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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9世纪伟大作家哈代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以其生花妙笔分别为我们描绘了两个独特的世界——威塞克斯世界与湘西世界；在这两个世界里，他们都以高超的技艺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明而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有着率真的自然天性，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但由于两位作家所处的东西方社会历史、人文环境不同，以及他们的创作理念、思维方式的差异，两人笔下的女性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 西方人主张二元对立，主客两分，突出主体地位，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强调天人相分，重视对自然、对命运的斗争与反抗。所以在深受西方传统文化熏陶的哈代笔下的女性人物总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们处境艰难，生存状况令人担忧。芭思希芭作为一个弱女子，经营和管理着一家农场，农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天灾人祸，万一财产遭遇不测，她将失去农场而掉进社会的底层，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她坚强地与命运和环境抗争。游苔莎置身的爱敦荒原是一个原始、封闭、保守、凄凉、空旷的地方。游苔莎生活在其中，时常感到压抑、苦闷、寂寞和无聊。她曾说过：“我很是恨这片荒原，这片荒原就是我的苦难，就是我的冤孽，将来还要是我的追命鬼。”她一心想要摆脱荒原，幻想有朝一日能生活在繁华的巴黎都市。同样，露赛妲所在的泽稷也是一个敌对的环境。在那个地方关于她的谣言满城风雨，以至于她再也呆不下去，只好逃到卡斯特桥，并且改了姓，希望能从此摆脱丑闻的纠缠和影响，但她最终没有成功，卡斯特桥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敌对环境。苔丝所处的环境就更加恶劣了，苔丝的家庭一贫如洗，土地和房屋都是租用农场主的，可谓“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且父亲一死租约就到期，一家老小将无家可归。所以，贫穷就像是一把剑悬挂在苔丝的头上，家庭的重担随时都有可能落在她的肩上。因为贫穷，她不得不去猎苑帮工，被花花公子克雷诱奸。她的失贞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也成了她不幸的根源。因为贫穷，她再一次落入克雷之手，到最后走投无路，终于杀人。淑也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因为她不顾世俗非议，克服重重困难，离开了毫无感情可言的法定丈夫费劳孙，投向她真正的恋人裘德的怀抱，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无疑会被人责难为“罪恶的同居”和“伤风败俗”。她对婚姻制度、宗教、文明的看法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哈代笔下的女性人物总是被罩在一张道德伦理观念与社会舆论偏见织成的无形罗网里，人物的所言所行无不受到它的支配和控制，女性总是身处敌对的环境之中，女性在这种敌对的环境中苦苦挣扎，竭力想逃脱出来，但由于敌对势力的强大，最终理想破灭，香消玉殒。作为男性作家的哈代非常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对她们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讲究人与自然的契合。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人与自然是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关系，他们都是宇宙中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和归宿，人情物态在这里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的。沈从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故其笔下的湘西女性都生活在青山碧水、美丽如画的湘西世界里。这里的人们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比讲道德和羞耻感的城市人更可信任，都能互相关心、真诚相待，彼此间的感情如一泓清泉，清澈见底。“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在这里，人与自然交汇融合，相得益彰。这种如诗如画、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让人仿佛进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她们与自然契合，是大自然的精灵。她们顺着各自的命运生长，长出许许多多或悲或喜的故事。懵懂无知、完全顺从本性的萧萧，清明如水晶的翠翠，调皮伶俐的三三，精明能干的夭夭，等等，她们生活在善良朴素的人群里，自由自在地倘佯在青山绿水之间，保留了天性中最善良最天真的一部分，平时也几乎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要允许去赶一场热热闹闹的集、看一出社戏、买根红头绳、换条扣花绊的新围裙、见到碾坊旁的鱼聪明地脱出鱼钩逃了命等，也就十分快乐了。“她们是那么不起眼，就像扔在墙角的一颗蓖麻子，没有人留意，一下子就长成了一棵枝叶丰肥的蓖麻，在风中愉快地舞动着身子，自在而率真地成长。”湘西的水给了沈从文灵性，沈从文就把这水的灵性给了在湘西葱绿的山水中长大的女人，沈从文作品里的女人都是水做的，具备水的柔软和强韧。所以，萧萧即使做了错事，被天性淳厚的乡人宽恕后依然过着平静的日子，最后与小丈夫圆房，生了小毛毛，生命仍然像河水一样哗哗地往前淌。