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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偶然购得琼·迪地安(Joan Didion)的随笔集《白色粘贴薄(The white Ablum)》(Penguin Books，1981)，人民币15元。原价1·95英磅，我购得的价钱等于原价的六折左右。应该说80年代初英美普及本图书的书价以中国读书人90年代末的收入度之是大致适中的。但英美现在的书价却是高得惊人，一本书动辄30~40美元或英磅，多者竟达80~90。前几天在国际展览中心有图书博览会，各国出版商云集，我兴冲冲地赶去想捡点洋捞，想出版商展后会不会将展品打折出售。过去一看根本就没有打折的意思，被万手摩挲过的展品书概以原价出售，且仍得填单交中图公司等半个月以后方能拿到书。一看原价又是我辈半月或一月薪水之资，遂对摊位小姐的微笑也颇生恨心，简直是在嘲笑我等。逛到新加坡、印度等东方邻居的摊位，翻看他们的英文版书有几本可观者，一时心喜，但一看书价比他们从前的宗主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浩叹而去。上二楼看中国出版社的图书，一部译作仅卖十几、二十余元人民币，平日对图书定价的腹诽也消去不少，大买了一阵国货而返。 迪地安的随笔集我看封底的书目分类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并没有按中国的习惯分到文学类中。这样分要好一些，准确一些。随笔往往是写史的人最喜欢的东西，它是文学却多了点小说所没有的真实，它是历史却多了点史志所没有的生动，是既可读又可征之史料。迪地安长期居于加利福尼亚洲，60年代美国“文化大革命”时颇留心于各类与革命有关的人与事，所以其文中鳞鳞爪爪的记述对掌握那场革命的细节颇有裨益。“不管怎样的动乱围绕着她，她都保持着平衡、锋利、害羞和自制，一种平静而微带点困惑的声音自旋风眼中传出。”——这是A. Al-rarez的评价，依西方图书王婆卖瓜的习俗印在封底，印在迪地安已显中年面容的头像上方。而另一位叫F. Raphael的人评价更凶：“这是一册蝴蝶的粘贴薄，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人类的标本，有娴熟的钉放与注明。”《洛杉矶时报书评》一锤定音地总结说：“这是我们典范性的随笔作家”。 我读了其中的数篇。迪地安的确是颇有文心，文中时有隽语，文章是一种淡涩的风格。美60年代的新左运动是我近来兴趣所在，这本随笔也可算是投缘。但仍觉得书中内容不像封底评语那样好，如果这就已经算是典范了，那么美国当代散文写作也难免使人有不过尔尔之叹。迪地安的确是热心地看到了一些事情，但她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和态度却沿袭中产阶级的成见，无甚独到之处。“我还认识保罗·费格森(Paul Ferguson)，那是1975年在谋杀罗曼·纳维罗凶手的宣判会上；费格森获得了《笔会》杂志小说竞赛的首奖，他宣称自己要继续写作。他说写作曾帮他‘反观自己的经验并发现那些经验的含义’。我倒是经常反观我在好莱坞的大房子，反观‘午夜忏悔’节目，反观保罗·费格森这个人，反观我与罗曼·波兰斯基是同一个孩子的教父母这个事实，但是写作迄今为止还没有帮助我弄清楚它们的含义。”——这是集中《白色粘贴薄》一篇结束时迪地安的话。就作者来说写这话或许意在谦虚，但我作为一个读者来看这话也堪称信言。迪地安确实在文中反观了许多东西，但并不理解其意义。或许不能对一个女记者、女作家苛求，或许史料家区别于史论家之处就在于他(她)没有观点而且最好没有观点？ 迪地安的书中写到纽顿(Huey P.Newton)，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的党首。对于黑豹党，每见写60年代新左运动的史书提及，但对其首领纽顿的直接描述还是第一次看见。迪地安去监狱参加纽顿与记者的会见，她印象很深不用说也很坏的是纽顿张口就是革命党的套话，诸如“美国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体制”、“所谓的自由企业”、“为全世界黑人的解放所进行的战斗”，张口就来，不假思索，滔滔不绝。迪地安将这种言语称为“修辞之墙”(the wallof rhetoric)。她很想冲破这道墙了解一些纽顿个人性的事情，但她与她的记者同伴们同样反复尝试都没有成功。她所录引的一段对话很有点传神，活画出纽顿对个人性问题的坚决回避： 问：告诉我们一些你个人的事情，Huey，我的意思是你在组织黑豹党以前的事情。 答：在黑豹党之前我的生活同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 问：那么，你的家庭，你所记得的一些琐事，那些塑造了你的影响…… 答：生长于美国塑造了我。 问：好吧，当然，但能否谈一些更具体的…… 答：我想起了詹姆士·鲍德温的一段语录：“在美国生为黑人且有意识，那就意味着处于永久的愤怒状态。” 迪地安很失望。尽管她称言自己很欣赏黑豹党的党义，但对面相谈时她难以接受纽顿这种永远的普遍化言辞。她注意到有一次纽顿开始要说几句有个性的话了，在场的黑豹党的情报部长立刻插话转移了话题。“小房间热得很，荧光灯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仍然不知道纽顿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理解到什么程度。”