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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篱：肖教授，拜读了《龙须山》，很震撼！您是著名学者，论文、专著等身，一旦投入文学创作，拿出的就是重磅炸弹——厚重的四卷本长篇小说！ 肖君和：我从小喜欢文学，结缘小说。小学时，我就已经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的处女作，是1957年11月发表的，当时我不到13岁。广东省作家协会曾经颁给我“从事文学创作逾四十年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荣誉证书。大学时期，我创作了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滨海雄风》、长诗《红光》、诗集《刺藜集》等等。在大学教书期间，我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还出版了4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囚徒岁月》。所以说，一直以来，是我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让大家忽略了我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我一直在做回归的准备，从理性的思考和研究，回归到感性、激情的创作。我这么做了，酝酿十多年时间，完成了220万字的《龙须山》，再现南中国百年风云历史，也将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做了一次新的锻造，我很满意。 西篱：对作家来说，文学往往是一种情结，进行文学创作，都有某种深层的心理原因。您创作《龙须山》，有沒有这种“深层的心理原因”呢？ 肖君和：我在《龙须山》的“后记”《幻想成真》中，讲到我1964年2月回江西老家过春节时，听一位乡伯讲到一个女红军在我母亲身边被白军活埋的往事，当时就激动难抑，萌发出为她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这，算是触发我创作欲望的一个契机，但还不是你所说的“深层的心理原因”。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诗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过，“我的家庭背景使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一生的心愿就是为我父亲雪冤”。借用她的话，我的家族背景使我有一种使命感，我的一个重要心愿，就是要为我外公裴笃康伸冤。早在北伐革命时期，我外公就投身革命，当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代县长、县与省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长。红军长征后，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并被打坏耳朵。1937年年底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时，被叶剑英、陈毅等人营救出狱。此后又与党保持密切联系，继续用各种方法支持革命，迎接解放。可是，一直当中学教员、家里又只有十来亩薄地的他，竟然在解放初土改时受到陷害，被定为“地主”、“恶霸”而郁闷去世。1952年，外公去世前几小时，他还在行医救人！从1998年到2005年，我一直想以外公搞土地革命的壮举写一部长篇小说《赣水苍茫》。我写了，它就是现在的《龙须山》！《龙须山》里的“龙亢然”，就是以我外公裴笃康为原型塑造的。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外公申冤，是我想写《龙外山》的深层的心理原因。 西篱：但我读到的《龙须山》，故事主人公、主要线索，都不是龙亢然。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您在写作时有了新的企图？ 肖君和：存在决定意识。2005年3月退休后，为了创作《赣水苍茫》，我与妻子一起回到家乡住下来，深入地进行采访、调查。采访时，许多被访者除了谈到我外公，谈到土地革命，还谈到许多其他发生在家乡以及其他省市的事情，例如，我大哥等讲到我老爷爷肖文成(“须玉成”的原型)、老姑父李荻心(“李耿人”的原型)在武汉的许多事情，吉成表哥讲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龙须山之战，我姐夫讲到他解放前读大学的艰苦，老李书记讲到“合作化”、“公社化”中的怪事，等等。在采访的同时，我到不少档案馆、图书馆，查阅、研究了不少《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采访调查使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不仅仅写外公，我要写一部以家族史为主要线索，抒写百年历史风云，反映我国南方百年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这么一来，外公的历史事迹便作为素材融化到第一、二、三卷的有关情节中去了。 西篱：《龙须山》故事情节在历史大背景下展开，这部巨著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百年演进历史，以及百年风云中的诸多历史事件对于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读了《龙须山》之后，我们对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南方，甚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是怎么走过来的，豁然开朗。这不仅仅是靠深入生活，广泛收集材料就可以达到的，您还具备别的什么东西呢？ 肖君和：历史意识。这和我的学术生涯有关。我是个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学学者，主编过《中华统一史》、《中华民族史》。后者有上下两卷九十五万字。由于具有历史意识，我特别注意反映历史的完整性和历史事件的丰富性、连贯性。先说历史的完整性。