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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这个系统中，人总是作为一种双重结构而存在。个体的人在裂变或统一中完成对自身的塑造，并将之凝固为价值大小各不相同的个体人格。作为群体的人，在完成对自身的征服或超越之后，文化人格，这一既涵纳又升华了个体人格因素的历史积淀物和文化蕴蓄物，便脱颖而出，铁骨铮铮地屹立于千百年人类历史的风尘之中，似永不坍塌的路标影响着后来人的生命历程。一个个世纪过去了，一代代生命消逝了，如今，当我们抖落历史的尘埃，除去现实的遮蔽，让眼光在文化典籍殿堂里顾盼流连时，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人”字的沉重与厚实。而文化人，不管存在于哪个国度、哪个民族，总是社会群体中独具韵致的一群，尽管他们的生态千变万化，作为各不相同，但是，坚持自己的群落性价值标准，固守自己的文化人格，他们比任何人类群体都显得稳定和彻底，因此，探寻历代文人的文化人格这一精神命脉的主旋律，并仔细分辨其中变幻多端的具体音符，这往往可使作家的思索和创作变得更有内涵更为深沉，骨质坚实，而且，它本身其实也是文化人的生命乐章，是在统一和裂变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交替传承。正因为如此，自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面世以来，“中华大散文”系列丛书在文坛一直倍受瞩目。它们均以关注中国文人的生命状态和历史命运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其中，夏坚勇所著的《湮没的辉煌》则堪称继《文化苦旅》之后当代散文创作的另一部巨著，它获得过全国优秀散文奖即是一个明证。迈进新世纪的门槛，回顾历代文人的生命历程，展望中国文人的文化特征和心路历程，这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和必要，阅读《湮没的辉煌》，我的精神兴奋点和思考着重点依然在此。 翻开散文集《湮没的辉煌》，我们就会感到，它的墨香中流溢而出的不是浓浓的诗意，也不是淡雅的哀愁，扑面而来的是铭心刻骨的痛楚气息，是一种中国文人对自身的沉静反思和深刻剖析。 在作品中，作家牢牢把握住文化人格这一历代文人心理建构的内蕴枢纽和价值核心，围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中国文人的理想模式，深刻细致地昭示出文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生命空间中艰难的求索、曲折的探寻和无法避免而又有迹可寻的嬗变，从而构筑出一篇篇风范卓具的文学篇章。 《东林悲风》、《寂寞的小石湾》等篇章表现的是具有阳刚之气的济世情怀。其中，前者所谈到的明朝东林党人的人生准则是干世兼济的典型。他们不远千里来相会，集聚一室，讲学为业，切磋、研讨、辩论而形成了一种类似文人沙龙的方式，在人生品格上显示出“集体”独善的特征。同时，他们又指陈时弊，经世致用，力倡实学，表现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且至死不悔的豪情，顾宪成如此，高攀龙如此，杨涟也如此，这才是他们文化人格中的核心。他们的骨气，陶铸了文化人格中的壮美。《东林悲风》一文正是在这种阳刚之美和历史悲风的纵横挥洒中，显示出作者独到的体察和精辟的思考。当铁骨豪气的东林党人在皇帝阴冷而残酷的注视下被逼进绝境时，我们不禁生出一股文化的悲怆感。他们有着文化人格的命定倾向，此刻竟然步调一致地选择了死亡，甚至是选择带有浓厚的感戴君恩色彩的自觉自愿的死法，这确实是一曲令人喟叹的东林悲歌，文化价值标准的局限则是悲剧的渊薮。作者揭示出传统文化人格表现形态的正负面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命运，值得深思。 对乱世庸君一厢情愿的奉献和牺牲让人叹惜。当文化难以承受黑暗的摧残，它的最终归宿便定格为一种永恒的文化意象，如高攀龙的投潭自沉，杨涟的喉骨化灰，均是如此。结果呢，他们不过成为了历史的冤魂，不过为晚明点缀了些许的峻拔之姿和阳刚之气。这是封建士子文人终身难以逃遁的困境和尴尬。他们愈是以天下尤其是以乱世为己任，愈是将自己的道德人格张扬得酣畅淋漓，就愈是让人瞥见历史长袖下的隐痛。那么，不损伤文化人格的完整性，中国文人是否还有另外的道路可走呢？ 在《遥祭赵家城》中，作者提出了与东林党人相对立而走向另一极致的一种人生态势。文中赵若和一族更多地倾向于“独善”，舍乱世而自隐。诚如作者所说，“生命的适应性是势利而残酷的”，他们筑起一道心理屏障，从此走进小我世界。不过，他们的独善是以消融另一部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价值内涵为代价的，而且，这一部分文化人格价值对社会人生的意义更为重大，所以，更本质、更超越地看，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当悲剧意识被寻常、生态所淡化，他们整个文化人格的价值便削弱乃至败亡了。作者出之以“祭”，我是认同的，但愿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流星一瞬，永不复生，否则历史祭坛中阴柔之气太重，终不是什么快意之事。 若说偏执于文化人格中的一端终是缺憾，那么，更好的模式在哪里？中国文人还会进行何种选择呢？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走进后院》一文中粉墨登场了。他们躲进书斋成一统，在宁静中蕴蓄，在寂寞中坚守，最终以一己的智慧和心血为历史和文化涂抹出亮丽的色泽，这不同样是一种宏远的价值取向吗？也许，在壮美与优美之间，中国文人反而更可能选择后一种人生形态。 但是，王氏父子的共同际遇，恰如作者所言，“官场人格和文化人格的冲突……铸就了他们终身性的困顿。”这里，作者所云的文化人格大略与本文界定的文化人格中的一端即独善相对等，其官场人格则与本文所说的兼济同类。王氏父子的一生绐终处于兼济和独善的碰撞之中，而要在这生存的夹缝和二难的境地中有所开拓创造，必然将付出深重的代价。