迪地安这样写道。在她的笔下纽顿似乎成了木偶或者丑角。 迪地安写到了许多革命者、革命党的共同现象，那就是往往有统一的、非个性的套话系统且顽强的宣传之。这在重个性、重个人风格的作家与文人看来确实很乏味而且很讨厌，所以迪地安讥述纽顿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情理常常被养尊处优(尽管有时也同情革命)的文人们所昧知，那就是革命党常常处于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弱势之中，而且革命也常常起于仓猝，起于一穷二白甚至走投无路的状态，起于生活卑鄙的贫民窟中(这使我想起陈寅恪以“门风高雅”来形容伐阅望族)。这就使得一方面革命在短时期内往往找不到一个富有个人魅力、富有教养与成色的领袖，革命领袖常常由那些胆大妄为、满身恶习的人充任，如纽顿就绝对不是一个饱览诗书的绅士革命家，迪地安书中就曾引过一个医院护士的证词表明他是怎样地粗鲁而无德，像这样的人充其量也只能鹦鹉学舌地说些套话，哪里会有自铸伟辞的能力；而且像他这样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穷苦孩子，说到个人性的经历除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能愉悦文人的清听呢？另一方面，在强大的统治机器与既成体制面前，革命党处于被追索、被审讯的地位，随时都可能被摧毁，纽顿当时就居住在狱中，狱中公开对外的会客室都很小很热很糟糕，何况囚室；落在监狱当局的手中，检察官像猎狗一样地寻找着缝隙，这时候也恐怕只有沿用设计好的套语才安全，才有力量。有时候革命党也只有用成语武装起来才可避免最坏的结局，套话是他们的盔甲，他们因弱小而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情报部长打断纽顿的话当然显得很小气，很不坦诚，但你能指望这些正在被细密的罗织所威胁的革命党能像大统帅拿破仑那样随心所欲、挥洒自如地讲演吗？ 但正是这些浑似无赖恶棍、缺少美感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痛切的正义在。谁能理解被压迫者心中的绝望，谁能怀着同情的心去观察被侮辱、被损害、被丑化甚至被自我丑化的义人呢？不了解这一层委屈，不要与我谈什么革命。我很厌恶八股化的套语，但我也同样厌恶对处于劣势的革命者一味轻薄的上等人嘴脸。 二 迪地安的随笔归入社会学/人类学类，但并非所有的随笔都有这样的光荣。读《1986年美国最佳随笔选》(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1986，edited and introduction byElizabeth Hard wicck，Ticknor & Fields，New York 1986)，见里面的许多文章是只能老老实实地入文学类的。这本选集中的首篇，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s)的《作家崇拜的愚蠢》，就是纯粹的文人文章。巴恩斯以一个作家崇拜狂的身份作忏悔录，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痛斥作家崇拜的荒唐。他嘲笑那些狂热地收藏并玩赏作家、艺术家用过的物品的人，他们会收藏毛姆的一片门板(这人正是他自己)，炫耀福楼拜写《单纯的心》时置于案上的鹦鹉的标本，将李斯特抽剩的半截烟贴身保存直到死去。他嘲笑他们得筌忘鱼，只重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不重视真正重要的东西：作家们的作品。“一片门板真能增进我对毛姆小说的理解吗？同样一根烟蒂也不能使它的持有者对李斯特钢琴技巧的欣赏更敏锐些。”(P. 2)“当你漫步于作家的故居或者检视作家的一撮头发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与作家贴近了，但只有在你读到他书上的字句时你才真正贴近了作家。”(P. 5) 巴恩斯的这些见识是大致不错的，甚至可以说还称得上高明。但遗憾的是他写着写着就写滑了手，把话说过了头，他居然认为热衷于文学批评与作家传记也与迷狂于作家的门板或头发同样地可笑。对文艺批评的贬低本是拾历代作家们的牙慧，且因为过分极端可以毋庸批驳，值得认真较正一下的是他对作家传记的否定。他举了许多作家(如奥登、乔治·奥威尔)都严戒在自己身后为自己宣传的例子，以此来论证传记之不可取。“作家的著作可能轻易地被他们的生平故事埋葬或半埋葬。想想拜伦、王尔德、罗伯特·劳威尔、西米尔·约翰逊。”巴恩斯认为即使那些有光荣人生可供作传的作家，其传记也是对他另外一种形式的背叛，他概括说“传记只不过是一种更老谋深算的头发收藏”(P. 5)。这基本上属于胡扯。抛开作家传记的历史价值不论，仅对于文学来说它即有不可或缺的助解功能。盖知人论诗乃文论正途，读其书不知其人往往导致陋解与曲解。当然文学作品肯定有其超越于作者个人人生的普遍性，但也只有知晓作家的个人人生才会对这普遍性有真切、深入、自然的体悟与把握。不了解作者身处的社会氛围，不了解作者所历的个人境遇，怎会在阅读中产生会心、共鸣以及对这些会心与共鸣的明察与觉悟。