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是中国全面接触并启动现代化的时代。世纪初，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人的觉醒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而人的觉醒的过程恰恰是现代性与中国遭遇的过程。世纪末的今天，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促进了我们对现代性本质的全面的再思考。在书中，作者着重指出了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相互塑造的关系：“在塑造人们的自我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的带有地方性，对于那些在后果和内涵上都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自我的确立与整个社会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互动的关系。自我既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同时也不是与外部世界毫不相干的独立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实现有赖于自我的实现与自我的把握。现代性的本质是对制度与自我的反思，而自我认同(依照吉登斯的定义)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因而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性实现的必由之路。 循此思路，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会发现在众多显性主题之后，若隐若现存在着“现代性”这一线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读新文学的奠基作《狂人日记》时体会到相当异样的感受。小说以狂人，也就是疯子的经验与体验为内在参照反思现存制度，在压抑、恐惧与不信任(怀疑)中体味到“生存的孤立”和环境的困窘与威胁，这种反思性的建构实际包含了现代批判理性精神与创新精神。同样在我们观照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写作，尤其是在大的文化碰撞、激烈的社会变动与思想转型时期的女性写作时，也会发现同样的问题。 自我认同(identity)不仅与现代性息息相关，而且更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强调，自我认同并非自我意识的终极目标，而是出发点。女性在讲叙自己的故事、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实际也是进行文化叙事。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问世。年轻的丁玲，内心充满着热情、憧憬与焦躁、盲目、苦闷的丁玲，第一次以细腻的笔触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人生道路上的内心冲突。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我以为并不在于其心理描写的手法，甚至不在于莎菲于性爱矛盾中所表现出的灵与肉的抉择(这方面还有更早的郁达夫的《沉沦》)，最重要的在于莎菲作为经“五四”洗礼的新女性所进行的自我审视、自我认同：无论是对凌吉士的鄙视，还是对周围庸俗、污浊环境的厌恶以及对自我的剖析，无不显示了莎菲作为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的确立。这个过程仿佛一把双刃剑，小说中写道：“足足有半年为病而禁绝了的酒，今天又开始痛饮了。”病痛与酒仿佛誓不两立，如今却要互为凭借，要凭借酒来体味那种痛到极处的淋漓之感，仿佛要撕扯自己的血肉乃至灵魂，杀出一条血路。 较《莎菲女士日记》稍晚些时候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组信，被一位香港文学史家评价说：“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丁玲的信与莎菲的日记互为佐证，使我们洞悉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内心历程。日记等是女性创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形式，从日记的文体特点出发就会发现它之所以受到女性作家的青睐在于女性作家(无论是二十-三十年代的或八十-九十年代的)创作的起步往往是赤裸的情感自白，是最原发状态的情感的诉求，这种小说人物的个性模糊，充满着情绪化及感情的流溢，不太注重讲故事(哪怕是个好听、动人的故事)，也不太刻画人物，小说最好的切入点往往是人物的心灵。对自我内心的解剖痛苦而痛快，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快感。女性写作这把双刃剑，它挥舞所到之处不仅指向传统文化与现存体制，同时还要更多地撕扯自己的血肉乃至心灵。这表明现代性的反思已深化到自我的核心位置，同时也表明现代性问题对于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与生俱来的，它之于女性写作的意义是无可选择、无可逃避的。 现代性问题是本世纪缠绕中国人最多的问题。现代性与中国遭遇后，即产生了种族、国家、性别等方面的变异。二十-三十年代现代性话语往往被爱国话语所掩盖。