官运操作畅达时，却不得不激流勇退；学问研究投入时，又要被迫上任。作者通过对他们乖戾命运的描述，非常贴切地显示出“中国文人的大悲哀”。与此同时，作者更深一层揭示出王氏父子在人生夹缝中铸就的辉煌成功。他们对官场的态度既入乎内又能出乎外，对文化事业则始终兢兢业业，执着不悔。结果，就前者而言，他们官运亨通，而且运筹得游刃有余；就后者而言，他们的文化远征又造就了辉煌的王氏高邮学，并由此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宏范泰斗。当然，对任何事物内部比例的把握都应是适度的、恰当的，文人气质颇浓的王氏父子最终将价值取向定位于文化事业，形成了独善型文化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进后院》中的古井意象简直就是王氏父子文化精神的映照和诠释。作者在作品中描述道，这古井“深潜不显，平朴无争，自觉地收敛了突兀的外部张扬。它生命的价值在于地层的深处，在于深处那千年不枯的水脉和一方安闲静谧的小天地”，兼济和独善下是源于这样一种渊源深远的生命境界，从而有机地融合在王氏父子文化人格和文化精神的血脉之中。这种睿智清醒的价值判断和人生选择，实在堪称为中国传统文人生存智慧和人生品格二者兼美的古井风度。当代诗人北岛宣告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王氏父子的古井风度正是在英雄难成的历史命运中，成功地将人的魅力发挥到了一种淡远而深沉的极致。 在《文章太守》一文中，欧阳修等人的人生际遇虽然含着几许愁绪，但其生命境界却高雅优美。当官成为一种“反串”，文化人格成为其终极性的存在，从本质上看，欧阳修等人与王氏父子的文化选择真可谓“心有灵犀”。这两种“智者乐水”式的优美境界被表现得鲜明而凝炼，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生态的深广思索和准确把握。 在对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主旋律进行概括剖析之外，散文集中还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变奏和歧异形态加以丰富的表现。在《遥祭赵家城》一文中飘然而出的赵宋宗室赵孟，就是比较圆融甚至圆滑地将文化人格附益于官场人格了。尽管心头也会时时掠过隐痛，但整体上，他已把自己的文化人格托依给官场权威和功能型生存意识。显然，这是一种柔靡不振的文化人格依附状态。《小城故事》中的冒辟疆从早年对官场的疏离到晚年对官场的自觉搜寻，这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同样表明文化人格的弱化，这种分裂型的文化选择与赵孟模式一脉相承。 《百年孤独》中的盛宣怀虽然没有迈向科举文坛，但其文人气质同样耐人寻味。他在走着一条弱化文化人格之路的同时，又在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变异性选择中完成了对自身、对现实、对时代的某种超越。他以独善为手段，而以兼济为目标，并且，他的独善更多地展现在官场和商场阵地中，这样，独善的领域发生了质的改变。盛氏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解构和重建，在他的人生轨迹中，独善和兼济由两线并行转化为单线贯穿。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评价是“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十分精当地点评出盛氏商场人格和官场人格的双重属性。当盛氏灵魂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拷问时，我们固然可以鄙弃其狭隘自私和“骑墙”心态，但从整体构思而言，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盛氏模式代表了一种更有现代气息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选择。在历史上，盛氏始终是被误解被攻击的，其实，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位荒原上寂寞而执着的旅行者的人生悲哀，是封建末世文化的悲哀。作者对这一人物的重新评析，有力地显示出一种不为传统所囿的独立判断精神和一种现代型的人生价值眼光。 掩卷而坐。当所有被历史沉淀的声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时，我们从《湮没的辉煌》中既听到了文化传统激昂铿锵的主旋律，又领略了其间错落有致的变奏。以文化人格为核心，从兼济和独善两个维度同时进行探寻，这种审美和文化观照的思路既显示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精神考察的系统性、周密性和深刻性，也使文化散文集《湮没的辉煌》中题材各异的篇章呈现出深层意蕴的内在统一性，从而有力地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文化品格。马尔库塞说，“灵魂的发展史流连于感性和理性两极之间”，和《湮没的辉煌》的作者一道，当我们理性地、严厉地叩问先哲前贤的灵魂时，我们似乎更应该严肃地追问自我灵魂的归属，为自我感性化运行着的生命注入文化理性的骨质。在历史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文人从心灵和精神上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这确实应该成为重大的文化论题。走出从这一角度回眸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散文力作《湮没的辉煌》，但愿我们建构的21世纪人文景观和灵魂历史将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被湮没的辉煌!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