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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李白称作“诗仙”，把杜甫称作“诗圣”，把刘禹锡称作“诗豪”等等，应该属于谁的“专利”大概已经很难说清。而现如今我自己却突发奇想地非要再亲自杜撰一个“诗神”的“职称”，我愿意首先把它送给当代的诗论家李元洛先生。也许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了不得或者很神圣很崇高的称谓，会让许多人感到我在小题大做，或者故弄玄虚什么的，甚至李元洛先生本人更可能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他自己一向是极其反感那些动不动就号称“大师”、“杰作”以及“走向世界”之类名目的，他自己也总是非常虔诚地注目和赞美那些真正的早已“远游的诗神”。但是，我们的当代就真的再没有诗神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了吗？我以为李元洛先生无论如何都起码堪称诗神家族中的一员。其实这真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想法。况且在当今的商潮滚滚金钱淹没一切的时代，诗人一类字眼早就被世俗看得与傻瓜划等号了。把一个活人称作“诗神”又能有多么了不得呢？反正这个诗神的“职称”我给李先生算是送定了，尤其是反正也用不着我真的按这样的职称给他发工资。 称李元洛先生为“诗神”，也绝非我的玩笑之举或者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故意夸大其词。李先生几十年钟情于诗相伴于诗，读诗诵诗解诗论诗，古今中外诗人名作，他差不多无所不知，说句非常没有诗意的大白话，那就叫他满肚子都是诗，满脑子都是诗。不妨再说深一点，他的一生也许只有和诗的精神最相接近。所以，“诗神”首先是指他的内心充满诗的精神。据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梁先生几年前的回忆和描述：“在湘西的怀化、龙标、青岩山等山水古典的胜地，我又听到这位湘子朗朗且源源地诵起诗来，包括咏青莲居士的《寻李白》。他在讲台上，元气充沛、诗情豪迈地又背诵又讲解，无一字的讲稿，全凭记忆，把整首诗传给了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包括我在内。‘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元洛兄传奇式的绣口一吐就是大半个上午……”黄先生紧接着又回忆道：“1988年8月在新加坡，元洛兄又一次作‘秀’。余光中《控诉一支烟囱》、洛夫《湖南大雪》、淡莹《楚霸王》这几首现代诗，或全首，或局部，先后由这位湘子亦豪亦秀地背诵出来，诗声响彻歌德学院，诗情弥满‘大同世界：第二界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与会者的心田。”(黄维梁《元洛传诗——李元洛著〈写给缪斯的情书〉代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就凭这，称李元洛先生为诗神又有何不可呢？而且，在当今，在整个文学和精神文化都在大幅度贬值的时代，李元洛先生却从未动摇过对诗的独怀钟情，他说：“在纷纷扰扰琐琐屑屑的日常生活中，在酒绿灯红人欲横流的滚滚红尘里，我常常怀念和重温千年前的唐诗，如同晤对一位能以心相许的朋友。”他说他与唐诗和唐诗人们“时隔千年不能目接，心有灵犀而可神交”，除却诗神，谁又能如此清心倾心且又执著呢？更让人无比感动的是他读古诗时的那种境界或者北方人说的那种“份儿”，请看他在全书首篇《绝唱》的“序曲”中一段自我描述：“且让我掸去袖上襟前的红尘，从商潮拍天钱潮动地的俗世，遁入我的世内桃源的小小书房，在‘潇湘水云’的乐曲声中，翻开《全唐诗》的封面，像扣开唐代久已关闭的门户，去倾听诗人们那至今仍然可以清心的孤吟独唱。”这种完全超尘脱俗的心境，这种坦然欣然地拒大浪滔天的商潮现世于门外的气派，实在都是非闲云野鹤仙风道骨的诗神一流所难于为之的。 如果我以上说了那么多也还有人不能服气的话，我只能再不厌其烦地举出一个更可以叫做铁证如山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了，那就是四十年前李元洛先生与诗生死相依的情景：“近四十年前的六十年代之初，在青年应该如花的岁月，我从曾经弦歌四载的北京，来到杜甫的诗句所咏唱的君不见之青海头。荒凉满眼，饥饿填饱的是每一个度日如年的日子，但我却仍然在白天繁忙的舌耕之后，于寒夜肃肃宵征，远去千年前的盛唐，赴边塞诗的精神的盛宴。枵腹读诗，我记得在天寒地冻之中，西鄙人《哥舒歌》的胜概豪情，曾沸腾我差不多冻僵的热血，使我刹那间忘却了铭心刻骨的饥寒……”谁能如此枵腹读诗以诗御寒以诗果腹吗？我就把诗神的称号也毫不犹豫地送将给他。