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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这套中国乡土小说丛书中的三位中国大陆作家——李佩甫、刘醒龙、何申——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书稿，放在我的案头已经很久了。一篇在读者的阅读上多少能起些导引作用的序言，应该是在全部读完这三部书稿之后，才能写得比较切实中肯的；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从这三本集子中每本依目录顺序选读头三篇，就这九篇已读过的小说和作家的风格谈一点管见，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一 李佩甫是从河南中原大地的田野深处走出来的一位认真而执着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剥露农村生活的真面，尽显笔下人物的妍媸，运思幽深，立意孤峭见长。“乡土小说”这名目并不能范围住他的创作畛域，因为他也能写城市。但即使他写到城市，他的忧愤的，有时甚至有点愠怒的眼光，也往往是从田野这个参照物上折射出去的；更不用说他那些描写农村生活和人物的小说中沉沉地跳动着的乡土血脉和郁盘着的乡土情结了。 就我这次读过的《败节草》、《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三篇小说而论，最便于我们一窥作家的乡土情结而且透露出了些许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不能不首推《黑蜻蜓》。这篇小说从一个长大后成了作家的“小脏孩子”的童年回忆展开叙述，把一个一生只知勤劳苦做，耳聋心不聋，人穷志不穷，言寡情不寡的普通农妇二姐的形象，活脱脱地刻画出来了。那个似乎成了“精气”的缓缓移动过来的大草垛下用细腿支撑着的8岁的小妮子；那个“日子过得艰难，人又撑得极大”，十几年不到姑家走亲戚，送礼一出手就是半扇猪的“死妮子”；那个也有着自己青春的秘密，在鞋底上绣着黑蜻蜓，有主见也有情义的女孩子；那个为国家奉献了儿子，把老式织布机使用到坍塌破碎为止，只活了47岁的农村妇女；这一个个影象在我面前交混迭印成一个无声无息却形神毕现，无怨无悔却情义兼备的二姐形象。这个人物是深深地浸润在作者的感情里的。当小说里“我”的新婚妻子讶异于二姐衣领上的虱子并流露出避之唯恐不及的神色时，“我”不禁对城市女人的浅薄和挑剔愤然而斥了。在这里，二姐的存在，成了“我”生命中的根基，成了“我”的社会伦理热情和道德感的一种触媒。在这篇小说中，隐伏着一条通向李佩甫的心灵世界和创作心理的秘室的可靠通道。 而且，《黑蜻蜓》也丰赡地展示着这位作家湛深的观察力和曲达的表现力。试读二姐的未婚夫借别人的一身新的蓝衣服来相亲的情景和二姐退钱却留下红纸包儿的描写，是多么有力而蕴藏丰厚呵。这个情节和后面二姐一家人穿上自己缝制的“一色蓝”，组成“蓝色小分队”到姑家参加“我”的婚礼的场面，形成了绝妙的前后呼应，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实在是神来之笔。一斑可窥全豹。即使在艺术上，《黑蜻蜓》也无愧为李佩甫的代表作的。 当然，如果就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人物性格的社会生活内涵，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论，也许有的读者会更喜欢《败节草》和《无边无际的早晨》。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着力于刻画那种从中国农村多年来的沧桑变幻中历练出来的、带点“贼”气和戾气的农村干部形象。李金魁也好，李治国也好，他们是都从极度贫穷的乡野底层挣扎出来，纡地在所谓“仕途”上攀援上来的。在他们身上，带着生存环境逼成的种种生存拟态，也带着某种于连式的无情无义和不择手段。作家在剥露这些的时候，笔锋真是锋利无比，足以穷形尽相的。但这种剥露的内里，似乎为一种孤愤所驱动，所控驭，有时就不免有点刻意了。两篇小说中，《败节草》中的李金魁，更多一些知识的狡智，其经历的大起大落，其判断形势以决行藏的天然直觉，被描写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但李金魁升到市长位置之后的种种描写，和他无意中掌握了市委、市政府班子中37人受贿记录之后抛硬币以决定自己下一步举措的小说结尾，给人以仓猝之感，并且和小说前面的大部分篇幅中浑和的农村生活故事、情调、氛围不太协调。