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宝涛专著《〈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辽海出版社出版)希望我写点什么，因为我是他的导师，又因为当年我曾在《文艺报》工作过。虽然我对《文艺报》的那十七年历史没有更深切的认识。 我进入《文艺报》是在1986年秋， 刚到《文艺报》工作的那段日子，正是该报红红火火的时候，也是当代文学最鼎盛的时期。那时《文艺报》发表的文学批评文章表扬居多，扶植创作居多，为改革开放冲破思想牢笼呐喊居多，即便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和严肃的批判，也是与人为善，并以理服人。 主编副主编谢永旺、陈丹晨、吴泰昌、钟艺兵等个个和蔼可亲，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和20年前《文艺报》所信奉的斗争哲学和那股独白型的批判劲头有什么联系。 其时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文艺报》扩版，将当年的月刊，扩成了周报，招了一批新人，着手大干一场。这是文学的高烧期，比现今的房地产还要热，还要火。尽管不久，当时的文化部长、作家王蒙以阳雨的笔名在该报发表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大意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文学承担着政治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功能，这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现在当思想牢笼冲破，光环退去，文学将回归自身，因此对文学的退烧要有一个清醒和切实的认识。这似乎也是在劝导广大文学青年不要都挤在文学小道上，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这一瓢当头凉水泼下来并不能立即收效，想想当年的年轻人求偶，征婚启事会写上自己如何如何热爱文学，也希望钟情文学的人能成为其配偶，足见文学的魅力。文学大概是除物质生活外，所有精神生活的寄托(这也是今天浸泡在网络世界中的年轻人难以想见的)。 其时不仅文学还延续着轰动效应，而且连带着《文艺报》也有了效应。那时《文艺报》受中国作协委托主持的文学大奖评奖活动和获奖名单，会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显赫位置上，经《文艺报》品评的文学作品似也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效果。据说有的作者其作品得到《文艺报》的褒奖，不仅工作可以调动或重新安排，户口是农村的甚至还有农转非的可能。当然后来形势陡转，文学降温，既是意料之中的，更有意料之外。 回到魏宝涛的著作上，《文艺报》最有轰动效应、一言九鼎的时代就是宝涛所研究的这十七年，那时《文艺报》执文艺思想之牛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主要阵地。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真可谓意气风发，所向披靡。如果说我个人情感上，对那十七年《文艺报》的批判模式和批判格调有情感隔阂，而不愿深入探究那段历史的话，那么宝涛却是十分理性和清醒的，他只是从文本着手，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发生这一视角切入，层层开掘，真是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文艺批评的话语权，也就是文艺思想的领导权，诚如文中所言，通过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检讨，人们可以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以《文艺报》为中心的传播媒介所提供的媒介空间之中建构起来的，以及在传播媒介建构的舆论空间影响下，又是如何来制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并且对于《文艺报》在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独特身份和历史作用的考察，有助于人们对《文艺报》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其在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梳理”。 该书最有创意的地方是揭示了《文艺报》参与了十七年文学经典样板的建构和关于那一代文化人 “检讨书”规范的建立和示范传播这两个部分。特别是后一部分，涉及作家的自我思想改造，涉及到作家、文学家、文化人的思考环境和文化生态，使今天的人们认识到历史进程的严酷性。这里的关键不是文化人要不要检讨自身，而是对这一检讨所造成的思想窒息，应该有所认识和警醒。本书正是从文体和写作层面这样一个视角探入，并予以深刻揭示的。那些检讨书，不管是以编者按、编委会、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均体现了那时统一的思想改造的严密程度和控制力度。现在，当历史远去，我们才能有心情来看待所谓的检讨书文体及其所确立的规范，并从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那段不堪回首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 今天《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仍然发挥着扶植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研究、繁荣文艺的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了当年横扫千军的雄风和威严，倒是有了颇为亲切的面孔。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还是媒介多元的原因，一张报纸一言九鼎的风范的逝去，毕竟是时代进步。作为当年《文艺报》的记者和编辑，我乐见有宝涛这样的学术著作的面世。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