中华民族经历过的从1911年以来的百年风云、百年历程是个完整的过程。既然是个完整的过程，就要全面反映它。《龙须山》第一卷“栉风”反映的是从1911年到1935年的历程，第二卷“沐雨”反映的是从1936年到1950年的历程，第三卷“遇火”反映的是从1951年到1976年的历程，第四卷“向荣”反映的是从1977年到2010年的历程。全书第一章写的是1911年5月的事，全书最后一章写的是2010年5月的事情。时间跨度一百年。再说反映历史事件的丰富性、连贯性。以第一卷“栉风”为例，我反映了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五卅”运动、北伐革命、收回英租界、“四一二”与“七一五”事变、革命暴动、“十万工农下吉安”、苏区生活、“肃清AB团”、红军长征后的南方斗争等等丰富而又具有连贯性的历史事件。除了注意反映历史事件的丰富性和连贯性，我特别注意事情的历史真实性，绝不胡编乱造。例如，第二卷第14章写到的日寇强奸几个老太婆，又强迫她们在烈日下裸体转圈子。这件事情是对我国妇女的极大的凌辱。可它不是我从仇恨日本鬼子出发随意编造出来的，而是《吉安文史资料》上记载了的，1945年7月27日发生在吉水县醪桥乡胜坑的真实事情。我只不过以那件真实事情为依据，做了一点艺术构思而已。 西篱：建国后，出现过许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从土地改革结束到“文革”前夕我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金光大道》、《花好月圆》等，新时期以来，这些作品从政治思想上被否定了。从“文革”结束到现在30多年了，用新的思想做指导反映那段长达二十五六年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十分罕见。《龙须山》第三卷“遇火”是我见到的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系统地反映从1950到1976年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可以说，您填补了中国文坛的一项空白。 肖君和：我有一个原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先说“尊重历史”。1911年以来的百年历史是个完整的过程，你要尊重它就得完整地反映它。所以我鼓起勇气，在第三卷里以40多万字的篇幅，系统地反映从1950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的历史风云。再说“实事求是”。采访时，许多被访者谈到“合作化”、“公社化”时的怪事：筹建好了初级社，准备第二天挂初级社牌子，可是，一接到上级通知，马上就改办高级社，挂出高级社的牌子，什么准备工作都沒做。办人民公社时，强迫七八个小村的农户，迁到一个大村，插到各个农户家里住。住不下的人就住到祠堂里去。十多家住在一个祠堂，一家一家的用木板隔开来住。诸如此类的怪事，我都根据“实事求是”原则作为情节写入《龙须山》了。为了更好地实事求是，我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一1976)》等资料，创作时以那些文件和书籍中的有关论述做指导。 西篱：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必须通过写人，塑造人物形象来达到。《龙须山》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从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到旧社会的土豪劣绅、“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大概有一百多个。在这百多人中，哪些人物是您要着力塑造的“这一个”？ 肖君和：我在《龙须山》中着力塑造的“这一个”有好些个，例如须道厚；须道厚的好朋友肖为民、许炳生，他俩是传统意义上坚持正义的英雄人物；须道厚的岳父龙亢然，他是一个老革命可在解放初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须道厚的妻子龙明惠，她追求进步，忠于爱情，“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至死；龙明惠的情人甄确辉，他是一个优秀的红军干部，在“肃清AB团”中被错杀；须道厚的大姑父李耿人，是个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民族工业家；李耿人的儿子李之盛，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后随军去台湾，以后成了积极支援家乡建设的台胞；肖为民在“农业合作化”中搭档李保苏，他作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队支书却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左”的那一套；资国寺的和尚玄同师父，他在抗战中英勇打击日寇，“文革”中为保护寺庙而自焚；须道厚的三儿须知仁，他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热爱家乡的大学教师；须知仁的表哥芒种，他身世坎坷，却不气馁…… 西篱：在这些人物中，不愿当地主却又当了多年地主的须道厚，是贯穿全书的历时最久的人物，也是全书的主人公。 肖君和：的确如此。 西篱：小说主人公的选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许多经典性的长篇小说，如“三红”、《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等的主人公，都是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由于阶级斗争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对地主的看法一直是对立的态度。你为什么选须道厚这么一个地主做《龙须山》的主人公呢？ 肖君和：这首先是由我所熟悉的生活决定的。“须道厚”的第一原型是我的早在1968年就去世了的父亲，第二原型是我的其他一些亲戚。他们因为祖传土地多等原因，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而后他们学习劳动生产，努力改造自己，赢得了乡亲们和基层干部们的好感。“文革”中他们受到造反派的冲击。