巴恩斯说道：“我们自我说服道一个作家的生平可以帮助图解其作品，但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种说法。生平往往提供错误与简易的解释：艾略特的第一次婚姻归于错败，所以他在《荒原》中对世界作荒凉观。只有作品能够真正解释作品。”巴恩斯这是把传记批评的末流当作全部传记批评来否定了，是为了支持己论而对敌论所作的有意无意的歪曲，是昧心之论，是一种冤枉。真正的传记批评何至于以婚变解《荒原》这样的浅薄，而所谓的“以作品解作品”也是一种随口说出的昏话。作品安能仅以作品解，文字怎么可以仅以文字解，文学理解从来不能离开人生经验，包括读者的人生经验与作者的人生经验。 这大概就是文人了。这大概就是巴恩斯的随笔只能入文学类而不能入学术类的原因了。文人可以偏执一端而不计其余，可以信笔由之把一种观念推到近于荒谬的程度，可以任凭自己喜笑怒骂的语势自由展开，可以面不改色地将无数事理的委屈置于脑后，可以趾高气扬地将抱屈的冤魂踏于蹄下。有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激扬文字汪洋恣肆的神采，要的就是这种一泻千里的气象。这种放恣的笔致是读者们授与文人的特权。但是有一条，文人笔下的东西只能当文章看而不能当学理看，只能当美言欣赏而不能当信言征引。毫无疑问文学与学术在价值上没有高下之分，它们各自满足读者们不同的需要；只是我们读文人文章时要心中有数，切不可迂腐地当作至理盲信。我们中国正多以文章当学术甚至当判决的作者与读者，造成了许多混乱。“文革”中姚文元的文章本身其实也无甚大罪，罪在那将其文章当作真理、并以它来定人生死的政局。文体的误解与混淆到了如此可笑的程度，却令人再也笑不出来了。 三 以五角钱买到一本旧书《整顿文风文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版)，读后知晓在1958年还又有一次整顿文风的小高潮。1942年那次文风之整是针对全党的，而这一次却主要在文艺界进行。书中的压轴之篇是《文艺报》1958年2月15日举行的文风座谈会记录，题目《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篇幅有30多页，大家还是颇说了一些话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名人22名：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州、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之所以要将这些名字一一列出，是因为经过1957年的“反右”之后，这些名字能在报刊上留下来是很侥幸的，能够避开那么密的网是需要一点绝智与奇缘的，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经过“反右”淘汰，许多文人已经沉论，这些“剩人”(上一个世纪云南回民革命领袖杜文秀被镇压，其根据地大理城被屠洗之后，其余存的六位部下经过千辛万险又聚到一起，回忆并记录革命史事，他们称自己为“六大剩人”；“剩人”者即剩下来的人，我觉得这个名目很好，且借用之)也就以稀为贵了。韦君宜回忆说当年中国作协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见《百年潮》1989年第2期，P·27)，选中率达25%，是有点惊人的；而且这25%还是作协包括门房与大师傅在内的人数中算出来的比率，若单数文人恐怕比例还要高得多。这样算下来这些剩人们确是弥足珍贵的。这20位剩人的情绪，从发言来看还算正常，口中说的大概还都像是真心话，记录中还记下了九次场内的笑声。看出来他们惊魂未定，心中丧失同伴的悲痛——如果有的话——也已经在自我调整中淡化，又开始谨慎但却用心地过生活了。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诀绝的决心是难下的。还是韦君宜的话：“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同前，P·28)这种逆来顺受的心态在那时大概是普遍性的。 那么，1958年春的“整顿文风”比起1957年来说是否“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呢？或许是可以这么说的。至少“反右”已告一段落，文人们暂时没有立即成为“敌人”之忧了。这次座谈会以“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命题，“解放”二字还是使人颇生些好的遐想的。而且“整顿文风”作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传统的运动还是不无积极内容的：当然它同时也有消极内容。对这项运动复杂甚至还有几分隐秘的意义是值得作一些认真辨析的。 “整顿文风”之说起源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他定义的内容是“反对党八股”。但在那次讲演中他对此仅是提及而已，真正淋漓尽致地发挥还是在2月8日的干部大会上，他在这个会上的讲演后来就定名为《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此时反对党八股是有明确指向的，他主要想反对的就是党的领袖层中张闻天、王明所代表的具有苏化背景的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型的理论家，开口动笔滔滔不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道理，咄咄逼人，确实对毛泽东形成了巨大的压迫，逼得毛泽东不得不以整风来应对之。