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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雷加之前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1949年丁玲到沈阳，给爱好文艺的青年作报告，曾举雷加为例子。她说：在解放战争期间，雷加是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还是模范厂长，他比我们这些作家气派多了。我们没有车，有急需时，只好向雷加去求助。现在调他去北京了，准备让他做轻工业部的副部长，他不愿意，一门心思要搞创作，为了文学，他宁可牺牲名位。这是一种挚爱！ 后来我也到作家协会工作了，认识了雷加，也只是熟悉其面孔而已。真正使我大吃一惊且印象深刻的，是在反胡风运动初起时，雷加是被点名的。在一次会上，雷加交代他和胡风的关系，无非就是他向胡风办的刊物投过稿，这个刊物发表过雷加的作品；胡风进入解放区后，去东北参观过雷加所在的工厂。胡风写文章赞扬过雷加这个厂长的风采。雷加说完这些，抱出一大摞笔记本，他说这是他十几年的日记，现在都交出来，请党审查他。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被这一非同寻常之举震撼了。主持会议的是总支书记阮章竞，他慢条斯理地用笔敲着桌子说，大家不要被表面行动蒙住了，根据掌握的材料，雷加有些事还在回避。这以后的场面可想而知。我却感到惶恐，我不知道他怎么才能洗清自己。意外的是，此后却没有雷加的声息了。下面的传说是：本来还要公布一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书信往来的人名，其中就有田间和雷加。田间因为有胡风的事，还加上即将登场的批“丁陈反党集团”的牵扯，两项压力使他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跳后海自杀，幸而获救。但这件事震惊有关领导，对公布这批名单踩了刹车。总之雷加似乎从反胡风运动中逃脱了。运动当然还在继续，只是这次是批“丁陈反党集团”。不知雷加怎样赢得的幸运，可以不参加这些批斗会，他到工地去了。每隔一个时期他要回到机关，党组让他坐到机要室看开会的材料。其实他很熟悉运动中的会，只是这次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丁玲，雷加心里会别有一番滋味。他和丁玲有很深的友谊，终生对丁玲很崇敬。在延安时他的一些作品就是由丁玲寄到大后方发表的。我曾听丁玲这样评价雷加：“雷加这个人是不计名位的。凭他的资历和水平早可以做高官了，他不爱这些。雷加很会处事、做人的。这个圈子里互相在一起吃饭是常事，雷加从不参与，但在婆婆(丁玲母亲)死后，雷加很郑重地请我们吃了一次饭，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雷加似乎从运动中游离出来了。他仍然为前景的扑朔迷离而忧心忡忡。运动在雷加的心上有过很深的烙印，那还是抗日战争年代，1942年他响应作家到生活中去的号召，到绥德的最基层去工作，在那里他经历了那场整风抢救运动，绥德一个不过万余人的县，却开了一个七千人的大会。 在这个会上雷加忽然听到他的名字被提出来，而且是作为汉奸、特务被提出来的，接着就是“枪毙雷加”一片惊天动地的吼声。这突如其来的狂风巨浪把他淹没了，他本能地要往上挣扎，想要申辩，但头脑发木，不知应该说什么，最后却喊出两句像口号的话：“我是东北人”、“打回老家去”。 实际上这不是口号，这是他整个青少年的历史和目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流亡到北平，旋即参加抗日义勇军， 开赴“一·二八”抗日前线。这是他和东北流亡学生如愿以偿的首次行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雷加除了读书就是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宣传抗日，这些活动的目标就是“打回老家去”。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这是他又一个革命征程，他以记者身份写了许多动人的报道。他那篇《最后的降旗》，光看题目就使我想起了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七·七”事变使他又开始第二次流亡，到了延安，他说这是流亡学生最后的归宿。 现在他却作为特务、汉奸被揪出来，投入监狱两年多。事情过去多年，但那影响却留在心灵深处，作为一种生活的指向。在反胡风运动过后，他尽量做到远离单位、远离领导层，躲开各种纠纷，也躲开了政治漩涡。他始终坚持在群众中生活，走遍祖国的江河大地。我想雷加对自己的选择是满意的。熟悉雷加的人都说雷加是好人，在生活里永远担当最辛苦的角色。他应变的能力也强，有一年中国作协外联部让他去印度，名额只有一人，也不能配翻译。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凭藉留在记忆里的一点英语，居然应付过来完成了出访任务。 雷加很强调生活对创作的意义，终其一生用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他留下的三百多万字的作品，记录着他的思想、他生命的足迹。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