正如有文指出的，《沉沦》等小说刻意突出爱国话语而掩饰其私人话语。而现代性的最显著的表征——自我认同往往似隐似现。这就是今天我们重读《莎菲女士日记》与《沉沦》所得到不同感受的原因。《莎菲女士日记》更侧重于自我的确立，而《沉沦》(至少是表层上)更侧重于在自我经验的外层套上一个爱国的光环。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自我经验、自我体验，而恰恰是这些东西反映了二十世纪现代性对人性思想精神领域的深度拓展。 本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女性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同时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与诡谲的女性生活场景与经历，较之莎菲的痛苦的探寻姿态，黛二(陈染小说主人公)的选择更加迷离。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可视为对现代性的全面探索。 本文拟以陈染的小说为个案，集中探讨九十年代大陆主流女性作家写作中所体现的现代性征候。 1.痛苦与漫长的自我认同过程 陈染在小说《角色累赘》中写道：“所有的问题，最终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用卡尔·罗杰斯的话说：他们都在问我究竟是谁？我怎样才能成为我自己？当一个人长大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要摆脱别的眼睛而造就出来的他，离开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当这种愿望与现实抵触时，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类永恒面对的困境。” 因此陈染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黛二还是什么别的女人，都充满了迷惑、怀疑与痛苦，有时表现为焦虑与心理困扰。这种焦虑与困扰大多不是对金钱、名誉等的欲望(这一点并不像池莉《来来往往》一类的世俗白领小说中充斥着现代商业气息，在酒店与别墅之间演绎着人生悲喜剧)，有时甚至不是对男性的欲望，而是挖掘与显示自己欲望的可能、欲望的能力。这种对自我潜在能力的挖掘显示了自我认同的过程，这种过程在陈染笔下显得反复、痛苦与漫长。 与传统女性所具备的坚定、深远、屈己温柔等美德不同，陈染笔下的女主角美丽而忧郁，孤独而无助，常常沉湎于内心，玩味一种病态的柔媚与冷艳，属于冷凝寡欢的林黛玉式(黛二可否视为林黛玉第二)，完全摒弃了世俗式的自为、热闹与强旺，呈现出一种自我纠结、迫仄的症结。自我认同的渴望来源于人物自身具有的深层的不真实感与漂泊感。黛二们一般拥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童年：充满着冷落、背叛、孤苦无告与对世界与自身朦朦胧胧的认识，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成为女人的仪式性的命名式中，也不断地重温着那段经历，与往事无法告别，与现时无法相融。不真实感表现为主人公的强烈的怀旧情绪和对现实的茫然与抵触。“我是一个惟独没有现在的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残缺。而一个没有现在的人，无论岁月怎么流逝，她将永远与时事隔膜。她视这种隔膜为快乐，同时她又惧怕这种隔膜。所以，她永远只能在渴望孤独与逃避孤独的状态中煎熬。”(《与往事干杯》)在小说中，梦境与现实混淆，梦、幻想、空想比比皆是。梦既是一种潜在的欲望，同时也是对现实逃避的方式。在带有“梦”、“假想”、“潜性”与“卜语”字样的标题下，我们读到一种神秘的、幻象式的审美，怀旧情绪显示了内心深处对现实的疏离与恐惧之感，因为无所恃、无所本，久已逝去的童年与少年时光虽不免有老照片式的荒凉败落，但隔着现时去守望时仍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在回顾过去当中，确立了现时自我的位置。这种“返回早期经验”并不表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过程发生危机(比如失恋或下岗)，甚至并不局限于生活本身，它显示了自我认同以一种与自我社会对立的方式出现的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 陈染早期小说的主人公都有一段短暂的异国它乡的生活经历。在背井离乡中重温着怀乡梦的主人公如断线的风筝，有一种漂泊感。而回到国内，“她感到自己像一株被遗弃在人流之河的堤岸旁的孤树……她看到每个面孔都是一个城堡，她被夹在无数城堡之间倦怠不堪，忧伤自怜，像个真正的傻瓜。她再一次感到某种真诚的东西正与她无可奈何地慢慢远离……”(《无处告别》)无根的漂泊与有根的被遗弃，这种置换显示了作者的思考不仅仅着眼于种族与国家，而是转向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人的问题。自我所面临的情境的多元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情境：即漂泊感与孤独感源于一种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恰是信任的反面，这印证了吉登斯所言“本体安全感的丧失”，“本体安全性的架构的易于破碎”，信任的危机表明个体信心的丧失，表明对外在世界的稳定与自我完善的认同的质疑。正是由于童年的基本信任的体验的不具备——父母的离异使得童年的主人公缺乏保护，心理没有注射抵御孤独的情感疫苗而显得敏感、脆弱。“阳光比我设想出来的所有的情人都更使我感到信赖”(《嘴唇里的阳光》)，《空心人诞生》中的小男孩正是如此。