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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热在使热爱文学的读者受益的同时，也给作家们制造了困难——即在题材、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上突破的困难。而重阳的《裁缝的女儿》，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重围。 我从三个层面来谈论《裁缝的女儿》，或者说它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一部励志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是女性，但作者没有把它写成探索性别关系、寻求性别正义的所谓女性小说，而是朝励志的方向构思作品。诚然，励志小说不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但它对现实的切入、对人生的激励使它的存在永远具有价值，能唤起读者饱满的情绪和新鲜的感受。所以在励志这一层面上要对这部作品给以积极的评价。 其次，这部小说具有文化的意涵。作品选择的中医这一题材，是较为独特的。《裁缝的女儿》是将中医作为叙事的中心。之所以说它有文化意义，这是因为中医不只是一种医学技术和手段，而且是一种文化；中医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密切关联。中医的这种文化内涵，与西医的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学科是不一样的。这几年，国内有人在网上提出要取消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响应者还不少，有的甚至是科学家。其实，对中医的否定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小说通过主人公对中医的坚定信念、执著热爱和不懈钻研，对一桩桩病例的成功治疗、对一个个患者生命的挽回、对一个个面临厄运的家庭的救助，表现了中医的神奇和功效。中医今天再次被质疑，其实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论战，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竞争。这样的一个时代语境，彰显着《裁缝的女儿》这本小说的文化意义：它是中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展现。它引起读者对中医的再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这部小说还具有人性探索的意义。这是它最厚重、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裁缝的女儿》挖开了一个探索人性的新视角，并走向人性的深处——这就是它对罪孽感或者说“内疚”意识对人性成长的影响的深刻揭示。主人公五岁的时候给出麻疹的两岁半的弟弟吃苞米花，导致弟弟的意外死亡。从此罪孽感就伴随着主人公的一生。但相对于作者在书中使用的“罪孽感”一词，我更愿意以“内疚”这个词来定义小说中的王晓春的精神重负。描写罪感与人生、与人性的关系的作品，中外文学史上都不难例举。但《裁缝的女儿》中的王晓春在弟弟的死中，犯的只是无心之过，而且她给弟弟吃苞米花的动机还是出于爱心，这种因爱引起的无心之过所产生的精神负担，称之为“内疚”更贴切。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内疚，我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珍贵的人类意识和情感。在《裁缝的女儿》中，我们看到是内疚使王晓春从小就发出当医生救死扶伤的大愿，使她一生不慕荣华、不羡富贵、不爱权力，使她对逆境和磨难甘之如饴，对艰苦和辛劳如沐春风。内疚使她成长，内疚催生了她宗教般的圣洁情感，把她推向了一个完美的人的境地。《裁缝的女儿》就是这样写出了一位才华卓越、品德高尚的女性是如何诞生的，写出了一颗大仁大爱之心是怎样炼成的。对于内疚意识的深入开掘和探索，使这部小说获得了创新的品格。 如果要指出这部作品的不足，我认为主要是它的文化意义尚嫌单薄，作品很少对中医理论进行探讨，对中医的困境也没有上升到文化命运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0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