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李元洛先生对于诗的精神和精髓进入得深切，把握得透彻。这有他的《诗美学》等十种之多的诗学论著以为证，本文并不想全面研究他的诗学诗论。如今让我更感到兴趣的是他的以散文形式解读唐诗的新著《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东方出版中心，1999.10)，我在本文题目中似乎也给了这部新著一个看上去很高的称谓和评价——“文化散文的又一座高峰”，有人大概会怀疑我是否在故意制造什么新的热点或者成心在文坛炒起这部很高雅很严肃的散文专著呢？我想我根本没必要这么做，是高峰总会自己站立在群峰之中的，不管有没有人给他这么一个外在的封号。而且我既然要这么命名，就当然也是有我的充分的理由的。我的参照当然首先是已经火了很有几年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尽管最近以来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但无论如何，余秋雨的散文曾经以其特有的文化厚度与深度，征服了或者抢占了一个散文的时代。而今李元洛的《怅望千秋——唐诗之旅》，无论在散文的构造体式上还是在文化内涵的丰润与深厚上，都完全可与余秋雨散文相媲美，甚至在许多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超越和突破。余秋雨散文的基本特征极其概括地说就是以文解史，所以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历史学家的妒意和不满，说是“一个搞戏剧的人抢了我们的生意，把历史搞得不伦不类。”(见《楚风》1999年第9期林波文)而且至今人们对余秋雨散文的否定性批评，也大多停留在指出其历史知识方面的所谓“硬伤”一点上。这起码说明一个文学家对本专业以外的东西有时是难免露怯的。而李元洛则不同，他的《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中的文化散文的基本特征也高度概括一下的话可以说是以文解诗。诗首先是文学家族内部的成员，只是它通常被称作文学艺术中的明珠。唐诗则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李元洛先生以散文的形式对其从方方面面和各个角度进行隆重展示和加以更深入而独特的解读，或说或评或解或诵，或追其根溯其源，或讲其史论其世，总之，那结果是既把那些艺术颠峰上的颗颗璀璨的明珠平易化了，使之更容易让人去接近与鉴赏了，同时又在另一种角度和层次上大大升华、丰富和拓展了诗的艺术的内涵和境界。因而这既是在解读，又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新体式的文化散文出现了、成熟了。能否将其称作与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双峰并峙”，那就等待后人去认定吧。当然，我也并不因此便认为李元洛先生的文化散文会很快就像余秋雨散文那样风靡全国。他是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些作品更主要的也许还只能在文人间风行和流传。何时能够走入大众将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而这恰恰是当今高雅文化共同的宿命。当年余秋雨散文的风光得益于一种机遇，而此后的雅文学将很难再有那样的特殊时机。我说这些的原因是，对李元洛散文的价值认定，已经不能再以是否像秋雨散文那样即时流行作为标准了。 二 应该说，李元洛的文化散文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解诗散文首先是散文。这是与他以往的解诗论文根本不同的，或者说是与那种以论解诗以理解诗的文章是根本不同的。当然，这里有必要自我更正一个并不十分确切的说法，那就是我一再把李元洛先生的散文称作以文解诗或解诗散文，这其实是很不准确起码是很不严密的，不过是为了表述上的一种简便。因为李先生的这些散文虽然又特别标明“唐诗之旅”的副题，但是其内涵和主旨却绝不仅限于用散文语言和散文形式来解读唐诗。所谓“唐诗之旅”其实就是以散文形式描述的一系列与唐诗有关的心灵的“旅程”以及实际游览的行程。这样创造出来的文体也可说是对传统游记散文以及传统抒情散文的文化扩充。作者在面对和游历一些著名古迹和文化景点的时候，往往是首先想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唐代诗歌，从而以古人对这些山水景物的吟诵，而展开作者本人的情感与思考，并撰写成篇，故将这些散文称作“唐诗之旅”。 强调李元洛这类作品的散文性，首先是因为其整体的语言构造方式是叙述的而不是论述的或阐述的，而且尤其是在叙述态度和叙述语调方面也完全是散文化的。