碾坊依山傍水，与妈妈相依为命的三三渐渐长大，某天遇上一个城里的白脸少爷，心里有了某种朦朦胧胧的期望时，那个白脸儿的男人却突然病死，这似乎击碎了三三和妈妈朦胧的希望。翠翠和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令人伤心，并且随着爷爷的去世，她悲苦的命运就更像水上那只老渡船，泊在河滩上，等待着不能预料的搭船人，但翠翠仍然拥有一串爱的梦，在清澈的溪水上飘荡。 二、威塞克斯“女巫”与湘西女神 哈代笔下的女性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不安分守己”，敢于背离传统价值取向和世俗道德标准。她们感情真挚热烈，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是威塞克斯郡人眼里的“女巫”：芭思希芭是一个向往和追求独立自主的乡村姑娘，经常显得十分自信果断，敢说敢做。她可以不顾体统，深夜去见情人，她也可以不顾别人的议论和反对同特洛伊结婚，她可以出于冲动给波德伍德寄一张情人节匿名卡。她最后一改初衷，嫁给了农场牧羊工奥克。游苔莎感情热烈奔放，蔑视习俗道德，不随流俗，具有大胆的叛逆性格。为了能达到去巴黎的目的，她放弃了昔日的恋人韦狄，转而追求刚从巴黎归来的克林；当她看到克林不可能重返巴黎之后，便重新投入到韦狄的怀抱，为了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她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答应和韦狄私奔。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追求幸福、自由、光明生活的热烈愿望，可以说，哈代把游苔莎塑造成了一个渴望热烈的爱、独立的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露塞妲在泽稷时，自愿看护病中的亨察尔，并且不按照习俗就委身于他，以至于谣言四起，她的名誉受到损害，为以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人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她自己却一向认为她是纯真的。苔丝是哈代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美丽、纯洁、善良、质朴、宽容和坚韧。猎苑诱奸事件发生之后，她选择了离开克雷而回家自立的路，因为她“做不到跟自己并不爱的人谈情说爱，硬要他娶她，她更做不到跟他鬼混下去”。她的决定是朴素的也是勇敢的。正是由于她纯洁的天性，使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在新婚之夜把自己诱奸的苦难告诉了克莱尔，于是遭到了克莱尔的遗弃；为了追求不含丝毫杂质的爱情，宁可因此而失去爱情，这就是苔丝的高贵选择。淑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渴望心灵投契、情感真挚、摒弃功利、灵肉一致的美满爱情。她坚决反对女性把结婚当作一种职业，当作生活的唯一归宿及享乐的手段。她追求个性的自由自主和精神的充分发展，追求智慧和心灵的自我完善。她不顾世俗非议，与裘德自由恋爱，并以跳窗涉水过河、逃离师范学校的惊世骇俗之举来反抗学校禁止男女正常交往的严厉规章制度。这些不安分的女性，又是率真的女性，她们在背离旧的价值观的时候，自己本身也在承受着新旧价值观的双重压力，精神世界在分裂，在撕扯。人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和扭曲，比如苔丝杀人就是人性压抑下的极端反映。 沈从文笔下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女性形象是闪耀其中的彩虹和明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清灵秀美的外貌。她们是美的代表，是神之存在的表现。在这些人的身上有着自然之子所有的强力与情爱的激荡，充分展现出那种生活的真与情爱的真，“他们在情爱上的热烈勇敢，足以让那些文明的城里人目瞪口呆。”而在湘西人独特的道德观念中，只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就合乎道德，而违反人的自然本性，就不道德。在他们看来，“雷公不打吃饭的人，我们做的事同吃饭一样正正经经，神是不见责的”(《道师与道场》)。甚至认为，“天许可的事，不去做也有罪”(《神巫之爱》)。“没有受到虚假的礼教与空虚教育的家长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反对年青人正常的欲望”。于是就有了三三、翠翠这些在山水间自然成长的自然之女；那个在月光下赤脚奔出的哑女，用圣洁而哀伤的眼神迷惑了神巫的心；那个用自己的鲜血维护自己的爱情尊严的媚金；还有那个愿意跟随爱情勇敢赴死的月下女孩子。在《月下小景》中，寨主的儿子傩佑和他年轻的情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魔鬼习俗，守护爱情的纯洁，在神圣的结合后，含笑同赴另一世界。这些美丽的女性，如山间水旁的自在之花，听凭生命季节的自然更替而无刻意自为的人生思考，却依从着自己的生命本性单纯朴实地生活着。她们不受人为的虚假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其健康的欲念和行为，表现她们在情欲上的热情、犷悍和勇敢。一切都是痛痛快快，一切都是潇潇洒洒。这里绝无“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忸忸怩怩，也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遮遮掩掩；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只是轰轰烈烈，有的只是生命强力。表现出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她们代表着沈从文所供奉的湘西世界里的女神。 三、直面惨淡人生与筑造希腊神庙 虽然哈代与沈从文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大多都是悲剧，但二人由于创作的理念、思维方式的不同，故悲剧的展现亦有着很大的不同。