而《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则更带农村“贼”娃子的精贼和戾气。这个吃百家奶长大的孤儿在当上乡长后硬撑出来的冷面和铁腕，以及这冷面和铁腕后面的内心冲突，的确是写得很深刻的；但有的地方略有张扬之感。倒是那个小金魁的监护人三叔的形象，真是绘声绘色，无懈可击，笔墨不多，却意味深长，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似乎比李治国的形象更深切持久一些。作家在不经意中以俭省的文字勾勒出的次要人物形象，往往比他刻意突出、浓墨重笔描写的主要人物形象更鲜活、更自然，这是小说创作中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很值得留心艺事者深思的。 二 刘醒龙是生活在湖北，有长期农村基层生活经验的作家。他擅长通过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心态、言动的精妙描写，来表现他对农村现实关系的深刻了解，使像我这样对农村情形、农村干部只有远远粗粗地一望的印象的人看了之后恍然大悟，大为叹服，并生出无限的感慨来。他也钟爱乡土乡风，对城里人城里事颇有微辞，但他的情绪却是和缓的，讽刺是略偏于轻嘲的，故事也往往带些喜剧色彩。 置于卷首的《路上有雪》，最能见出刘醒龙乡土小说的这种老道而轻快的特色。小说讲述了一个通过考试被提拔任命的乡书记安乐履新之初的一段生活故事。这故事从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安乐所辖的一群村支书的不太正常的举动开始，然后场景移到乡里、村里，渐渐掀开帷幕，突然爆出意外，屡屡在一筹莫展之时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最后平和地把你引渡到真实的乡土生活之流里，让你不无忧虑也颇觉宽慰地感受缓缓变革中的中国农村蹒跚前行的步履和生活变化的脉动。刘醒龙实在是很能讲述故事的。他把只有小波小澜、有惊无险的农村基层工作和平淡无奇、琐碎零乱的农村日常生活，组织成了悬念迭起、兴味无穷的套中有套的故事，吸引你不嫌絮叨地读下去，从有些神思不属到终于全神贯注，欲罢不能，这里有着怎样的魔力呢？我想，首先是由于对生活内情的了解之深而给出的新鲜感。例如，使我们一听就会拊掌称善的治乡良策——比如翻修校舍，兴办乡村企业之类——原来也会在一定条件下变为秕政；而让我们一提起来就蹙额叹息的乡村干部催征逼讨的强硬粗暴，在某种境况下却又是以邪制邪的有效办法；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竞争竞选上任的村干部，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来一次集体大逃亡；而往往是面和心不和的乡书记和乡长的关系，在安乐和高天元的故事里，却是如此配合默契、心领神会。在这些出乎意料、略带荒诞的故事的进展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真实的农村工作。“正因写实，转为新鲜”，这真是小说艺术的不可移易的铁则。其次，这篇小说吸引我的，还有安乐和高天元这两个一新一老的乡干部身上那种真的人的活气息。年轻的安乐的机敏善悟和他对高天元的善解人意的呵护，他的果断处事和柔情缱绻，他的上进心和幽默感，都描写得恰到好处；而高天元的奇特的被默许的“重婚”生活，他的伪造车祸的狡智和痛斥在外游子们时的气势如虹，无可辩驳，也写得入情入理，或脉脉含春，或虎虎有生气。最后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那种乐天的也不回避矛盾的态度，这大概也是中国最大多数读者所乐于接受的。乡路上是有雪，也许还有深的雪坑；但已经有像安乐、高长天、毕建成这样一些踏雪而行的早行人，雪是会化的，路是会拓宽、延展的，生活在迟缓而纡曲地进步着。——这不正是中国整个的现实的缩影吗？ 《大树还小》和《白菜萝卜》从两个独特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淳朴正直的乡下人的赞美和对浅薄自大的城里人的嘲讽。前者是关于“文革”中知青生活的再咀嚼，弥漫着悲剧的氛围；后者是现在乡村的人事与城里的人事的交融与碰撞，微带轻喜剧的色调。如果说，《大树还小》中秦四爹的重情尚义与白狗子的无情无良(他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纳有恩于他的农村朋友之女为“小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得小说的道德谴责的意思过于直露的话，那么，《白菜萝卜》中的农村汉子大河与进城经商的弟弟小河。