当然，如果仅仅是机械地表面地或外在地把某些唐诗从形式上嵌入一种叙述性文体之中，也绝不能就将其判定为文化散文。因为文学史教科书也显然是以叙述为主的。而作为艺术创造和审美创造的散文，其第一要素当然就是创造主体的个性情感和个人体验。个体只有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在这方面，李元洛的这种主题性或专题性文化散文就首先面临着一大难关，那就是，要写作这部叫做“唐诗之旅”的系列散文，就必然要求作者的全部情绪情感都一定要围绕“唐诗之旅”这样一些特定的范围和对象而发，所以也就毫无疑问地，他在以独特的创造精神突破了这样的难关之后，在寻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契合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情绪的文本样式时，他也就已经同时相应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体式。这也才是他的散文能够被称作又一座高峰”的首要的依据。 说到底，艺术的创造，并不在于创造者能够原本地运用某种现成的旧有的艺术形式和文学体裁的外衣”，去重新包装一些别的“意义”或者思想，艺术创造的真谛，从根本上说，是在于主体通过某种类型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自己的情绪与情感的时候，也同时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文体样式，这才是艺术创造的至高境界。“唐诗之旅”是李元洛系列文化散文的共同的主题，而在其每一个个别的题目和篇章之中，又显然必须确立一条贯穿全篇的主线。如何非常完美地把主体情感、相关唐诗和与之有关的景与物、人与事——这三方面的表现对象融会贯通在一条主线上，从而诉诸一种艺术化的散文语言，这样的文体应该说是没有先例的。而这样的没有先例的文体现在却被李元洛创造出来了。当然，这样的文体样式在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中也并非千篇一律或者同一个模式，而是因感情主线表达的需要，丰富多彩，变化多端。 《绝唱》一篇，主旨选择的是讲述和欣赏《全唐诗》中所收入的一位诗人“只此一诗别无分章”的作品。其结构上的特点是一诗讲述一节，全文共十节，并在文前和文后加“序曲”和“尾声”，从而对《全唐诗》中这一类既在数量上是“绝”品，又在质量上是绝唱”的篇章，进行了一些来龙去脉的梳理和阐发，从而更加突出强调了这类作品被保存下来的重要价值和当年的慧眼识宝者的可贵。这样的一种视角本身就十分独特。试想，收选李白杜甫这样的名家之作是不必费什么掂量的，而从那些并非名家的小字辈诗人中发现一首可以传世之作，却反而不是易事。所以李元洛先生也同样慧眼独具地意识到了：“只有一诗传世的唐诗，大多为登峰造极之作。”于是他专门撰文对此加以张扬，正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他对唐诗理解上的深切和独到。文中极力推崇的十首孤篇，的确篇篇动人心弦，被作家这么巧妙地一串，又在“尾声”中连续列举了其它的几首，使我们确实领略了《全唐诗》中的绝唱，“一齐破卷飞出，绕梁的是千年也不绝的余音!”(该文结尾之语) 《长安行》的体例是以长安一带的重要古迹和文化景点作为全篇分枝和连篇的小关节的。作家以脚步所及的每一处长安古迹为一个个具体的视点和立足点，如“兴庆宫”、“渭城”、“大雁塔”、“华清池”等，然后展开与此相关的对于唐诗的联想和追怀。其实散文界对这样的一些文化古迹加以艺术表现的篇章早已不在少数，然而，集中地专注地对与这些古迹有关的唐诗乃至与诗有关的人或事进行全面深透的展示与描绘，李元洛的这篇《长安行》是独具风范的。作家对兴庆宫的拜谒，“并非朝拜帝王的宫苑，而是为了重温诗人的绝唱，寻觅李白的遗踪”。文中写足了诗人们在此的一些遗诗轶事，最后驰骋想象，似乎看到了“李白正以手支颐侧身而卧，长眉入鬓，长髯垂胸。我想前去叩问，但恐怕他还没有从一时的醉酒千年的小寐中醒来，暂时别去惊动他吧，在他的石像之侧久久伫立，我仿佛听到轻微的鼾声。”而紧接着写到渭城，文中当然少不了议论《渭城曲》的千古绝唱，以至“耳边满是唐诗人对渭城的歌吟”。而更值得称道的是，作家总是能够把历史与现实同时拉到眼前，从而表达一种特殊的感悟。如文中这样的一段：“左耳听的是壮曲，右耳听的是哀音。顷刻之间，沉思之际，我们的越野小汽车已驰上现代化的渭河大桥。桥梁雄伟，桥面宽阔，两侧雕花的石栏如绣带，路旁成排电杆高擎的，是要到晚上才盛开的簇簇金莲。我触景生情，忽然想起了温庭筠的《咸阳值雨》，于是，现代的咸阳桥上，响起了温庭筠的古典的绝句：‘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隔钓船。绝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温庭筠为什么头脑发热，或者说诗思飞腾，将渭水当成了湘水，把咸阳幻成了岳阳？