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中毛泽东整的是他们的人；毛泽东以文化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理论，以实用为最高原则重新定义了“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定义中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成了最没有知识的人，最没有价值的人，这就釜底抽薪地毁坏了苏化集团的合法性基础。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整的是他们的文，毛所列的八条罪状条条都是从张、王他们的文章概括出来的。就一个革命政党在战争环境中的文化需要来看，应该说毛泽东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思路与行动是很有合理性的，很难想象在中国那样愚昧的环境中以纯粹的洋腔洋调来造反能有什么出路，而且党内文件中充斥着官僚化的陈词滥调也确实面目可憎；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把这种文化的实用原则绝对化、永久化了，在延安这样党占有牢固的执政地位的地方也完全忽略了斯文的涵养，甚至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应该偃武修文的时候仍坚持文化的普及方向与游击战略，这就变成了一种极端主义和偏狭，表现出一种不成器的猴性。 前述种种说的都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政治上、在领袖集团内的意义，而其实我真正想讨论的是它对于学术界与文艺、文化界的意义。延安整风后来由针对政治上的苏化集团扩而大之到针对整个知识分子，其与学术文化界就发生了极深刻的关联。“反对党八股”对于学术文化界来说意味着去贴近工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习工农的语言，说工农能听得懂的话。这也就指向了思想感情上的非知识分子化，文章形式上的通俗化，文化目标的普及化。从1942年到1958年，学术文化界被称之为“八股”的倾向大约可分为两种。其一是说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许多学者与理论家沉湎于自己专门、纯粹的思想与研究领域，只按自己的思路与兴趣展开论述，用语往往艰涩，逻辑往往曲折，并不顾及他人是否喜爱、是否接受。在《文艺报》1958年的这次座谈会上臧克家抨击说：“譬如冯雪峰的理论(反革命分子胡风更是如此)，简直跟‘天书’差不多，看了似懂非懂。”(《整顿文风文选》P·45)天地良心，这种抨击是毫无道理的。学术与思想是艰辛而又困难的事情，学者有必要更有权利运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述自己。别人看不懂或不喜欢是正常的也会是经常的，对此作出学术性的批评也是正当的；然而，就此取消学者说话的权利，甚至进而将此作为一条罪状把学者划成专政对象(“右派”或“反革命分子”)却是荒悖的，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这些荒悖者或许会为自己戗害文化的犯罪行为辩护，说如果学者们都一味晦涩下去学术理论界就会脱离读者、走向自绝之路；假设实际上只是一种人为的假设而已，在真实的生活中各人各性，有晦涩的学者就必有明朗的学者，文化生态有足够的自身力量去维持自身的平衡，而用外力去规范学者的风格才真会使学术界走向绝路。在座谈会上老舍先生说道：“在没有揭发右派分子以前，有些文章是那么艰涩、隐晦、冷气森森。那些文章，配合不上建国的气象。我们有责任转移这种风气，让它跟朝气勃勃的新社会配合起来(同前书，P·44)。不许“艰涩、隐晦”，不许“冷气森森”，那么也就是只许明白通俗、只许热情洋溢了，老舍的话中已包含着要统一风格，统一人的感情与性格的可怕逻辑了。 马克思说：“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7，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我是一个冷静的人，可是法律却只允许我用热情的风格。”这种要求似乎比马克思所谴责的情况更过火：由幽默而严肃、由激情而谦逊只需要一种消极的克制，而由冷静而热情则需要一种积极的表演了。“冷气森森”是一句很重的话，在那样的语境中“冷气森森”总同“阴暗的心理”、“仇恨社会”这样的政治判断连在一起，而一旦被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就离成为被“专政”的敌人不远了。文风问题正像接下来臧克家所点明的那样，“这不单是语言问题，也是思想问题”(同前书，P·45)。