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万的长篇小说《三沟镇》(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出版)主要描写洞庭湖滨的集镇———三沟镇里龚家、荆家、李家三大家族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繁衍生息及矛盾纠葛,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本写家族史的小说。但仔细体味,就会发现,它和一般写家族史的小说不同:它的描写对象不是某一个名门望族,而是多个普通家族组成的生活网络;它所描写的家族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繁衍,而是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家族被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一 有人认为,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家族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说完全准确,但确有一定的道理。 家风是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所以在家族里便很重视家教、家风。在《三沟镇》里,家风不仅显示于家族之外,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家族内部的人(包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龚、荆二家可谓家风淳朴、正派、重义轻利,这种家风不仅在周围人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形成了很能服众的名望,而且在这种家风熏陶下,其后人都是很有出息的。李家则是家风不正的典型代表,其第一代李天应是真正的劣绅,在围挽堤垸时,伙同亲戚肖一道作弊,甚至以芦苇堆砌为堤身,再在上面复土,大肆侵吞堤工款,事发后,又耍奸诈手段嫁祸于好人;李天应道德沦丧,和肖一道之妻腊姣勾搭成奸后,害死发妻仕祥娘,又把肖一道送上断头台;最后终遭报应,被报仇者手刃丧命。李家第二代中,老大李仕祥以投机心理参加革命,以后成为极“左”的帮凶;老二李仕廉可谓五毒俱全,沦落为土匪后被同伙所杀;老三李仕庵(从年龄上看,李仕庵实际可算是李家第三代)善于投机钻营,玩弄女性,最后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经济犯罪分子。不同的家族除了具有不同的血缘关系外,还形成了不同的家风,这家风反过来熏染着其家族内部成员,从而使家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打上这个家族的烙印,这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看得太绝对,家族内部常常产生“贰臣逆子”,这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 祖先崇拜亦是中国家族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祖先崇拜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是鬼神,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崇拜者之间被认为有血缘关系。这就是说,祖先崇拜的基础是“孝亲”,是“孝”,对活着的父母是孝敬,对死去的祖先则是崇拜。作品关于龚若伦、荆馥香、李仕祥离家去延安前的描写,很恰当地表现了“孝”。龚若伦出发前如实告知父亲龚昌习,龚昌习对儿子多有叮嘱,龚若伦回答说:“爹爹请放心,我会照您老人家的话去做的。”荆馥香本来想去,但考虑到“爹年纪大了,大娘又倒了床”,加之正准备办学校,便决定留在家乡。李仕祥出发的头晚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去意已决,却又不敢告诉父母,只得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一早找借口走了。三个人在“孝”这一点上有着共同之处。荆晋金领头围挽永城垸,修筑大堤作为抵御洪水的坚固屏障,可谓呕心沥血,最后以身殉职,死在永城垸的竣工典礼上,人们于是修建了“义公仁母祠”作为纪念,后人时常前去祭祀。从形式上看,这也是一种祖先崇拜,但这里已超越了传统的、狭义的祖先崇拜,而成为了对舍生取义、憎恶向善、乐于助人高尚品德的歌赞与弘扬。 可见,《三沟镇》对于家族的描写,不仅是形象生动的,而且是很能抓住特征和特质的。 二 我国古代有“家”与“族”的区别。所谓“家”,指夫妇共同生活所组成的人群最小单位。所谓“族”,亦有“家”义,它是放大了的家族,即是以夫妇组织的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姻亲关系网。在中国古代,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家族关系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极其稳定的因素并延续数千年之久。但随着历史进入现代以后,原有的稳固的家族关系同样有了变化和发展,家族更多地融入社会之中,家族关系更多地融入了广泛、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三沟镇》对此有着更为出色的描写。 在三沟镇,龚、荆、李等家族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安守这方水土。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龚若伦、荆馥香、李仕祥等先后来到县城上中学,接受新式教育,与传统的私塾弟子不同,他们成为了新式学生。不仅如此,在国难当头、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他们汇入了抗日的洪流,他们在县城联络成立学生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在县城和乡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演文明戏,搞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接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总干事陈鑫的安排下,结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一代人(就作品的描写所及,这是第二代人)虽然性格特点、遭际境遇、人生历程有种种不同,但“走出去”则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点,这是时代和社会使然。