哈代以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细致地观察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不相信狄更斯的“如果人类为了善，为了仁爱而有意识地行动起来的话，社会上的恶是可以消灭的”[1]这一浪漫的想法，而是接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他要表现“恶”，要消灭“善”，消灭“仁爱”，因为“求生的愿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求存的意志，求生的意志是世界上一切斗争、悲苦和罪恶的根源；各种形式的求存的盲目意志在那里互相斗争，不断奋战和搏斗；求生存的世界是大鱼吃小鱼的世界；也确实是最坏的一种世界。”[2]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仿佛行走于无边的荒原，无论你怎样走，都逃不出这苦难樊笼。为善者或死于非命，为恶者或一生显贵；有志者或终生潦倒，无志者或飞黄腾达；爱人者或为人讪笑，憎人者或为人敬佩。因此，以恶易恶，以暴易暴，抗争，反叛，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虽然这是一条血路，终究胜过无路乏走。所以，哈代的反叛精神远胜于他的前辈们，其成就也超过前人。他全方位地批判社会现实，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被定义为忠诚顺从，没有欲念。很多作家把她们描绘成天真无邪，一心按照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生活的女性。哈代却塑造了非正统的新女性形象，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楷模。哈代认为女性都有权利去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婚姻自由。他反驳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片面强调道德义务，全面漠视情感权利；认为这种观念抑制和扼杀了女性的个性，女性很难依靠这种带有强烈偏见色彩的道德评价体系使自己应该享有的感情权利得到承认和保障。从这方面看，哈代是一个女性的同情者，他洞察女性的艰难处境，他支持女性的叛逆思想，他欣赏女性追求美满生活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哈代没有把女性人物塑造成“天使”或“魔鬼”的两极形象。在父权制传统的文学中，女性往往不是被描绘成天使就是被描写成魔鬼(妖女或疯女)，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父权制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将女性神圣化，是因为需要她们为男性而奉献或牺牲，把女性妖魔化是源于对她们不肯顺从的厌恶与恐惧；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进行着歪曲和贬抑。在这一点上，哈代不同于其他的男性作家。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就是要还女性作为正常人的本来面目。哈代一反传统文学对女性的歧视、偏见乃至非人化的描写，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超越。《苔丝》讲的是一个失贞女子的故事，但哈代敢于创作以失身女人为主角的小说，而且竟敢公然断言她是一位“纯洁的女人”，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作者让克雷死于苔丝之手，表明哈代的以恶制恶的心理，他不能让这个丑恶的人物存在于爱、善和美的面前。哈代还彻底否定了整个法律制度，他认为“人类所接受的法律”与人们“四周环境所认识的法律”即人的自然本性是完全不一致的，甚至相对抗的，现行的法律完全无公正可言，作恶多端者可逍遥法外，反抗的受害者却要被严惩。所以哈代在苔丝最后被处死时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勒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以此表明他对社会的批判态度。哈代对传统道德、现代文明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的。哈代对社会价值观的其他方面(如婚姻契约、自由教育等)，也都作了抨击，朝气蓬勃、热烈积极、毫无成见的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迫害下，逐渐在精神上投了降。她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像祭坛上的牺牲品一样离开裘德，重新回到费劳孙那里。正如哈代的诗所说的那样：“如果改善世界的希望还有，就得把世界上的邪恶看个够。”他不仅看到了，而且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哈代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使他的悲剧小说具有震憾人心的艺术力量，每个读者都会被他深深地打动，因而他的悲剧小说也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如果说哈代的悲剧力量在于用更文明而不违背人性的价值观抨击了现实的罪恶，力图动摇旧的价值观，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评判体系。那么，沈从文的悲剧力量的源泉就在于用经典的乡土文明审视现代的物欲世界，重塑民族传统品格的理想。沈从文当年看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已经异化失落，而且昔日曾作为梦中绿洲的湘西世界也充满了喧嚣与骚动，古老的价值也几乎要消失殆尽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于是，沈从文试图用体现天人合一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沈从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力图“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3]他用人神契合、充满原始生命形态的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用“乡下人”的古朴来嘲讽“城里人”的虚伪道德，他的理想世界是有一个丰衣足食、和平、安定、充满人情和温爱的小康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健康、诚实、勤劳、善良、充满生机。