。姚名达先生认为：“盖两汉文学侧重诗斌，个人创作尚少结集，至曹植始结集录目也。”（见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初版，1957年3月重印第1版，第344页。）在这以前的《七略》，虽有“诗赋略”，而不载散文。 本文第（四）节说，晋代荀勖的《新撰文章家集叙》和稍后挚虞的《文章志》、晋末顾恺之《晋文章纪》，以及南湘朝时宋傅亮的《续文章志》、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邱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齐、梁间沈约的《宋世文章志》等，是我国较早的文学专科目录，根据有二：首先，《隋书·经籍志》“薄录篇”著录了晋代荀勖的《杂撰文章京集叙》十卷，等等，共五种。该篇明确说明，这是专门著录我国古代著作目录的一个篇章：“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烟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自是之后，不能辩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有，编为薄录篇。”这证明荀勖、挚虞等人的著作是目录名称，而不是一般图书。 其二，《三国志注》、《世说注》、《后汉书注》，都引过《文章志》等佚文，证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学专科目录。例如《后汉书注》的引文说：“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沛相廊府君书》一首，（见《桓彬传》，可见它们确是目录体例。 [3]参见：刘国钧原编、北京图书馆修订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57年5月修订第1版，第185—189页。 [4]见（梁）肖统撰：《文选》杂体诗三十首，李善注引《新论》。 [5]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2月重印第1版，第15页。 [6]同上书，第17页。 [7]《新唐书·艺文志》甲部经录“序”：“……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故？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见《新唐书》第5册，第1422页，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l版） [8]见：鲁迅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9]《隋书·经籍志》，见：（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l版，第4册第967页。 [10]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第l版，“故事”条目。 [11]同上。 [12]《隋书》第4册第962页，史部“杂史”序。 [13]《隋书》第4册第981—982页，史部“杂传”序。 [14]《隋书》第4册第966页，史部“起居注”序。 参考书目 吕绍虞编 普通目录学 武汉大学1957年8月 姚名达著 中国目录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36年8月初版 1957年3月重印第l版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样出版 1979年9月第l版 （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 （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 鲁迅著 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2月重印第l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著 中国小说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第l版 陈汝衡著 中国说书史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年10月第l版 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