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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拜物教中，最低级的，莫过于非理性的拜权教；在所有糟糕的影视作品和历史小说里，最粗俗的莫过于赞美暴君的那种。因为权力是用来为人们服务的，而不是让大家顶礼膜拜的。暴君的故事当然可以讲述，但叙事的姿态应该像《史记》和果戈理那样高贵而勇敢，而不能像欧阳修编撰《五代史》那样，每见皇帝，“皆冠以圣”，原因很简单——只有无情地嘲笑暴君，暴政造成的罪恶才能被清算，人民的尊严才能得到捍卫，正义的旗帜才能升到应有的高度。最近十多年，中国影视圈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或耗费巨资拍了大量“某某王朝”的影视，或费力劳神，写了不少“某某大帝”的小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热衷于历史叙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他们习惯于凭着任性的想象，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戏说历史，甚至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美化封建帝王，美化落后的生活方式。有的历史小说家，无论在洞察历史和发现真相方面，还是在敢对权力说真话的批判精神方面，都不如司马迁这样的古人，更不具备梁启超、严复等晚清一代和鲁迅、胡适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自觉。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封建皇帝树碑立传，为专制暴君大唱赞歌，缺乏最基本的批判勇气和思想深度，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理想和启蒙精神，典型地表征着当代作家人文素质的低下，也严重地显示出了当下历史叙事的困境和危机。 选摘自《南方文坛》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