对于文艺来说，提倡作家们突破自己的语言习惯，学习并采用老百姓的语言是有一定程度的正当性的，因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确是语言越丰富越好，而下层人民中间也确实存在着鲜活可喜并且有时也很深刻的口语，能像赵树理那样学而用之是一件很好也很了不起的事情；从文学史上看，如果文学的形式与语言只在文人圈内周转，而不去时时地吸取广大人群中活的语言和情感，也往往会变得贫血乃至枯竭。不过，这个道理亦不能说得太过分、太绝对。文人与作家自己也是活着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真实而丰富的情绪、意识与语言，这些东西也是民间的生活与语言所无法代替的，两者对于文学来说至少同样重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如果说文人有必要也有可能学习民间的话，那么民间也同样也有必要也有可能学习文人。若是中国作家都成为赵树理与李季，那么这种文学也可称是鄙陋之至的。 学术文化界被称为“八股”的倾向其二是说流行的政治套话。这种倾向确实很严重也很可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的“空说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等大约都与这种倾向有关。先是党的官员们反复重复一些永远正确、无懈可击的废话，重复一些文件、社论中的大话与套话，然后是这些官腔官调被文人学者们广泛运用，成为思想与文章的定势。毛泽东有鉴于此而提倡生动活泼、言之有物的文风，也就是提倡文章的个性化，这的确是衷心的，是有见识的，是正确的。毛泽东将“反对党八股”作为一项普遍化的运动来开展，并把它提到全党整顿风气的高度，可见其革除这种文弊的心愿之切。应该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得到了文人作家的高度认可。《文艺报》座谈会上赵树理的一番话很能代表作家对这种党八股的感知与厌恶，他说：“我的女儿在太行山上小学时，她的语文总在4分左右，到了中学就经常是3分了。后来学了一下别人常说的‘伟大的、光荣的……’可是内容空泛的话，就得了4分。女儿回家问我：‘是照你的，还是照老师的呢？’我劝她：‘还是照我的吧!’”(同前书P·48)就丰富语言、解放思想与感情、打破教条化的思考与表达方式之愿望来说，“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堪称善举。但是，我们同时又不得不看到，一个运动的即使是良好的愿望同它在实际操作中的真实功效是存在距离的，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的。就“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目标而言，它实际上是要实现语言与文章的个性化；而要有个性化的文章必得先有个性的人，先有容许个性自由表达的环境与氛围，先得打破集中化、一律化的文化体制。“党八股”之所以猖厥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集中、一律的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制造“文字狱”，它使人不敢去想、去说教条之外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去作如此之想、如此之说的能力；而假使有若干脑子还没有被毁坏，还保持正常思考状态的人，他为了避祸也不得不用八股套话来搪塞。可以说“党八股”的根源就是这种文化体制，要想恢复文章与文学的活力必须先打破这种体制；但如今主事人反对党八股的工具与手段恰恰正是这种文化体制，他们要利用这种体制强大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运动的能力来革除这种体制自身所带来的弊害，仅看“整顿”一词即可见出这一行为的端倪。这可真是以盐水止渴，以皮鞭倡仁慈了，其愿虽云佳，奈事与愿违何!大概每次“反对党八股”这一口号本身也成了“党八股”，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不得不说毛泽东个性化文章其心甚诚，他自己其人其文就很有个性，并且他作为个人也还真是很喜欢、很欣赏有个性的人，但他终于也没有能破解“整顿文风”的悖论。但看肖军这个个案就可见问题所在。毛泽东很喜爱我行我素、敢想敢言的肖军，但正是这个肖军在毛泽东亲手创设的文化体制下屡遭厄运，对他是一整于延安、二整于东北、三整于北京，最后连文章也不许他写了，还谈什么文章的个性不个性。肖军作为一个作家等于被“活埋”了，所以“文革”后复出时他以“出土文物”自嘲。这些事情之中可真是包含着辛辣而又痛切的戏剧性。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生出几分感慨：原来要将“整顿文风”这样一个平常的问题辨析清楚竟需费这么多唇舌、花这么大篇幅。这样地数说历史与道理似乎是有点笨拙，但要真正说明历史与道理舍这样的笨拙也别无他法。将自己厌恶的东西一笔勾销、全盘否定、晒而置之是很潇洒的，但可惜这种潇洒与另一方的全盘肯定、神化圣化乃异曲同工。