由于父母的离异，小小年纪的他便处于一种警觉当中，模模糊糊地感到潜藏的威胁，常常表现为易惊惧，心事茫茫，饱含沧桑。“他那颗还是十二岁的对世界充满不安感和恐惧感的心，响得像急急的铜鼓。”这种由于没有信任引发的情感断裂隐含了自我认同的障碍和自我认同的激发力两个层面：一旦不能走出童年的阴影，便会陷入焦虑、忧郁、自恋、精神分裂乃至死亡的幻影中；但是这种时间经验中的断裂也有助于激发个体去探索新的发展空间，重新发现自我，建立新的自我感与认同感，达到重塑自我的目的，这后一种情境便是现代性社会加之于我们每个人的，一旦把握了这种主动干预过程，便会积极地适应社会与个人的转型。 在第一个层面中小说写到了对死亡的垂青。陈染的小说反复吟诵着死于华年的故事，执著于死亡的话题与想像。水水(《时光与牢笼》)从来都把死亡当成一个自由人的圣地，而男孩的妈妈放弃两性和谐转而诉求于同性情谊，因不堪承受心灵的重负最终心理崩溃自杀而死，因为她无力走出旧的婚姻的阴影也无法面对新的情感的挑战(《空心人的诞生》)。 但对于陈染笔下大多数主人公而言，从情感的断裂中感悟生活和自我才是更迫切的问题。无论是《空心人的诞生》中那个外表宁静内心极为焦虑的苗阿姨，还是《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中的女主角，在经历了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危机之后，选择了自我调节与融入制度，是丝毫不奇怪的。因为成为女人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在其中需要选择，需要安全与信任的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听天由命，偏离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后我们就会看到在现代晚期，通过反思，通过不良经验的被“存封”，社会的可塑性以及人类塑造生存环境及自身的能力的加强。在《嘴唇里的阳光》中我们读到了双重隐喻，拔牙意味着性交，黛二对拔牙的恐惧可以视为对男性及其生殖器的恐惧。最终黛二爱上了牙医，被治愈了心理恐惧症，她的潜在的欲望的能力被唤醒，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了双性和谐的梦想。 吉登斯指出：“当常规生活变得穷困潦倒的时候，或者某个人专门获得了对她或他的自我认同高度的反思性控制时，存在的危机就可能出现。”吉登斯此话的后半部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为什么陈染笔下的人物身上常常存在着负罪感。《与往事干杯》与父子两代人有着情与性纠葛的肖蒙在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下享受青春前后期肉体快乐，当真相大白，她感到眼前一片昏暗。“这昏暗使我消融在自我灵魂的窥视里，这窥视使我愧疚交加，怅然若失，使我被一种莫明的罪恶感死死缠往。那混合着肉体享乐的羞耻与惭愧，使我无地自容。”现代晚期，面对现代性的不安定特征人们经验重组。但仍然要面对未来领域所做的风险评估。人们不得不承担选择后的责任，负罪感恰是未知状态下对风险自我选择的结果。 2.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常常被指责为追求与玩味精神贵族的利益与趣味，与大多数的时代妇女相去甚远，甚至全然漠视劳动妇女。批评者们指出，在当前众多妇女下岗、众多山村女童失学的中国社会现状中，迷恋“自我写作”、“身体写作”简直是奢侈甚至是堕落。这种少数与多数的争论也正是九十年代女性主义理论统一性与一致性瓦解的表现。应该说平等与差异历来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之中，同时也存在女性写作当中。在关心全球性的妇女受教育、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问题的同时，也关注现代晚期的自我，包括自我的磨难与存在性焦虑。只有正视女性经验的复杂性与多重性，才能将女性写作视为多层面、有差异的复杂状态而不仅仅指责某些女性写作为无病呻吟。 激情的私化在陈染等九十年代女作家笔下最为明显，激情的私化是指激情退缩到性的领域并且把这一领域从公共的注视下分离出去。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在嘈杂的公众场所无所适从，甚至产生一种格格不入、厌倦与对立的情绪。终日渴望在房间中自由呼吸、思想、爱。在《凡墙都是门》当中主人公对心灵自由空间的渴望与无法达到的失望同样强烈。 墙是自我独享自由空间的保证与屏障，而门则代表着沟通与开放，代表着自我的无所遮蔽，在书籍与房间中展开想像是黛二们的终日功课。“窗帘”也成了隐秘性空间的有效保障，“我不能想像没有窗帘的生活。无论多么硕大多么窄小的空间，只要是我一个人独处，总不免习惯性地沉溺于无尽无休的内心活动。”(《站在无人的风口》)耽于幻想使她自缚于自我的纠结与自恋之中：“那无可奈何的调子，从一个不明确的地方悠悠传来，声音的质地显得焦黄、陈旧且易碎，恍如隔世。仿佛是遥远的中世纪或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某一位年轻妇人充满古典情感的清寂哀婉之音。”退回到内心，沉湎于冥想默思明显排斥了公共领域与公众角色，它显示了现代性的另一方面：个人中心主义。在她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附录》中她是这样理解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的：“我认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我想，应该说，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但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是无处可逃、无处告别的，即便这个世界里有潜在的四伏的危机，人影幢幢，喧闹嘈杂，也只能一直走下去，死亡只是想像的盛宴。