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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于2008年5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作了演讲“为谁而写作”(《世界文学》2009年第6期)。他说，三十多年来，这是他被记者们问到的最多的问题；而你无论怎么回答，都会陷入他们预设的圈套。而在我们这里，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 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作家的自由。所以，我们的记者很少向作家们提这样的问题，并且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了。然而，土耳其和西方人(包括记者)为何总要问帕慕克这个问题？ 仔细一想，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作用以及作家的写作动机等原则性问题。就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来说，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无论从形式、内容、读者的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十八九世纪的小说，是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所关注的是本民族的生活，并且是写给本国人看的；20世纪中期以后的小说，西方作家们的“专注点已经从叙述民族问题转向表达自我的精神状态，因此小说创作不再迎合读者的需求，相反，小说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心理状态”；在媒体的全球化时代和交流手段多渠道快捷化的今天，作家们也不可能像19世纪的作家那样，只面对本民族的人言说，他们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要对这些读者言说，而且要及时言说”，他们不可能只谈本民族的问题，还要谈世界性的问题、人性问题；翻译的快捷方便，使得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也发生了变化：作家与读者交流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读者的阅读，也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问题恰恰在于，文学发展了，变化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却仍停留在既往对文学的认识上。所以，你要回答自己是为本民族写作，就不是世界性的；你要说为世界读者写作，你分明又是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于是作家的身份，即你的“真实性”就受到怀疑了。 这就牵涉到我们已经普遍认同的一个问题，即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几乎成了人们毫不怀疑的一条定律。比如，前不久《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的“中国性”和“地方性”》的文章，强调的就是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这种认识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在文学还处于言说民族问题的时代，人们通过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外国的情况，文学承担着“完成民族间对话”的使命；而在媒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了解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情况，借用互联网比阅读文学作品来得快捷多了。从学理上说，民族与世界是整体与局部、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比如环境问题、经济往来问题，以及渗透于其中的人情人性问题，等等。文学作品当然要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但同时也要包含着人类共同关心和面对的问题，才可能是世界性的；否则，特殊中若不能显现一般，那就只具有民族性而不是世界性的。虽然一般、普遍只能在个别、特殊中显现，但并不是所有的特殊和个别都能充分地、典型地显现一般和普遍，而文学需要的恰恰是典型性。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来拜访铁凝时，当时的《文论报》就此举行座谈会，其间谈到中国电影，我们问他喜欢《老井》还是《红高粱》，他回答说：喜欢《红高粱》，因为《红高粱》涉及的问题也是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而《老井》则只是中国的事情。 同理，所谓中国文学的“中国性”和“地方性”的关系也是如此，那种只具有地方特点而没有全国意义的作家作品，就只能是“地方性”的，不能因为它是属于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就天然地具有了“中国性”。所谓中国文学的“中国性”，我认为包含着这样两个要义：一是作品具有中国意义，二是作家作品具有全国性影响。如果说按照越是“地方性”的就越具有“中国性”的逻辑推论下去，就会得出这样极端的结论：因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所以，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此说来，那些中国的“地方性”作家作品，岂不是都成了“世界性”的作家作品了吗？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话说回来，即便是19世纪之前，那些世界级的作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因为他们在言说俄国生活的作品中，包含了超越国界的人类性。 那么，地方性作家作品是否就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了呢？不是的。地方性文学，犹如体育方面的“全民健身运动”，参与的人数越多越广泛，越有利于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越有利于各级国家队的选材；同样，地方性作家作品是产生具有“中国性”作家作品的条件和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地方性的作家作品，也就产生不了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作品。地方性文学越是繁荣发展，就越有利于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繁荣和发展。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中国文学，既要研究那些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作品，也要研究地方性的作家作品，不了解中国的地方性文学，也就很难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然而，地方文学固然重要，我们却不能把它的重要性和“中国性”混为一谈。 同样，“中国性”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世界性”。 如今，文学的“世界性”发展趋势，要求作家需有相应的“世界意识”，也即“人类意识”。但多数中国作家一方面希望走向世界，渴望自己的作品产生国际影响，一方面似乎又缺乏我们上面所说的“世界意识”。希望得到世界的承认，那是作品所达到的客观效果，但不等于就具有了写作时的“世界意识”。从写作动机来看，我以为中国作家大致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类：一是欲望化写作。这其中，为职称、车子、房子、票子写作是物质欲望的写作，身体或下半身写作是肉体欲望的写作。二是心灵化的写作。这些作家的写作是对心灵、终极价值的追问。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属于少数，张承志、史铁生、张炜可为代表。三是市场化写作。大众化写作、网络文学中的武侠、悬幻类写作都属于此类。四是主体性写作。这类作家关注现实，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责任感，但他们的作品一般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反映”和模仿，他们书写的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和认知，是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的结合，这在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五是代言人写作。这样的写作已经为多数的中国作家所不取，但有些反映弱势群体的作家和作品，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代言人的角色。 我认为，以上几种写作动机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文学“多元化”的今天，多种写作动机的并存是想避免都避免不了的，也没有必要“九九归一”。不管哪种写作，只要包含了人类的共同性在其中，只要具有应有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性，都有可能出现好作品，甚至能产生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比如，同是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所具有的精神意蕴和人性深度，是不能与一般的类型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然而，作家的“世界意识”不仅仅是“意识”，更要表现出一种能力，即认识、理解、艺术地把握世界的能力。因此，它不是谁想具有就能具有的，它要求作家具有相应的知识、素养、艺术体验、感悟和艺术洞察力。 时代的发展催生着文学的“世界性”，但文学仍然要植根于民族、本土之中，因为人类性、世界性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地球村的时代，随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往和利益关系越来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撞击和冲突也将与日俱增。所以，在“民族的”生活现实中，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而作家所要言说的，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写所谓的“跨国”题材，也不能是抽象的“人类性”和“世界性”，它需要作家在民族的、本土的生活中用自己眼睛去观察、体验、捕捉、发现具有世界性、人类性的东西，特别是体现在人性和精神上的东西，从而在具体的民族性中体现出“人类性”和“世界性”。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