面对夏日干涸得只剩下一线黄流的渭水，我更是心存疑惑，也许当时生态环境未被破坏，渭水也和湘水一样的清碧吧……待我在唐陵汉墓匆匆怀古之后，回到桥上，已是西风初起夕阳西下的时分了。漫步桥头，我俯仰天地，思接汉唐，不仅感从中来，不可断绝。”这就是诗神李元洛独特的散文结构和体式之一。 《诗心》一篇应该说属于那种纯抽象抒情散文一类。也就是说文中基本没有对客观景物的记叙的成分。作品完全是对唐诗或唐诗人“不朽诗魂”的感叹和议论。以下是作家表白的这篇散文的写作动意：“时隔千年，唐代诗人们的痛饮狂歌长吟短咏月夜敲诗锦囊觅句，我们都无由得见了，不免令人惆怅，临风怀想，但春之晨秋之夕，当我展读他们抒写有关创作体验的诗章，仍然可以作贵如黄金的隔世对话，手捧不谢的春花的灿烂，心挹长在的秋光的清凉。”。文中撷取唐诗中的十首抒写创作体验和对诗歌本身的某些感悟之作，在侃侃而谈中与古代大师们对话讨论，共同追寻诗的本质、诗的源泉、诗的使命等。作家从杜荀鹤的“难中难者莫过诗”的感叹中，一层一层地追问诗为何难，难在何处？从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作家进一步从正面提出和深入阐发了“为什么写作”的根本问题；从杜甫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等句，作家则“听到的是，他发自胸臆不吐不快的莫大痛苦与悲哀”，从而又紧紧逼问作为诗人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总之，本文以诗人之论，引出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并结合当今文坛的实际面貌，极力回望和张扬真正的“诗心”。 唐诗是浩淼无边的大海，是群峰林立的高山。走进唐诗，做心灵之旅，当然有许多“入口”和“通道”，也有许多角度和层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作为单篇的专门鉴赏某一类别的诗作的散文，在选取一条贯穿的主线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个完全合理的构架。李元洛的“唐诗之旅”，就是选定了许多独特的进入通道，并以一种完美的构架创作了这些散文。《选美》的角度极为独特，文中所选赏的是排除在“众多选集评家之外”的一些诗作。既然是被众多选集评家所遗漏的诗，那一定是在质量上不会很高的吧，然而，当李元洛先生将其放在一个特定的视角下来观照以后，这些作品的特殊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了。如作家从感叹人心的凶险莫测这样的情绪出发，一连引出了王维的“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悦君应知”(《不遇咏》)、杜甫的“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贫交行》)、还有唐备的“人心风不吹，波浪高百尺”以及刘禹锡的“长恨人心不如水”、雍陶的“世人心更险于山”等有关诗作，并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名句，把人性深处的善恶两极阐发到了极至。 在题材上，李先生的散文还有专说咏棋诗的(《黑白世界》)、专说咏钱诗的(《诗咏金钱》)、专说荷花诗的(《君子与佳人》)、专说垂柳送别诗的(《唯有垂杨管别离》)等等，总之每篇一个角度，一条主线，却并不限于一个单一确定的思想主题，也就是说，每篇散文中所涉及的诗的类别是统一的(当然，划分诗的类别的标准又是多样的)，而作家在赏读和绍介这些诗的同一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感又大多是多样复杂的。而且，其文章体式也总是因叙述角度的不同而随机变化，尤其是其中采用的叙述议论与抒情等各类表现方法及语言也都挥洒自如。 三 作为诗论家的李元洛先生当然非常明白：“真正的诗，是美好感情的产儿，也是深刻的思想的骄子。读者读诗，不仅希望作品如同好风，掀起他感情的波澜与潮水，也盼望作品好象霞光，照亮他的眼睛也启示他的心灵。”(《选美·六》)那么，作家自己的解诗散文，自然毫无疑问地也是如此之理。因而，追求和寻找“独特而深刻的思想”，正是《怅望千秋——唐诗之旅》的魂之所在。 首先，从全书来看，洋洋30万言，共30余篇的李元洛的“唐诗之旅”，虽然集中关注于千年前的艺术产品，但却又绝不是完全与世隔绝地沉吟自语或孤芳自赏。虽然作家一再声称“从商潮拍天钱潮动地的俗世，遁入我的世内桃源的小小书房”，但作家每以一颗拳拳之心，去作路途遥遥的“唐诗之旅”的时候，那火热而滚烫的心却又与那“商潮拍天钱潮动地的俗世”紧紧相连着。无非是，作家往往是在唐诗中那清洁崇高的精神的烛照之下，更加希望能够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纯粹人性的高度，去介入和评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以及社会问题，文中尤其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也是真正地继承了唐诗的根本精神的。