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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以后，艾青“满怀热情地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他“置身在探求出路的人群当中，共呼吸、共悲欢、共思考、共生死”，深深感受到：“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从而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北方》《向太阳》《我爱这土地》《吹号者》《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刻感人的不朽诗篇，树起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现实主义高峰。五十年代上半期，他还写了《礁石》《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歌精品。蒙冤22年复出之后，他又在古稀之年，奇迹般地焕发青春，写出了《鱼化石》《虎斑贝》《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心灵震撼、独放异彩，光芒四射的杰出诗篇，登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他的一生经历了监狱、战争和22年右派在北大荒、戈壁滩狂风暴雪酷热奇寒中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如此充分强烈、如此深沉有力、如此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 艾青吮吸农民保姆“大堰河”的乳汁长大，从小感受到“农民的忧郁”。他的艺术生命深深植根于祖国的大地。他对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和时代的悲剧感受、理解和揭示得很深。他“流着温热的眼泪，哭泣我们的世纪。”“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但他坚信自己的祖国、自己深爱着的人民，这“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将“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他总是在压迫下歌颂反抗，在苦难中歌颂斗争，在黑暗里歌颂光明。在抗日战争前夜的“密云期”，他“在过深的怨愤里”渴望民族精神的奋起，发出了“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热烈呼唤；当抗战爆发，他就“拂去往日的忧郁”，激情地歌唱“复活的土地”；他高举“火把”，奔向“太阳”，发出“黎明的通知”，在一片欢呼声中，“伸张着两臂”，迎来了人民的胜利。蒙冤归来以后，他在痛斥“正义被绑着示众，真理被蒙上眼睛”的十年浩劫的同时，仍动情地歌唱重新到来的《迷人的春天》和《光的赞歌》。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看到了时代的惊涛骇浪，苦乐悲欢，感到了人类永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深切的激励鼓舞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他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积极昂奋、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他在一系列优秀诗章中抒发的是那种融合了历史、现实、未来、融合了审美经验、审美感受、审美理想，因而既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召，又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伟大时代的诗情。他的诗，是“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是“人类向未来寄发的信息”，能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讴歌光明，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对象征着科学和真理，象征着智慧和理想，象征着人类的希望和未来，象征着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前进方向的光明的歌颂。 二 艾青在坚持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俱进的同时，始终重视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始终认为，诗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他曾说：“我所爱的诗，是最具有个性的诗，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构思方式所写的诗”。他强调，诗人在写作时，一定要经常想到：“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一定要有“我自己”，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格特色，而不能“只是写着、写着，却什么也没有。”这一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首先表现为他的崇高人格、广阔胸襟、高尚情操和他对祖国人民、对人类世界深厚热烈的爱。他始终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必须“交付出最真挚的爱”，必须永远保持“感情的真挚”，强调“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他真挚浑厚、博大仁爱、坚强执著、刚毅崇高的人格特征，贯穿、浸透和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在精神气质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出奔放而凝重、活泼而机智、幽默而庄严的特点。在诗歌风格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为明朗而含蓄、单纯而丰富、自然质朴而厚重深沉。艾青最讨厌矫揉造作的“热情”，故弄玄虚的“深奥”和空洞无物、堆砌辞藻的“华丽”。他认为：“高尚的意志和纯洁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与雕琢的词句，更深刻而长久地令人感动。”他主张“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是理想的诗”。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仍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首1954年创作的名叫《礁石》的诗，就这么8行，朴朴素素、自自然然，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甚至也不押韵，却是如此的明快、美妙而又耐人寻味。它正是诗人“心灵的活的雕塑”。它可以看作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但难道不也正是我们历尽沧桑、饱受磨难而依然在风浪中屹立微笑的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吗？艾青的“伟大而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通过“他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创造来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 三 作为“大堰河”的儿子，艾青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精美的古典诗词是很喜爱的。但留学法国“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间，他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西方另一种新奇灿烂、五光十色的艺术海洋里。然而作为中国诗人，他又自觉地认识到：“中国诗人写的诗，要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主要也还是由内容决定的；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在创作中，艾青既坚持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各种艺术流派的手法技巧，既非常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强调诗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蕴，又十分重视诗的艺术美和形式美，重视诗的语言的纯粹和精美。 艾青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在诗歌理论和诗美学研究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他七十多年前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的《诗论》和《诗人论》以及后来一系列评诗论诗的文章，充满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类拔萃的巨大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几代诗人，在中国诗坛上有口皆碑，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也具有广泛影响。早在1954年，艾青才44岁的时候，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觉鲁达就把他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美国文学评论家罗伯特·C·费兰德，把艾青、希克梅特、觉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日本学者稻田考在认真研究了艾青的诗和诗论之后说：“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1985年3月12日，法国总统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授奖辞称：“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