寡居的卖服装女商人佩玉之间发生的冲突、纠葛，则表现得比较含蓄微妙，只是客观地把两种不同的人生样态和文化心理相映成趣地展示出来罢了。其实，农村虽然有愚昧落后的一面，但中国农民的血性、正气并不能掩；城市是藏龙卧虎、引领社会潮流的处所，但八方杂处，九流交汇，却也较多藏污纳垢之地。更何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结合部的扩展，小城镇的兴起，使得城乡生活，城乡人物之间的界域，不再那样然两剖了。作家的恋乡拒城的情绪，原也无需那样强烈偏执了。白菜萝卜可以各有所爱，也不妨兼爱并取。大河虽然不能全部接受佩玉，但不也终究一度睡在一起了吗？ 三 倘若说刘醒龙带着些江北江南的聪颖气，李佩甫严守着中原大地的古道风，那么，身处燕北的何申，则更多一些北方汉子的豪爽劲道；这在他的小说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何申的小说，我是读过很多的。每一把卷，就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有“没事偷着乐”的时候。这次又读了《乡村英雄》、《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富起来的于四》这三篇，又感受了一番这种读小说的愉悦和开心。 《乡村英雄》是一篇“文革”乡产政治闻人赵德印的轶事录。因为特定的时代机缘，发明了大粪高温发酵法的老农赵德印，一度被提拔到县革委会常委、“九大”代表的高位，由此引发一连串在那个时代习以为常，如今看来却是荒唐笑话的故事。像这样的人物，因其属于那个被否定、被唾弃的时代，大抵带着滑稽的悲剧色彩沉没到历史的烟尘中去了。但何申写他，却不止于嘲笑揶揄，而是较深地写出了造成这样的人物的社会环境、时代风气，使我们看到了是怎样的时代条件使一个朴实粗豪、勤劳耿直的乡下能人扮演了力不能胜、身不由己的政治点缀角色，弄出了诸如让乡民躲原子弹，一口咬定林彪乘坐出逃的“三差鸡”是被导弹打出个大洞才坠毁等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同时，何申还更深刻也更真实有力地写出了，是怎样的现实农村生活条件和农民固有的传统智慧，使这样一个被抹上可笑的政治油彩的老农，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境况中，终究显露出了正直仗义，颇具远见的英雄本色。在生产实践和乡间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眼见是实，实事求是的农民思维方式，经过初步的文化学习的滋润，便从政治乱云浊雾的间隙，伸长出了嫩绿清新的思想枝条。在赵德印那些用俚俗粗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远见卓识”(如“历朝历代的嘎咕人，都没好下场”；“难说呀，能把船翻过去，就兴许能把船翻回来”；“庄稼人，首先得吃饱肚子，毛粮一年三百六，拿啥实现机械化？”等等)中，的确有着一种任何情势下都恒定的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知灼见。而在赵德印的公道直行的行事(如对刘四海的防范与教育，对骂过他的知青的大度处置，对仗势“撬行”的梁玉华、周强的强硬反击等等)中，更可见出这位宁折不弯，敢作敢为的老劳模的草莽英雄气概。这位粗豪可爱的赵德印，使我不禁想起鲁迅说过的一段话：“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喝中国农民的“狼奶”长大的鲁迅对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判断，和何申笔下的赵德印身上正直、求实的英雄品格，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乃至将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仍然是可靠的、屡试不爽的指针。何申在小说标题下引“温故而知新”牟其端，看来是不为无故的。 《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中描写的经村民大会选出来的葫芦峪村民主理财领导小组组长钱旺的有趣故事，则是何申从当前中国农村人民民主的新发展中，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切割下来的一个“活体切片”，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艺术意味都不能不使我们刮目相看。