此时性便成为自我证实的途径，在陈染小说中男女两性的纠葛无论是在幻想中或在现实中都给人以缥缈与虚幻的感觉，更不要说性的合法外衣——婚姻了。“我的一生都在竭力倾听和期待远处的某种致命的声音”，但这种渴望、寻求与等待，大部分或更多的不是为男人。小说中所呈现的大多是母女关系的同性情谊，女主人公总是以女友、母亲为互补，小说大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女性的世界。在弗洛伊德——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恋母情结是个关键概念，这不仅仅是对男孩的长大成人而言，对于女孩，母亲也是帮助她顺利完成自己性别确立的重要参照。以母亲为原型、以母亲为镜像，对母亲的羡慕、剖析及理想化全然可以视为对自己未来的期待与选择，这对于自我在集体和文化意义上的成长至关重要。姐妹情谊是一种建立在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持、同舟共济基础上的一种关系，肖蒙与乔琳，李眉与雨若，黛二与殒楠，紫衣女与黑衣女等等，无不如此。很难想见没有女友与母亲的参与还能否结构出小说的主角的故事。 总之对陈染小说而言，隐秘的个人领域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隐秘场合——两性关系相比，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提供给女性自我确认与自我表现的机会更为宽广，虽然不能否认，这种确认与表现有其深刻的矛盾之处(比如对现存社会与伦理制度的认同与反叛的矛盾)，但毕竟这种私人化领域的深化与拓展会不可阻止地侵入公共领域，带动对现存制度的反思。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女性写作，也使得我们避免了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阶级之分(中产阶级或劳动妇女)，更进一步认识到所谓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崇拜主义”与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无非是一种策略，它所表明的不是这阶层女性的高高在上或阳春白雪，它所表明的是女性主义的多元化，表明现代性已进入到生活与自我的核心。 3.性别与政治 如果从狭义的政治角度理解，陈染小说主人公肯定让我们失望，因为这是一群政治上无知、生活上无能，被现实隔绝与遗弃，沉湎于幻想、守望着精神家园的女人。如果把“政治”一词置换成“权力”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女性写作最初的动因，在一个男权文化社会中，女性主义写作往往是一种突围的姿态。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陈染等九十年代大陆女性作家的野心：与对情欲、社会、政治、历史、金钱等的全面审视相比，陈染的小说更囿于个人的经验，无形中限制了想像力而使作品稍嫌单薄，无论是写作的入手点抑或修辞来看无不如此。女人的种种爱好不但为男人所不齿，同时也为某些知识女性所不屑，如服饰、香水、打折信息、家居装饰、美容与美食以及报刊的时尚专版往往被斥为琐碎政治，无法与朝纲大政相提并论。而在现代晚期，在进入全球化的大众消费模式当中，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是日常生活无形的逻辑”，这种从日常生活——文化——政治的方式显示了女性对社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多元化方式。台湾女作家朱天文在她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的结尾写道：“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比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以重建。”凭借色与味这种感性事物把握快乐与痛苦，感受生存的细微意义进而改变生活制度与社会政治制度，难怪朱天文的作品让男人惊叹，使之重审现代晚期社会的重要特征——性别与政治的关系。怨女弃妇巫女等形象并不比鲜活而庸俗的或贞洁而慧黠的女人更擅胜场、更具颠覆力。因此我们对女性写作的革命(破坏性)力量的评估要看到其多层面性。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人的社会角色是靠表现来实现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sexuel ideutity)是靠性表现来决定的，服装、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因为对于女性的服装、举止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在不同环境中的境遇与感受的关注，是对其欲望的关注，女性的欲望是与其潜在的政治要求休戚相关的，女性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应被视为女性主义的政治行动。在女性要求选举权、经济平等的过程后，女性更要求的是话语权，是表现自己欲望的特有方式，女性写作以个人政治或琐碎政治的方式介入权力中心，进而对权力结构进行反思与颠覆。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