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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绿原的冰雪友谊长达几十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重庆北碚和邹荻帆、曾卓一起办《诗垦地》，我就是他们的小读者。在认识他之前和认识他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他思想与艺术的甘霖。他每出新书，必送我一本，我的案头摆满了他的著作和译作。每每读他，决不是被短暂地触动一下心弦，而是激起深永的沉思。他高贵的人品与卓越的文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盐溶于水。 如今他走了。若琴来信说，“你是我父亲非常真诚的朋友”。希望我写点纪念文字。若琴不知道，她父亲走后的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医院。现在虽然回家服药，心情和身体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调整过来的。但我重读绿原给我的信件，那沧桑而深远的目光，仍在注视着我，又觉得自己的消沉对不住他在天的诗魂，无法忘却的记忆催促着我写。 在他生前，我每次把拙作寄给他，都怕他太忙太累，不敢求他赐教。而他不仅逐篇细读，还将他满意或不满意的作品列出来予以鼓励和批评。这是给我的创作意志上最大的增援。我感觉有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上，有压力，又温暖。他为我的诗集《瞬息流火》写的序《不是灵芝，便是琥珀》，使我必须扩大心胸来承受这种大喜。不少诗家和读者都说这篇序是美文，是真正了解作者的上乘的诗评。 每个诗人都期待着和自己心灵相通的读者和同时代人的欣赏，何况绿原是我心目中堪称大师的人。但我从来不敢这样称呼他，连称“老师”都不行。他简朴的天性拒绝这些“大词”。他荣获马其顿国际诗歌节金环奖，我也只能在心里欢呼。正如德彪西所说：“你不会对着每天的日出鼓掌。”陈善壎读了绿原的雄文六卷，他说：“大乘佛教有无量无边佛，我理解的佛就是各行各业最有成就的人。如同邓肯是舞蹈的佛；帕瓦罗蒂是歌唱的佛；绿原是文学的佛。”我觉得这话有意思，却不敢在电话里说与绿原听。我要善壎写在电子邮件里，反正荧屏上看不见他生气的样子。 不过，也有他高兴听到的赞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多人集《白色花》出版，大家抢着读，并被他写的序所打动。几个朋友聚会庆祝。我们别出心裁，用大蒜秆切断做成花，花心摆上小片红辣椒，誉为“白色花”。端上桌时，大家欢呼鼓掌。隔了多年，我向绿原提起这事，他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 素以严谨著称的绿原平日不轻易谈诗。我们也难得见面。每次开诗会出去参观，我因关节炎走不动，他也不爱热闹，他就和我们共同的挚友曾卓陪着我这个落伍者走在后面。这个时候听他谈诗，是一种稀有的快乐。他谈得最多的是读书与工作。他认为任何伟大的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好诗不仅来自丰富的生活，也来自厚实的功底和诗人的顽强与耐心。灵感、激情是靠不住的。灵感太飘忽，过于强烈的激情会突然空洞起来，以天才自命而鄙弃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的人是轻浮的。才华与知识必须处于水涨船高、同舟共济的状态，否则很难发展。有一年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中山先生故乡中山市举办，他和傅天琳不约而同，在同一天来广州，与我一起去开会。我接他们到家里小住。一进门，绿原茶都没喝一口，就去看我的书柜。他在一排排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面前走来走去，默默点头赞许。后来，他在《不是灵芝，就是琥珀》一文中还提到我读书的情况，我就更不敢懈怠了。 近年来，由于老病相催，绿原双耳失聪，与外界少有联系。幸而他的家是他安全的系舟之港。罗惠大姐与若琴以强大的爱守护着他，保证了他能继续工作。将他坎坷的命运，转化为非比寻常的人生，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每当我想知道他的近况时，总是与罗惠姐或若琴通电话。站在太阳与墓地之间，南北遥遥，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我明白，他并不寂寞，他有书。但我了解他从来就是孤独的。他的孤独不是失落，而是对生命的彻悟与智慧的觉醒，是独上高峰望八都的怅然。我害怕他的孤独，又仰望他的孤独，并从中吸取宁静。 古希伯来语中有句话：“把你的火送到终点。” 绿原送到了。 彻悟者可不朽。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