1949年以后,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又渐渐回来了(有的回到县城,有的甚至回到了三沟镇),但他们和自己“走出去”之前相比,特别是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有了很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区别。 《三沟镇》不仅着力描写了三沟镇人的“走出去”,同时出色地描写了三沟镇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迈进,这个过程虽然是缓慢的、不起眼的,但毕竟在向这个方向前进。抗日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曾派官员来三沟镇援助实施三沟镇工程计划,围垦湖滩;六十年代初,三沟镇的第三代人刘福先(龚若伦之子)、李仕庵等从农业大学毕业分配来到了三沟镇,三沟镇被改建成国营农场,工业文明对这里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三沟镇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的速度加快,则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刘福先依凭自己所掌握的现代科技知识,在棉花育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并发表了论文,出版了专著,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应邀到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不久,刘福先又凭借自己作为现代管理干部的良好素质,运用现代管理科学,使一个濒临倒闭的纸厂起死回生,不断走向兴旺。以后,在美国定居多年的荆馥香回到家乡投资,虽然其间发生了种种矛盾和变故,但不管怎样,三沟镇引进了外资,有了合资企业,这毕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 可以说,三沟镇几大家族三代人的不同遭际和命运,三沟镇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缓慢迈进的历史过程,在一定程度浓缩了(或者说折射出了)中国乡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三沟镇》具有某种史诗性的特点。 三 《三沟镇》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谓出手不凡。作品不仅看出作者的生活积累、社会感悟、人生体验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素养、驾驭长篇的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 三沟镇是洞庭湖滨的一个集镇,作品关于湖乡风情的描写相当精彩。作品“引子”第一节描写放河灯,一下就把读者带入湖区水乡的情境之中。作品写道: 这是本地的民间习俗,因出湖打鱼遭遇风暴,时有翻船死人的事发生,放河灯是为照亮落水鬼走出水底的黑暗世界去超生,再不来找替身而作怪了。以后逐渐演变成一种例行的庆典活动,人们用竹编的各式各样的彩灯,固定在木板或其他的漂浮物上,放在河里,顺水而流,场面热闹,景观壮丽。今年,这三家又放出各色彩灯,争奇斗妍。荆家放出的河灯有“送子观音”、“荷花仙子”、“八仙过海”、“嫦娥奔月”。李家放出的河灯有“猴子上枝”、“十八罗汉”、“双羊斗架”、“哪咤闹海”。龚家放出的河灯有“李白醉酒”、“断桥相会”、“劈山救母”、“牛郎织女”。除了这些故事灯外,还有各家放的鲤鱼灯、乌龟灯、螃蟹灯、虾子灯。 其他如关于荆家学校新屋上梁(白天新屋上梁,晚上设坛打醮)的描写,关于围垸修堤的描写,关于防汛的描写,甚至关于泼妇骂人的描写(把砧板摆在院子中央,手拿菜刀,一边剁一边臭的烂的骂起来),等等,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现出湖区的乡土味。作品还有一些描写,在显出湖区风情的同时折射出时代特色,作品关于粽子节的描写就是颇为典型的情节。粽子节是一个有地方特点的闹剧,一些当权者借助这种追求形式主义的闹剧为自己脸上贴金,这在八九十年代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语言的鲜活生动,是《三沟镇》艺术上的又一特色。鲜活,是说作品的很多语言是作者从洞庭湖畔的乡村直接提炼而来的,带有浓郁的泥土气息。比如,“岸对岸,脸对脸,船头不见船尾见。”“蛇入筒中曲性在,鸟出笼轻便腾飞。”“看看少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这就是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如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类语言在作品里可谓俯拾即是。作品里还有多处地方借用这种鲜活语言传神地描摹人物心理,如在肖一道用芦材堆砌的“堤”起火后,作者这样描写荆晋金的心理: 荆晋金一边走一边懊悔不迭,现在的世情真是好事难做。自己不愁吃,不愁穿,何必多事。葫芦挂在壁上不好,硬要挂在自己的颈项上。这才真是戴起对臼唱戏,人吃了亏,戏不好看,还要得罪人。唉!难怪说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他一路上长吁短叹,思量着…… 恰当地引用民间流行的民谣,也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鲜活生动。作品写到九十年代的吃喝腐败,就引用了这样一首民谣:“领导干部不喝酒,首长风度就没有;一般干部不喝酒,提拔希望也没有;厂长经理不喝酒,一个朋友都没有;公安干警不喝酒,破案线索也没有;寻常百姓不喝酒,骂娘的地方也没有;小姐女士不喝酒,一点魅力都没有。” 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整部作品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果,但作者还没落入那种死板的“编年体式”,而是不时穿插入回忆、补叙,几位主人公去延安后的生活,刘福先失散后的遭遇,等等,作品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自然地补叙,这既为读者设置了悬念,又活跃了叙述。三沟镇是作品叙述的主线,但也穿插了其他线索,甚至多条线索,这主要随着主人公的行踪而定,显得有开有合,头绪繁复而又脉络清晰。这些地方既能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的双重借鉴,也很能显示出艺术功力。 在这里,我也想指出作品的两点不足。一是整部作品的前、后部分有些不太协调,前半部分的叙述细致而有密度,后半部分在一些地方则给人有粗线条勾勒的感觉。二是书中情节发展的巧合因素较多,这种传奇性描写对全书的现实性主调有所冲淡。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6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