1979年被摘掉地主帽子后，他们感谢共产党，努力工作，并和其他人一样过上了好生活。我父亲和我的那些亲戚的生活是我熟悉的生活。因此，我选择他们的综合形象一一“须道厚”做主人公。另外，在选主人公这件事情上，我还受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影响。这部文学名著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夕到1922年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但它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却是一个思想性格复杂的白匪军官。这就启示我，选择非同一般的人物形象作为自已作品的主人公，也能够反映伟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这么一来，我定下了“须道厚”这个主人公。 西篱：我记起，浩然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讲到他在中篇小说稿《新春》中写一个地主如何改造成为新人，意在歌颂党的改造地主分子的政策。1957年“反右”中，他把这部稿子烧了。以后一直沒有把它写回来。42年后，浩然谈起这件事，仍深深后悔，认为不该把《新春》烧了，但要重新写出来又沒有能力了！您以须道厚为《龙须山》的主人公，并且在第三、四卷中写了须道厚如何努力学习劳动生产，努力改造自己。您是不是也想像浩然那样，通过写小说来歌颂共产党对地主分子的改造？ 肖君和：有，但不仅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南方周末》评论员在《重新回到人，重新从人出发》中讲过，“人的解放，正是改革之初的时代主题。单是1979年1月《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就使千千万万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生涯，重获做人的尊严，重返社会公共生活”。我在《龙须山》第四卷中，写到须道厚摘帽后，虽然年迈力衰，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到黄柏山造田工地劳动，请广东人到家乡教种西瓜，并且和他的子女一起，跟亿万人民群众一样过上了自由自在的有尊严的好生活。我之所以这样写，就想颂扬“人的解放”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 西篱：你在《龙须山》中还写到肖为民平反释放后，虽然已经七八十岁了，又有退休工资，还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去各个砖厂当看炉工。须知仁平反到大学工作后，潜心于教学科研，很快就硕果频出，影响四方。你这也是对“人的解放”的颂扬吧？ 肖君和：其实，从广义的角度来看，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民族解放，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解放，以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各种邪恶势力的灭亡，等等，都是人的解放。我在《龙须山》中对它们的形象反映，如有声有色地写了庆祝抗战胜利、庐陵解放、粉碎“四人帮”的盛况，写了须扬村“包产到户”时的热闹情景，写了邪恶人物龙承才、龙天雄、常家昌、常亚牛等的灭亡，如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对人的解放的颂扬。 西篱：除了以须道厚、肖为民这两个人物的生平经历作为主要线索贯串全书之外，您还以有形和无形的“鲤跃龙须”作为线索贯串全书。关于“鲤跃龙须”的来历和所包含的意蕴，您能不能讲一讲？ 肖君和：金玉混雕“鲤跃龙须”是根据我们家族的一则失物传说构思出来。与须玉成的遗教，主要人物须道厚、肖为民、龙亢然、李耿人、李保苏等人的作为结合起来看，“鲤跃龙须”的意蕴就是“自强向上”、“忠信厚道”。这是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名言中衍生出来的正面的价值取向。我想通过“鲤跃龙须”的形象、须玉成遗教、主要人物的作为等途径肯定和宣扬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取向。 西篱：《龙须山》每一卷都有不少性描写。种种性形态、性心理都写到了，连最残暴最肮脏最丑恶的性生活都不回避，其大胆程度，不逊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关于性和性描写，您创作中有些什么样的考虑？ 肖君和：古话说：“食色性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性生活就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的表现形式。沒有性生活、性关系，“人自身生产”、“种的蕃衍”就不可能实现。由此也可看出，性生活是人类生活、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既然如此，要深刻、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人类生活，要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就不可能回避写性、性生活，不可能回避性描写。 西篱：这当中有个尺度和艺术处理的问题。 肖君和：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乐意采用陈忠实的两条准则：“不回避、撕开写、不是诱饵”。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位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恐惧》出版后，受到一位女读者的猛烈批评。因此，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我多次请我的读过大学中文系的妻子和我教的中文系女学生，请她们读《龙须山》的性描写部分。她们能够接受的，我就保留。如果她们不能接受，我就删掉。幸运的是，我的描写，在她们那里都过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