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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界曾经热闹一时的“文化研究”近几年来似乎相对沉寂了。鲍德里亚曾对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及相关媒体报道作过分析。而最近两年以来，全球社会最热点的话题当属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迄今尚未发现西方“文化研究”者对此的精彩分析，而国内更是少见“文化研究”者对此公开发表的相关文字——热衷于热点问题的“文化研究”于此患上“失语症”了？国内外媒体上喧嚣着的是经济学专家们自相矛盾、喋喋不休的话语。要害或许在于：“文化研究”赋予“文化(符号、话语、文艺、意识形态等等)”以过高的而实际上是虚幻的地位，而在全球社会翻云弄雨的却依然还是“经济(资本)”。众所周知，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衍生品、经济的虚拟化、泡沫化有关——许多人看到了“金融”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从现象上来看，这次全球经济衰退也使艺术品市场的泡沫破灭了不少——由此可以反推：曾经过热的艺术品市场在全球经济泡沫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曾经过热的“文化研究”恐怕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泡沫化，并且或许正是实践上文化及其产业化的泡沫化的一种反映而已。可以反思的是：“文化研究”所鼓吹的“景观社会”、“拟象”、“符号”、“话语”、“能指蔓延”、“符号游击战”等等与全球经济的虚拟化乃至泡沫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于基于后现代解构主义理念的“文化研究”的泡沫化，加拿大学者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有较多分析：后现代主义对话语解构乐此不疲，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市场经济规则熟视无睹，甚至两者之间恰恰存在共谋关系：解脱了“所指”等一切压制、束缚的“能指”话语的无度蔓延进而导致理论泡沫化，其实不过是解脱了一切社会制衡的“资本”无度扩张进而造成经济泡沫化的绝妙镜像而已。伍德描述道：左翼理论“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想用知识分子活动取代阶级斗争”，“话语建构已经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文化研究”貌似激进的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批判，却可能掩盖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依然基于经济的不平等这一基本现实——而从全球范围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还是欧陆尤其以法国为主的消费社会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并不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展开的。比如法国人鲍德里亚等惊呼工厂和工人阶级在西方消失了——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西方把许多物品制造的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美国有良知的学者罗森布拉特《〈消费的欲望〉序》尖锐指出：“减少这种贪婪积聚所产生的罪恶感的一个办法，就是将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理论上来看，如果美国人看不到亚洲或拉丁美洲那些为他们生产服装和跑鞋的血汗工厂的惨景，那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消费”——而作为“世界工厂”的我们的一些“文化研究”者，居然附和鲍德里亚等也嚷嚷着文化符号消费等如何重要——在2009年末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群体当选“年度人物”，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不知中国知识精英作何感想？ 从中国本土来看，一些批评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还远没有进入成熟富裕的消费社会，因而消费文化研究不适合中国——这其实同样缺乏全球化的眼光：一方面，西方成熟消费社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熟消费社会已绑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现在的中国经济中，所谓“符号经济”、“景观经济”等也非常活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产业化、文化创意产业、文艺商业化运作、媒体商业化的急速发展、广告业的迅猛扩张、广告费在企业成本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再如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人造文化景观，投资额逐年攀升，动辄几亿、十几亿，如此等等——艺术审美文化符号(或所谓“文学性”因素)确实已渗透进了中国经济中，并且这些因素肯定还会继续高速增加。因此，把传统文艺学、美学等研究领域扩展到经济生活或所谓日常生活领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热衷于“文化研究”的许多学者，对艺术文化符号向经济的渗透现象，或作过分积极的评价，或作所谓价值中立的描述，而少有揭示和分析其消极影响的：由于工业设计技术的落后，中国经济的文化化恰恰主要体现在广告营销和消费等环节中。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奇观是：中国迅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据商务部预计，到2014年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场——对于文化性的奢侈符号(品牌)消费在中国的急速扩张，总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辩护辞，比如会拉动经济等等，但我们也不要忽视其在造成贫富分化上的负面的“政治后果”。在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经济社会”中，人文研究或许无力扭转其中的一些不良发展趋向，但至少不应该推波助澜。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