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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目答问》看我国经史大家治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舒伟光 参加讨论

    何为教学,应该包含教学与治学二个方面。而由于当今商品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大都变得功利和浮躁,当今在教育界这种现象也未能例外。往往今人常要探讨种种的教学方法。诚然,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应该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加以归纳和总结的,但依笔者之见,根本的教学方法是在于治学。今天的教师大多缺少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更是缺少古人身上的治学精神。如果能具备我国古时经史大家的一些治学精神,教学方法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且以下文来看,能够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书目答问》一书为清代末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学者张之洞所著。是于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他的学生问他:“应读什么书,书以何本为善?”他为了有针对性地搞好教学,辅助学生以正道,而写下这本目录书。这本目录书与一般的目录书不同,一般目录书是把所收藏之书著录下来而成。《书目答问》不是著录所收藏之书,而是一个要籍的目录,也就是一个学习进修的书目大全。作者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初学古文者,正如他在《峪轩语》中说的:“论读者宜有门径”。清人王鸣盛也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以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可见这些经史大学问家,几乎都把目录学视为治学之初步。张氏又说:“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他肯定了《四库提要》指导初学之作用,因而他把自己列举的二千二百种左右的书,依据《四库提要》分成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有所压缩、精选和调正,对那些“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以及“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讳谬者”,均不予以选录,却多录“易买易读”之书、以免初学者望而却步。所以他所著录的书籍多是较为重要的,而版本、注释也多是精良的。既不追求宋元版本,嗜古好僻,也不求多务奇、炫示鸿博,而是实事求是地造福学子,使初学者“按图索骥、左右逢源”。
    这本书的体例,首先列重要书籍,次一等书籍低一格排写,明确轻重缓急,便于参考。每部中又分若干类,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中又分小类。书名下标作者姓名、版本出处、卷数异同,有时还作简要评语。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评《书目答问》说:“今日阅之,所取既博,条例多明,实为切要之书”,肯定了这部书的实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张之洞还指出经史子集各部重要书籍。张之洞按四部顺序著录要籍,并加扼要评语,如《经部·正经正注第一》首先列出《十三经注疏》,其注文是:共四百一十六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本,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目列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谬误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明监汲古本不善。把这部经书的各家注本,分优劣顺序全提出来了。卷数,版刻都很清楚。可贵的是张之洞指出阮文达(清代阮元)的校勘本最适宜于学者,而四川书坊翻刻的阮本错误太多、不可读,国子监本和毛晋的汲古阅本虽年代早于阮元,因错误多也不可读。如果按照张氏指示的书本去读,自然会少走弯路并节省许多翻检和审定的时间。
    再如《尚书今古文三十卷》评语:“孙星衍,平津馆本,学海堂本,孙胜于王。”在这部书的下款便是《尚书后案三十卷》,评语:“王鸣盛,原刻单行本,学海堂本”。这样我们便知晓“孙胜于王”的话是说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三十卷》,这部书的注本比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注本好。《书目答问》最后附有“姓名略,虽只列出姓名、籍贯,却能标志出学术渊源。把王鸣盛、孙星衍二人列在“经学家”栏目内,即标明他二人是“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通深”的汉学专门经学家,专重训诂,故而这两部书均是好书,但孙注较之王注则更好。
    再如《诗经》,首先列出《毛诗传疏三十卷》“陈奂,单行本、丛书本。”第二列出《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道光十五年刻本”、第四列《毛诗稽古编三十卷》“陈启源,单行本,学海堂本。”这三部书可以说对毛诗的注是最好的了。陈奂精于典章文物制度;马瑞辰通解大意;陈启源偏重词义。了解这三部书的各自特点,阅读时自会各取其所长。
    例子勿须多举,总之《书目答问》可以说是张之洞读书经验的总结,把自己读书的经验告知给初学者,这是他对知识界的巨大贡献。
    张氏十分注意精校精注本,他总是首先介绍精校精注本,并且略加评语,眉目清晰。如《杜诗镜铨二十卷》中指出:“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即是说在千家注杜的众多注本中,以仇北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两部书为最好,时至今天这个评价也是正确的。
    从上述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书目答问》是一部切合初学者实际的目录参考书,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范希曾加以补正,使这部书更加完美、充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蒙文通又在“经部”加了一些按语,虽过于简略,仍有其参考价值。
    至于《书目答问》一书的作者,一度有人说是出自缪荃孙之手,缪自己也含糊其辞。柴德赓在“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中,极为有力地肯定了作者为张之洞,勿需赘述。
    张之洞与清末的清流派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为官上还比较清廉正直。他又是洋务派重要一员,不管洋务运动有多少缺点,就其性质而言,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张之洞的这一点还是应给予一定肯定的。但他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主张国粹,推崇考据之学,强调尊经,这是他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就像现在人们大都变得功利和浮躁一样,这也是一种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吧!因而对他们推崇的书籍,一定要以历史的精神来对待,对今天有用的作为借鉴,其中糟粕部分加以扬弃,以便更好地做到古为今用。
    [舒伟光:吉林工商学院。]
    原载:《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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