实际上，钱旺在执行其理财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咬定死理不放松的较真劲儿，软硬不吃随机应变的柔韧劲儿，不怕鬼不惧邪的硬气劲儿，都是和《乡村英雄》中的赵德印一脉相承的。但他的“从政”，是民选而自愿的，和赵德印当年由上头指定不太情愿不同。而且他的从政内容，是有法为据、具体可行的，和赵德印当年参加常委会却茫然无所措手足也大异其趣。但他从政遇到的复杂情况，却也是赵德印那会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情况，使钱旺看起来有点像摇摇晃晃独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正如同情并协助他的村会计钱素霞所说的那样，如今像钱旺这样的人太稀少了。物以稀为贵，人以正为宝，正气的确是在钱旺这一边。当妻子请求进屋来诱迫钱旺为他们的非法开支条盖戳子的村干部“多担待，别生气”时，小说是这样写的：“钱旺瞪了她一眼，他想横竖也是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得公公正正像戳子那么立在那儿活。再有就是纸里包不住火，肚里盛不下屎，啥事都有个真相，没权没势受气是暂时的，早晚有一天还得天是天地是地，人间有正气……”这是多么硬朗澄澈的想头!作家把支撑钱旺灵魂的支柱竖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又让钱旺挺身而出报警捉赌扫黄，暗下决心竞选村主任……这也许是有些理想化了。但是，把生活中还那么稀少的这一粒民主的良种撒入自己艺术构思的苑圃，多浇一些作家主观感情的雨露，以促其发芽，成长，伸枝，展叶，使它的无限生机和光明前途展现出来，这不也是力促生活前进，力求人生改善的作家应有的艺术权利吗？ 还有一篇《富起来的于四》，读来更是令人忍俊不禁。于四原先是个穷得上不起学、父亲临终想吃口肉也吃不上的农民。改革开放后，“箍得跟水桶似的”政策松了，他也就可着劲儿往富里折腾。这个人精力旺盛，脑筋灵光，心眼儿活泛，很快就先富起来了。作家着重写他富起来后的一次次折腾：给儿子举办的张扬而尴尬的婚礼，为确保木材供应强迫女儿嫁入大山沟，给媳妇的塌鼻子整容，闹起往松树坡给父母迁坟的风波……这于四“好像一颗火星子，跑到那里就得燎起点火来。而他自己像是水火不怕的孙悟空，翻来覆去伤不着他一根毫毛，周围的人却水呛火燎地被折腾个够呛。”中国农村中像于四这样能量大胆子大不安现状不循常规的能人奇人还真有一些，在他们的折腾故事中，最能见出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斑驳奇特的多样性。作家能和于四这样的拔尖人物保持朋友关系，在接触中给予有限的教育、影响和帮助，使他后来多少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的局限性，哪怕自费也要逼儿子上学，这当然也很有一些意味。但这小说的价值却不在于作家想含蓄地提出的对富起来的农民的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而在于何申在于四的折腾中客观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合理的生存、温饱、发展的种种欲望怎样以荒唐可笑的形式出现。即使在最令人发噱的强迫妻子做隆鼻手术的故事里，不也隐含着令人有些心酸的人的爱美的潜意识吗？ 何申的小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谐谑的语言、民间的智慧、乡土的气息，而且时代感强，常常写出一些人人笔下所无的新鲜人物(如钱旺)。但他有时往人物身上堆垛了太多的笑料，有时难免就有把人物漫画化的油滑倾向。这是在今后的创作中应该力避的。鲁迅当年告诫张天翼的那句话：“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似乎已被不少有才华的当代作家忘却。其实这句话是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艺术规律在内的。幽默可为作品添智，讽刺可为作品加力，而逾度的幽默和讽刺所造成的油滑，却会减杀作品内在主题的严肃性，毁掉作品艺术上的浑和感。我看到不少冰雪聪明的作家也不免耽于自制的油滑而洋洋自得，每每为之惋惜不已。——这些题外话因谈及何申的作品而触发，却不是指何申的小说而论的。油滑之为疾，在何申小说中只是微恙而已，而在别处则已是泛滥的痼疾了。 注：本文为解放军文艺社《中国乡土小说丛书》序言。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