当作家面对杜荀鹤的“诗句未能忘救物”的诗句，面对他“描绘乱离，抨击暴政”的诗篇，是多么由衷地发出了对其“直言无忌而痛快淋漓”的赞叹，又是多么赞赏他的“面无惧色的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也向严酷的时代掷去了他绝不妥协的战书”。当作家面对白居易的“讽喻诗”，文章之中更为推崇的是“白居易的矛头直指的是腐败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这，需要何等凛然的勇气和浩然的正气？”甚至在欣赏那些爱情题材的诗篇的时候，作家所担忧的仍然是“当今之世，观念日新而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人欲也横流。拜金主义无孔不入，那种以心相许不计贫富和门第的真纯的爱情，大约只能从诗经从汉魏乐府中去寻找了。”李先生的这些作品中始终震响着李白的“仗剑去国”的强音，也高扬着杜甫“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的主旋律，而其对现实中种种污浊的无情批判，更是遍布于各篇中的字里行间。 当然，我们说李元洛先生的散文中注重思想性，却并不因此便认为这些散文中充满了政治思想的主题，或者又因为我把这些散文评价很高而同时也把它们看成是时代思想的又一座高峰等等。这些以唐诗作为基本贯穿线索的文化散文，其中的确包含着许多独到而深刻的思想观点和见解，但是，这些思想观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它们全都是作家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而且完全是以作家的个人体验为基础而发自内心的。也就是说，其中不是在代他人立言，也不是在为某种权威思想或既定观念做阐释和注脚，更无意于建立一套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整博大的思想体系之类，作家只是不断地向着古代大师们的思想境界尤其是那种清洁崇高的心灵靠拢，从而自然地抒发出自己对现世与人生的独特的体验与认识。以下的一段文字大概最能体现李元洛先生散文中这样的思想性特点：“日复一日沉浮在红尘俗世，我不免困顿劳累的心常常像囚于笼中的鸟，只盼夺笼而出，飞向原本属于它的天空和山林。城市的宾馆有冷暖空调，但它调的仍是无数人呼进吐出的污浊之气，远不如山野的空气一尘不染，令你心肺如洗。城市里有可以代步的汽车，但老旧的公共汽车夏日闷如蒸笼冬天冷若冰窟，何如山径上安步以当车？即使你有钱或有权而‘出有车’吧，‘人老脚先老’，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酸也会积压在你的养尊处优之身上。城里有霓虹灯频抛媚眼的夜总会和卡拉OK，但‘水是眼波横’、‘鸟鸣山更幽’，那水的眼波和鸟的鸣啭，不远远胜过凡俗之景与喧嚣之声？何况人在尘世且是世风日下的尘世，你虽然从善如登不望回报，但总会和从恶如流以怨报德的小人狭路相逢，你虽然以善心处世待人，但难免会遇到或执明枪或施暗箭的刺客。没有小人和杀手，也许就不成其为复杂乃至险恶的人生世相吧？生活在红尘之中本来就不胜其烦不堪其累了，何况还有小人窥伺于旁，杀机埋伏在侧，这时，对那远离尘嚣没有机心而只有山鸟山花好弟兄的山林，你自然会更加心向往之。”这样的一些思想观点，显然不能说是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列，更不能说是为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做鼓吹的号角。相反，如果用非常理论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其中又明显地存在着许多理论漏洞和思想偏颇。但是，这却的的确确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实的心声。其中所贯注的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与人的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思考，其中即使有一些所谓“漏洞”和“偏颇”，也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片面的深刻。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思想界完全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自由话语，那就必然会走向思想专制的时代，而思想上的专制，其必然的结果又只能是全民族的精神的萎缩。