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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阅孟宪恒同志《刘向、刘歆书目工作动机异同辨》一文，（见《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五期）观作间之意是将向歆父子书目工作区分成两种：即刘向是无意识的，而刘歆则是有意识的，并认为刘向“《别录》还算不上是一种正规标准的目录”，是“各篇叙录偶然之汇辑”。笔者对此种观点实不敢苟同，故特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就正于孟先生及诸位读者。 我们知道，书目是在一定的藏书基础之上才能编成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向歆父子校定群书时的书籍收藏情况作一番考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 ‘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当时藏书处所，除秘府之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经过这番努力至成帝河平三年又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之后，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这就是当时的书籍收藏情况。 从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书缺简脱是当时藏书所存问题之一，但远在孝武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到了刘向的时代并不是象孟文所说的那样，刘氏面临的只是：“一堆散篇断简”。刘向所要解决的应是那些不同异本的讹文错简需要校订，而且要根据众多的异本，鉴定真伪后写出正本来。但这还只是刘向等人工作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说的校雠工作。他们所要解决的真正难题则是：面对“积如丘山”的书籍，如何将其条理化，有序化以便使人能剖析学术源流，进而因录求书，因书究学。因此刘向每书校毕还要“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示而奏之”。这项工作已经不属于校雠的范围，而应算是书目工作的范畴，因为这已是“后世解题目录之先声”。根据吕绍虞教授的总结，除了校雠和叙录之外，刘向的另一项“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和精力，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工作就是 “部次条别”。所以，笔者认为：刘向校书，其意决不仅仅在于写定正本，更重要的是要撰写叙录揭示图书内容；评介作者生平以明学术源流，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要编制一部“叙列九流百民之学”的分类解题目录——《别录》。以便把那些“皆可观”，“亦有可观者”或“可常置旁御览”的图书分清轻重缓急推荐给皇帝阅读。另一方面依章实斋的说法就是“欲人即类以求书，因书究学”。孟文抓住.“无法阅看”这几字，便认为刘向所进行的只是“一项极为完满的校雠工作，” “不是有意识的书目工作”。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其实“无法阅看”这四字也是针对着两种情形而来的：其一就是孟文所说的“书颇散亡”，“书缺脱简”这一面。其二则是由此而引起的“礼坏乐崩”这一面。正是为着这一面，刘向才有“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剖析学术源流”的必要。也正是这一面才构成了刘向“别集众录”已成《别录》的原始动机。孟文对于刘向“别集众录”一举找不到正确的解释，只用“某种机缘”这样闪烁不定的词句来强为之说，岂能让人折服？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刘向的《别录》究竟是不是一部分类目录。这个问题历来治目录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产生歧义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大概都集中在对《七录序》所谓“时又别集众録谓之《别录》”。这一句话的理解上。比如孟文大概就是由此而得出《别录》是“各篇叙录偶然之汇辑”，进而又得出“这一成果只处于整个奉敕校书中获取一项副产品的从属地位这一结论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其理由如次：其一：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成书都是依靠着共同的藏书基础。都是“当时的国家藏书目录”。而“古代藏书，则非有目录以为根据，是无法有顺序地排架的”。所以《别录》是经过部次条别而成的图书目录，自然就不是什么“各篇叙录偶然之汇辑”了。《隋志·簿录部》，序说：“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就是明证。其二：刘向的《别录》完全有分类的可能：因为成帝在河平年间的诏书就已作了明确的分工。《汉书艺文志》云“成帝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伍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所以谭戒甫在其所著《怎样研究目录学》一书中分析道： “据这样看，当时向等四人，已经把群书分作六个部门，即（1）经传，（2）诸子，（3）诗赋，（4）兵书，（5）数术，（6）方技；然则《别录》的编次，想也照着六部分开的了”。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都知道，刘向是最重剖析学术源流的，凭着他的博学，在他为其它的那么多书籍剖析源流的同时，怎么会反而将自己费尽十九年之心血撰成的叙录，胡乱地凑合起来，而“偶然地”汇辑成《别录》呢？难道说他那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对于自己的著作就不适用了？这是很难设想的事情。其三，我们一说l（}il录》是，一部七分法的目录，这在《唐书经籍志·史部目·录类》所收十八部书目的排列次序中也可得出明证，它们是这样排列的： 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 七略七卷 刘歆撰 今书七志七十卷王俭撰 七录十二卷阮孝绪撰 中书簿十四卷 荀勖撰 永徽元年书目四卷 王俭撰 梁天监四年书目四卷 丘宾卿撰 …… 我们知道：王俭撰《七志》和《永徽元年四部书目》是同时进行的，但上面这种排列次序却是将这两种目录之间又插入阮孝绪的《七录》十二卷。显然不是按时代次序排列的。而是按照分类体系排的，即将七分法分类体系的书排在一起，四分法分类体系的书又排在一起。照此看来，《唐书经籍志》的编者显然是把《别录》作为七分法的目录体系来看待的。 基干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刘向的《别录》是一部有组织的分类目录，应该是我国分类目录的开山鼻祖。 有人只推刘歆《七略》为分类目录开山之作，我想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一：《汉书艺文志》基本上保留了《《七略》的原貌，使后人能了解其崖略，但与此同时却对刘向的《别录》没有从整体上加以著录、反映。至使后人只知《七略》对《别录》则知之不多。对此，已有很多前辈论述过班固之非矣。其二：对《七略》《别录》两部书目相互关系的理解不同，一所以结论也因之而异。一种理解认为：略》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种别”而成的，因此《别录》没有分类体系。另一种理解则认为《七略》是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要”而成的。因此《七略》的分类体系是沿袭《别录》的。到底那一种理解比较正确呢？我认为第二种理解比较合乎实际。因为第一，正如前文已引述的吕绍虞先生所论述的那样：部次条别的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刘歆不可能独立地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便能完成得了。第二，向歆父子的校书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目录编制活动。刘歆《七略》的编成是父子二人总共二十余年共同研究的成果。这正如蒋伯潜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刘向父子领校秘书，以校勘文字篇卷始，以编次篇目及总目终，其工作从“校雠”至“目录”实为一贯的，不可分的。” 因此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刘向刘歆编定目录是有着共同的动机因素的。 当然，刘歆的·《七略》相对于《别录》也不是完全没有发展。譬如“辑略”这个大类就是刘向《别录》所无的。辑略是“六略之总最”，是用来阐发类目之间相互关系的，辑略是不收书目的。这一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刘歆的创造。此外，刘歆还对“《别录》大刀阔斧地进行删繁就简的工作，二十卷的《别录》，经他“撮其要”只剩下了七卷。这主要是因为“向书重在解题故文繁而事瞻，歆书但明类例，故纲举而目张”。旨趣不同，结果也因之而异。 总结全文，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几条：刘向、刘歆编制书目有着共同的动机，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为了给皇帝以及能利用皇家藏书的朝中大臣提供寻检图书的依据。其二则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于有这种共同的动机，因此，两部书目都是在共同的藏书基础上进行的“系统化的著录活动”。又由于《别录》先于《七略》而成，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应该被推为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 1985.2期上发表过《四部法文有之因管见》一文。 [作者简介]陈东男，21岁，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八三级学生，曾在《湖北高校图书馆》 原载：《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