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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常书智、李龙如同志任主编，刘志盛同志任副主编的《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调查了解、审阅考证，最近已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这是嘉惠学林的一件盛事。 做学问，首先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研究现实问题，就必须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历史问题，就离不开对古代的文献、典籍、文物的认真钻研。而要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可靠，又必须以资料的可靠为前提。资料的可靠，从文献、典籍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是“善本”。张之洞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钞）。”显然，张之洞对“善本”的定义，是局限在已刊刻的古代典籍和文献方面的。而现代人们对于“善本”的理解，已扩大到前人的手稿、抄本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省现有古籍近200万册，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3500余种，4000多册。而《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录的书目有6600余种，60万字。就文献、典籍而言，它收录的范围较之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略有拓宽，特别是侧重收录了一部份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有较高价值的古籍文献，如湘人诗文集、湖南方志、湘籍谱牒等。这些古代文献中，有不少是极具版本价值的，如宋版2部，元刻本17部，宋元明递修本26部。其中的明代嘉靖刻本《广四十家小说》、天启刻本《伤暑全书》就是海内孤本。在大量手稿、抄本以及批校题识圈点本的保存方面，则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湖南藏有明代稿本4部，清代稿本142部；明代抄本34部，清代抄本364部；明代批校题识圈点本299部，清代批校题识圈点本175部。这些丰富的文献典籍表明，湖湘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科研实际，谈谈自己对《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出版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首先，是大量的善本古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湖南刻书业历来发达，许多刻书家或官宦之家，不仅刊刻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典籍，而且刊刻了大量湘籍学者或与湖南有关的学者的著作。就以贾谊为例，他在汉文帝时任过大中大夫，由于受排挤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所以历代文人对他均十分同情。在历史上湖南不仅修建了多处贾谊祠，而且多次刊刻了贾谊的著作《新书》。据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记，此书在宋代淳熙辛丑（1181年）就有潭州（今长沙）刻本，淳祐八年（1248年）又重修其版。到了明代，又有郴州何孟春刻本、长沙刻本、武陵新本，及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陆良弼在长沙所刻本。到了清代，卢文弨编《抱经堂从书》时，就是据上述诸种版本进行校勘的。抱经堂本《新书》直到现在还是人们利用比较多的一个版本。例如，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谊集》中的《新书》部分的内容，就是以抱经堂本为底本的。仅此一例，亦足以说明湖南历代刻书事业，对于古籍校勘和学术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现在上述几种版本虽已不存，但在《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中仍收有明人周子义编、万历四至五年（1576-1577）南京国子监刻本《子汇》二十四种三十四卷数套，其中就有《贾子新书》二卷，这也是弥足珍贵的。 其次，是大量的古人手稿，既是珍贵的文物，又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例如，《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卷三“子部·艺术类”中收录的大量古人的绘画、书法真迹，就极具文物价值。至于古人或近人的手稿，则是科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研究资料。例如，湖南图书馆保存的清代著名外交家、政治家、思想家郭嵩焘所定的《郭嵩焘日记》，所记时间跨度长达40年之久，凡61册，共200万字。对于了解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极具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郭氏出使西方的两年的日记，更是研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可多得的材料。当时郭嵩焘作为朝廷任命的二品大臣，以他丰富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调查，得出了很多深刻的结论。他认为，西方“实学”即科学发达的认识论原因，在于西方人重视实事求是。他尝在日记中言：“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使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这句话，不仅将“格致”即格物致知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而且认为西方科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他在评论当时一个大臣上奏朝廷的条陈对学习洋务的看法时指出：此人“于交接洋务未能尽其要，而于洋情为有得矣，然知洋情之为然，而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其言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这就说明，在郭嵩焘看来，所谓“知彼”就是要“知洋情之为然”；所谓“知己”就是要“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中国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表明，相对来说，“知彼”还比较容易，只要虚心体察外国情况即可；而“知己”则非常困难，因为不仅要于洋务“交接”之处“尽其要”，而且将“西法”转化为“中法”需要经历一个辨别、吸收和消化的过程。郭氏在中国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他强调“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表明他在我国向西方学习的起步阶段，就从哲学高度将这种学习奠立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基础之上，这也是十分高明的。郭嵩焘的这些精彩的思想，在尘埃中湮没了整整一百年。这是因为，在1877年他出使英国的途中，曾将其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日记《使西纪程》上奏朝廷，同文局将它刻印出版，结果受到保守大臣的参劾，说他“有贰心于英国”，朝廷也因此而宣布毁板。从此之后，郭氏再也不愿将自己的日记公开出版。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此时，距郭氏写作上述高见已整整一百年。这一史实，深刻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艰难曲折历程。 第三，善本中的许多抄本，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或具有重大校勘价值。例如，《书目》中收录的大量王夫之（船山）著作的抄本，在近年整理和出版《船山全书》时，就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王夫之这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中具有极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其中不少著作被清朝廷宣布为禁书。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刻印《船山遗书》时，为了“避讳”，曾将其中许多涉及民族问题的字、句、段加以删节。据统计，金陵本有此类白框及个别墨格凡990处，2232字，这就严重破坏了船山著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世纪30年代，上海太平洋书局重印《船山遗书》时，因限于条件，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自近代以来，湖南陆续发现了少量的船山著作手稿、家刻本和大量船山著作的抄本和佚文，这就为重新编辑、整理和出版船山著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据统计，上述船山著作的手稿、家刻本和抄本，涉及船山著作34种，合计263卷。自80年代以来，在湖南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岳麓书社牵头，花了整整十年功夫，对船山著作重新加以校勘、整理、标点，出版了一套16卷本的《船山全书》。在此过程中，就充分利用了上述手稿、家刻和抄本，因而使新版《全书》与过去的两种版本《遗书》相比，内容更加完整、准确、可靠。 上述几个例证充分表明，古籍善本的确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为我们采掘这座宝藏描绘了蓝图，提供了索引，指明了方向。我们十分感谢编辑这本书目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王兴国：湖南省哲学研究所所长。] 原载：《图书馆》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