李元洛自然不想去充当一个只能简单地不假思索地为时代而呐喊的“思想家”的角色，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人的自由精神和人性精神的卫士，是社会与历史负面的侦察兵、望哨。最终，他的思想和主张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从根本上所负责的。 正由于李元洛散文中的思想性是发自作家内心的，所以，他的作品中也就不像有些作品那样，过于追求某些外在思想的高度而导致文章之中生硬地包裹着一个溶解不开的理性的硬块。也就是说，有些作品中的思想的主题只是为了阐述一种既定的思想观念，因而也就不能非常自然地与散文艺术融为一体，这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散文的艺术价值。李元洛的“唐诗之旅”首先创造的是散文艺术，而从根本上所要表达的是主体“心情”，思想性则完全是作家从精神的血管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是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成的有机部分，所以，他的散文中的所谓思想性主题，也往往是很难从艺术整体中加以剥离的。因而我们也就很难把“唐诗之旅”中的思想内涵总结出一二三四的几个方面，读者只能在跟随作家心灵同样地进入“唐诗之旅”时，去实实在在地感受作家思想的脉动。 四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散文的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再度繁荣，其实也明显地带有某种突发性的浮泛(十年前有人就因散文在当时的日渐衰落而预言散文走向了末路)。这种后遗症甚至至今也难于完全剔除干净。“贫血”与“缺钙”等致命性的散文病态，千篇一律的小情小调的重复和模仿，认为散文的写作可以俯拾即是的随意性观念，造成整个散文界的貌似宠大的阵容中，壅塞着大量乏味与平庸的“克隆”品。近年来，人们都在普遍地呼唤散文的“大气”和散文的“大境界”，希望21世纪散文的风气能够出现一些根本的转变。当然，所谓散文的“大气”也好，以及散文的“大境界”也好，也许可以从理论上做出许多不同侧面的阐发和论述，但是，我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认为，散文的大境界：“归根结底就是首先需要创作者们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上，以及站在人生哲学的制高点上，去俯视、审视、思考、表现每一个散文的写作对象。从而在散文中注入‘国人乃至人类生命群体的一种精神品格和文化品格’(见《南方文坛》99.2王剑冰文)。真正具‘大境界’的散文，应该包容全部人生智慧，应该成为一个时代的折影或者一段历史的回声，而且，她也应该对于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及前景抱有极大的关怀，并且有一定的展望和预测的能力。”(《开辟新世纪的大境界散文》，《文论报》99.10.21) 李元洛先生的散文，是否已经完全达到了以上我从理论上所要求和阐述的大境界，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纯粹字面的标准作为衡量的依据。但是，就“唐诗之旅”的整体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境界来看，称其为文化散文的又一座高峰，起码当属无愧。 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和感悟那些唐代文化的瑰宝，并在与那些古代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升华出一种新的更高的哲理的境界，应该说是李元洛“唐诗之旅”的基本的文化风范。如作家在那些“受到冷落的珍宝中”，打捞出王镣的《感事》一首，并由此感念而且发出一番至理般的议论：“人生天地之间，变数很大而且很多，主客之势，人我之分，彼时与此时之异，此一立场与彼一立场之别，如此种种，常常变易不居，乃相对而非绝对。大而至于家国，陈胜吴广因不满朱门揭竿而起，称王之后，却将原来一起耕作而相誓‘苟富贵，毋相忘’的伙伴处死；朱元璋也曾深恨朱门而起事，待到自己贵为帝王，其专制凶残较之前代可谓后来居上……小而至于个人，有些人不在其位无权无势时也愤世嫉俗，高喊反腐败反贪官，待到一朝权在手，便如俗语所云‘便把令来行’，同流而合污，腐败之快之深绝不亚于前人；有些人身为布衣或位沉下僚时，也曾痛恨身居高位者架子十足，乃至自己飞黄腾达，一阔脸就变的程度往往而又过之。