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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的开篇，并不急于进入故事，却用了一整章篇幅写渭河。这在长篇创作中是罕见的。作者高建群详尽而耐心地描绘着这条河在陇西高地的诞生及其轨迹：从千山万壑的山崖上渗出来的一滴滴黄泥巴水，先是像万千条蚯蚓似的，一路汇聚接纳起无数小水小河，千回百转，蜿蜒流淌，终于有了规模和气势，终于冲出大散关，终于有了广大的渭河冲积平原——八百里秦川。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既是在写河，也是在写渭河流域世世代代生息劬劳的万千生灵；既写河的艰难突围，冲波逆折，也是写农民生存的艰辛，传统的沉重，伸展的不易。这段文字颇有一抹长安画派的作风，如观石鲁、赵望云、刘文西们的笔墨意象，又像听大秦之腔那悲怆、高亢、响遏行云的吼叫。这个开篇为全书调准了贯穿始终的基调，以比兴构建诗化品性，营造了一种弥漫全书的悲慨苍凉的氛围。这与小说作为乡土变迁史和家族史的内涵颇为吻合。 但其意义似乎不限于此。小说写道，渭河流经的山地、平川、沟壑里，有数不清的堡子，堡子里住着同一姓氏的人，在这个清一色的家族的世界里，如蝼蚁如草芥一样的庄稼人，像黄土地一样的贫瘠，像渭河水一样的平庸；然而，几千年来，正是他们，支撑着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其文化精神源远流长。这样的描写，已经露出了文化透视的意向。在我看来，如果说作者逃不出写家族史的范式，那么他也许并不想仅仅把他的艺术任务局限在陈述家族史上，而是想把自己的家族史叙述提升到吟味中国农耕文化的命脉的层面上。这是一种自觉和俯瞰。因为农耕文化与河流有着深刻的渊源，《大平原》于是用了一整章来写渭河。 众所周知，家族是中国乡土文化结构的硬核。《大平原》仍不外是一个家族故事。但《大平原》却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家族故事，其最大不同在于：它几乎没有写几个家族之间或宅院内部的权力争斗，它也不正面写重大的政治事件；它借助于社会政治背景，却无意于深挖社会政治本身的历史内容，而是把大量笔墨落在自然灾害、生存绝境、土地与人的关系上；它不是向空间扩展，而是一种纵向的时间的绵延。 由于小说采取了象征结构，也由于小说充沛的生命意识，逼真的原生态描摹，饱满的质感，诗化的咏叹，以其强烈的主观性和写意性，以其苍凉的命运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 从《大平原》里，我看到的是农耕文化的沉重艰辛，中国农民的沉默坚韧，活着很难，有尊严地活着就更难，社会大转型中正在消失的村庄。按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新鲜的发现，很多人写过了。但读来为什么仍时有震撼之感呢？秘密在于，作品关于饥饿、灾荒、苦难、动乱以及劳动者的人情美和对理想的憧憬的描绘，完全出自作者刻骨的生命体验，不可重复的细节，逼真的亲历感，以及作家主观情志的渗透和抒发。是生活自身的感染力和逻辑力在起作用。 《大平原》的最后部分，写了高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建高新区、科技园，不可避免地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古老的地名也“从大地上残忍地抹去了”。为此，作者展开一个个企业家的发家故事。把这种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纳入农耕文化的模式，写作确有难度。在我看来，也许写到顾兰子去世一面唱秦腔，一面把高家的老槐树整棵挪走收尾是最好不过了。如何把农耕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节奏糅为一体，可能是今后乡土中国家族史的作者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