沈从文对重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寄于厚望，他以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为模特，构造其理想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理想社会的性质和理想的人，理想的生活节奏和基调，以及理想的人性，理想的爱情，组合成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其次，由于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其人性以善为本的道德观念，使他的小说也显得特别“仁慈”，对于丑的事物，恶的事件，他都尽力回避。他在表现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时，并不像鲁迅那样，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是爆发似的毫无顾忌地倾泻热情；而是在微笑中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沉郁，形成自己独有的美学风格。作者很注重美，往往“就美的效果来写美”。[4]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5]。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问题在分析现实，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的调和。……尤其是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使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6]既或写也是轻描淡写，态度也是调侃多于讽刺，极少有挖苦而强烈的批判，他的作品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悲剧作品那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启蒙特色，有鲜明的社会性与现实性，致力于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探索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和方向，而是希望通过艺术力量来唤醒和推动人们参与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社会实践。其悲剧作品的深层结构是人与世界之间，个体与美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但是，沈从文又常常会从幻想的沉醉中惊醒，觉悟到真正的湘西人“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却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7]，其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一点点幻灭，破碎。所以在其作品中总有一种淡淡的哀怨忧愁气息氤氲缭绕，挥之不去。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是自在的，自然的，却也是蒙昧的，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较之哈代笔下的女性，她们少了份抗争，多了些隐忍；少了份悲壮，多了些悲哀；少了份希望，多了些芒然。萧萧及其下一代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翠翠还在苦苦守候着一份若有若无的希望，三三的梦想如肥皂泡那样破裂，重回乡下的妇人难道就此可以避免“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她们就如一条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无奈地听任命运的摆布，无望地接受老天的安排。在封闭的湘西世界里，她们悄无声息地生，默默无闻地死，只有默默的承受，没有主动的追求，大都是一曲清丽的悲哀挽歌。 参考文献： [1]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6. [2]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55-256. [3]沈从文.新烛虚·一种态度[M]//沈从文文集：第1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6. [4]莱辛.拉奥孔[M].伍蠡甫，胡经之编.西方文艺名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24. [5]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人写诗的[M]//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03. [6]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M]//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31. [7]沈从文.边城·题记[M]//沈从文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72.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原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