‘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诗人不粘滞于个人经验的具体描写，他将人生体验提炼为普遍性的哲理情境，于是我们就有意外之喜，因为得到的是一颗耀眼而且照心的珍珠。” 李元洛先生的这部“唐诗之旅”，其能够作为文化散文的标志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其中所确实达到的和自然渗透着的人生哲学的高度。作家时时采用这样一种眼光和境界来理解唐诗：“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重视、探讨并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而“爱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有了这样的一种理性的高度，对唐诗的进入和把握也自然就不会是轻飘飘的了。正因为李元洛先生有足够的哲学的底气，他的散文中也就常常能够发出一些惊人之论甚至是黄钟大吕之声。如他对三百年唐诗的整体把握：“三百年的唐诗虽然有初盛中晚之分，但初盛中晚只是不同时期的河床，其中奔流的都是活泼泼的富于生命力的诗的流水。唐诗上承以前一千六百年古老而活水长流的阔大水系，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开辟了自己独特的河道，其中的优秀作品是永远也不会凋谢和凝固的波浪。”这样的对唐诗发展的说法是前所未有的。作家因此更进一步认为：“只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才有生生不已的艺术创造，而只有创造，才是个人与时代富于活力的标志。”文章是在注目于诗而思考的羽翼却又并不为诗本身所局限。在谈诗论诗中又很自然地进入一种面对广大世界以及普遍人生的抽象的追索和感悟，这就是散文的大境界。 作为文化散文，文化内涵的深厚与丰润，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家学识的广博。在《怅望千秋——唐诗之旅》一书中，作家虽然主要是以唐诗为“游历”对象的，但是，其中不仅能够站在一种哲学的高度，而且尤其能够将视野和思路不断扩展到人类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广度。让读者不仅在唐诗的宝山中寻幽探秘，同时也更是对世界艺术和文化的一次畅游。就让我再引述书中的一段锦绣之言来作为我们共同的阅读享受吧：“无论中外，诗歌都讲究音乐之美。德国的杰出诗人海涅，他的诗不仅为广大读者诵读讽咏，谱成乐曲供人歌唱的，至少三千阕以上；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彭斯和十九世纪前半叶法国诗人贝朗瑞，都被称为‘人民的歌手’，他们的作品与音乐结缘之后，更是不翼而飞；邱特切夫与普希金、莱蒙托夫一起，被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先后曾有一百五十位音乐家，为他的三百多首诗作谱曲。中国的远古时代，诗歌、音乐与舞蹈原就跳的是手拉手的圆舞曲，我们古典的缪斯，不仅有善于捕捉形象的慧眼，而且有美妙的歌喉。《诗经》被称为‘乐经’，其中的诗章和舞蹈相配合而可以歌唱，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也与音乐缘结不解，《九章》固然被之音律，《九歌》也是改写加工的民间祭神的乐歌。汉魏乐府是当时合诸新乐的乐章，唐诗中的绝句更是可以配合从西域传进的‘胡乐’而歌唱。宋词，是不仅诉之视觉也诉之听觉的以供弦歌的音乐文学；元曲中的‘散曲’也是可以歌唱而伴之管弦。音乐与中国诗歌的如胶如漆的关系，在明清时代已逐渐疏远，而本世纪之初新诗伊始便宣告解除婚约。新诗诞生八十年来，只有极少数的篇章可以入乐歌唱，如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如台湾余光中的《乡愁》与《乡愁四韵》，它们企图和音乐破镜重圆。新诗中有些作品尚可默读或朗诵，而大量毫无节奏感旋律美的玄虚晦涩怪异的所谓诗作，看起来都如同天书不知所云，更不要说吟咏或者吟唱了。”这样的引述也许太长了，但这样的一长段的引述中又有着多么实实在在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蕴涵啊？视野开阔而史料精确，使得李元洛的散文中文化的血肉极其丰满。 当然，李元洛的这些文化散文也并非篇篇精美无比或者精妙绝伦，如他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讥讽当今的一些作家或诗人好说大话吹大牛，就让人会觉得大可不必那么反来复去地花那么大的功夫与这等人叫劲。此外，还有一些语言的表述也仍然值得向更精彩的境界熔炼和推敲。这样的要求当然是从文化散文的高峰的标准来提出的，经典的作品不应该让读者读出丝毫的遗憾。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