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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出版长篇章回体小说《生死疲劳》后，作家莫言较少有作品问世。近期，他历时三年写成的最新长篇《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蛙》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成功塑造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妇科医生形象。 中国计划生育史是复杂和充满争议的，不过莫言并不想把小说卷入到这些纷争中，在12月11 日上午上海锦江饭店接受记者的独家专访时，他表示，作家应该有直面尖锐社会问题的勇气。但写作归根到底是写人，表现人。“写《蛙》的时候我变得很谦卑。之前，我总在借小说炫技，但现在，我开始降低调门，回到最朴素的状态。我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这样一个开端，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用幽默笔调写沉痛人生，是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验” 记者：小说关注敏感的计划生育问题，用轻松的笔调写出非常沉痛的现象。书中写王仁美被强制堕胎意外身亡，还有姑姑率领小狮子水上追捕王胆的章节充满了喜剧性，同时让人读后又有欲罢不能的强烈的痛感。遗憾的是，随着故事情节往前推进，这种充沛的阅读张力没有再维持下去。我们说严肃的喜剧，都包含了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在这本书里，感觉这种悲剧性给过于喧嚣的喜剧感消解了。对此，您怎么看？ 莫言：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写沉重、痛苦的人生，实际上是我从多年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经验。回首几十年来经历的现实生活，我本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其实，老百姓的生存又何尝不是这样。在他们沉痛的生活内核之外，你总能看到饱含民间智慧的幽默的“外壳”。无论历经多少肉体的、精神的痛苦，借助于幽默的、轻松的，或是阿Q的精神。他们才能获得幸福的感觉，才能汲取到一种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小说的后半部，故事开始进入当下生活，也就是进入了一种相对荒诞的生活状态，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精神的消解。虽然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种痛感，比如叙述人蝌蚪退休后从北京回乡定居，发现触目所及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印象。而他曾经如此熟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同时痛苦地回想着种种不堪回首的个人经历。这些都不无痛感，但都充满了荒诞色彩。现在的社会太丰富，生活的变化太快，人的感受也越来越迟钝、麻木。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记者：用书信体这一历史悠久的小说模式，是《蛙》的一大特点。这给小说叙事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意味着必得给叙述人写信或者是写小说找到一个强烈的动机。小说中，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鼓励蝌蚪以写信的方式告诉他姑姑的故事。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动机，但我感觉不够强烈。相比之下，蝌蚪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渴望悔罪，或许是一个更强烈的动机。遗憾的是这不是小说的主体。正因为此，我感觉书中蝌蚪给杉谷义人写的信和他讲姑姑的故事两个部分，在形成一种间离效果的同时，也给人感觉有些游离。 莫言：2002年我刚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时，并没打算用书信体。当时写的初稿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她对我提出批评和指责。但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于是放弃，另写了《生死疲劳》。直到三年多前我才重新拾起这个小说，我想应该尽量地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 看小说的主体部分，我们就会发现，蝌蚪刚开始给杉谷义人写信，就是要告诉他姑姑的故事。但信写着写着，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入进去，借机抒发。到最后，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的冲动，甚至淹没了讲姑姑传奇经历的热情，姑姑的故事反而变成了一种附带。说到动机，或许你还会问我为什么把写信对象设置成一个日本友人。有人以为他的原型是大江健三郎。其实不是。我让蝌蚪写信给外国友人，只是说明了一个常识。我们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知自己特别熟悉的人，离自己远的人，却很有可能成为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记者：小说中的“姑姑”让人印象深刻。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自身几乎是没有主体性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几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缺少必要的过渡。我想这可能跟叙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视角有关，就像您自己所说的为了表现长达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但连接片段的线索却断了。您以为呢？ 莫言：这是小说的矛盾。因为着力于塑造人物，太多展示时代背景，就会偏离主题，显得没必要。写小说第一稿的时候，这种转换和过渡比较弱。尽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变化，她做的一些“违规”行为也透露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剧本里面，我对姑姑的角色转换做了补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忆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通过三个女人濒临死亡时的三句话，表现了三种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让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姑姑也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姑姑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她身上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她扮演的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实，不仅是姑姑，我们那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个人的意志就给消解掉了。姑姑迅速地从接生员转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 记者：叙述人蝌蚪这个人物融入了不少您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历险。这个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叙述人，是他的讲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还在于正是透过这个人物，您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但遗憾的是，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蝌蚪的“反思”和“忏悔”，在讲故事的正文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像话痨一样沉浸在故事的讲述中，不断退缩和妥协，缺少反思能力的蝌蚪。我想，您是否有意在双重文本中塑造出不同的蝌蚪形象？ 莫言：小说写了计划生育的历史，也写了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蝌蚪所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我也亲历过。因为这种重合，我更能感同身受。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忏悔，已变成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其实，满口忏悔想着舒缓自己的罪过，这本身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忏悔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蝌蚪顾念自己的私念，为个人的名利，结果使已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死在了手术台上。到了晚年，他貌似对此有悔悟，但还是做了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让侄女辈的陈眉代孕生了一个男孩。尽管这是小狮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举动，在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蝌蚪说服了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他既满足了自己想要儿子的潜意识，又满足了自己赎罪的心理需求。然而，这对陈眉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这在《蛙》的剧本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相反，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她认为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当下生活不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记忆的活力” 记者：迄今为止，您的作品多围绕历史和家族故事的叙述展开。联系到您在《蛙》中涉及的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因此，您是否担心家族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最终只是成为人们日后想象过往的“记忆”？ 莫言：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族小说也是，只不过更错综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小说曾是一个时代叙事的主流，此后或许会成为边缘的存在。就像曾经出现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些类型都曾引领风骚，而今俱往矣，但并没有灭绝。家族小说同样如此，年轻的一代依然会写到家族故事，但那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们虚构的家族故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只好顺其自然。 其实，不说是家族小说，小说的命运也让人担忧。西方有人预言，小说再过二十年就要灭亡。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坚信文学不会灭亡。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我们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对语言的使用，我们需要运用语言来讲述故事、表述情感，自然就有文学性的诉求，它不仅渗透在小说、诗歌、书信等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在电影、博客等新兴样式里依然有文学性的存在。而文学的精神更是永恒的存在。因为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它的基本诉求永远都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记者：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您的写作难免触及当下的生活，对现实有所反映。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距童年记忆中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而离所谓生活的真实又未必太过切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您卓绝的想象力，能克服和超越现实的阻隔吗？ 莫言：的确很有挑战性。不管是体验，还是想象都不能解决所有写作的问题。比如我写男性性工作者，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带我去旁观过他们的生活。然而，这种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落实到写作上，只能是浮光掠影的描写。因为我没跟他们密切接触过，即使接触了，也没办法获得他们的心理体验。所以，所谓的观察、体验只能解决表面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作家的限度就表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作家如此，批评家也是，一个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批评家，要说对乡土题材有多么透彻的理解，我不相信。反过来，一个在乡村长大的批评家，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也不见得能对都市题材认识得多深，评论得有多到位。然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年人眼里的当下社会或许未必切近，但它同样呈现出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对我来说，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傅小平) 相关链接： 《蛙》故事梗概 小说以妇科医生“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施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退休之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 原载：《文学报》2009年12月22日 原载：《文学报》2009年1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