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革命与革命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心平气和地以公正之心去面对它们，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即使对那些已被判定为恶的东西，我们也要努力战胜一己情绪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与复杂性，去理解它的因缘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缘，否则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阴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会是严正的，幽灵你只有说透它才会真正的驱散它。做一个学者既得有情也得无情，既得有人的投入又得有神的超脱。 四 读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1998)，觉得最难得的是对“文革”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实的记述。那一时期的文化史一直很少有人理会，而况韦氏所记的人文社又曾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舞台。读此书才知道该社在70年代初曾受较彻底的“军管”：“担任组长以上职务的，不是军代表，就是由军代表从外单位干校调来的人。……我们的兄弟出版社还有好几个，也都有穿军服的政治领导人，但是业务主任由军代表担任，而且如此济济一堂，那是只有我们出版社才有的。”(P·150)这真是有点蹊跷，为什么偏偏人民文学出版社“沙子”搀得这么到位。韦君宜作为当事人也觉得纳罕，但她没有深究，一笔带过而已。这个细节倒使我玩味颇久。韦氏所说的“兄弟出版社”大约是指国家出版局(现在称“署”)直属的社，这类社当时仅与人文社同处一院的就至少有两家：人民出版社与三联书店。在这墙内的三家兄弟社中，人民社自然是最重要的，毛主席的书、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以及权威性的政治理论著作都由这里出版；而在当时的语境中三联书店或许最不重要，因为它的出版范围限于边缘性的文史哲类读物，70年代前期它着重于译作且多为内部发行。人文社的政治分量介乎于两者之间；它出的《金光大道》、《理想之歌》之类固然不能与人民社所出毛主席著作、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但它们是中国当代人写的，是直接服务于现实的，而且还是文艺作品，自然比三联版的井上靖、亨利·欧文的要多受些重视。在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中，文艺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政治理论而高于学术。政治理论就是要宣传的东西本身，而文艺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学术虽也是宣传工具但却要间接一些。这几家出版社在其时的重要性即据此而定：出版政治理论的人民社第一，出版文艺的人文社第二，出版学术的三联最末。或许——我这样猜想——令韦君宜困惑的“军管”模式也与此有关。那时候凡是意识形态部门都不放松，所以都要派军人做政治领导；但人民出版社太关键了，其出版物的一个提法、一处语气乃至一个标点都不能出任何差池，所以其业务环节必须由真正的内行掌握，是不能交给平均只有初中文化的连长与连指导员们的，这一点恐怕当时的当局者也是清楚的；至于三联书店，由于其较为边缘的性质，则不必派军人进编辑室，有个政委把把关就可以了。惟有人文社的全面“军管”是既可能又必要的：文艺是直接面向大众的最有效的喉舌，所以必要；文艺又不像政论那样敏感到每个字符，且文艺在那时看来又是通俗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所以可能。韦君宜的叙述似乎是支持了我的猜想，她写道，一次她毙掉了语句不通的稿子，而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的军代表就教训她：“出书有什么要紧？我们的目的是育人!把这些学习写作的工农培养成人，不能只看出书这样的小的目标!”(P·151)对人文社这种性质、这种程度的改造大概正是全面“军管”的初衷。 不过，或许，对于“军管”的这般猜测只是一个文人的迂阔之论。或许对人文社的全面“军管”并不是什么必然的、有深意的安排，很可能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比如领头的那位师政委很讲义气，要安排自己的老乡(在部队老乡厉害)就可以是一条很过硬的理由。对历史的解释常常只能当成诗或者智力游戏看待。然而即便如此，解释还是有意义的，它至少是一个表现自我与戳穿他人的机会。所以让我们继续关于“文革”中“军管”的话题，讨论一下“军管”与“文管”的关系。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对胡搅蛮缠的军代表很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事。回忆“文革”，整个知识分子对工农兵进驻文教机构(城里有“工宣队”，乡下是“贫代表”)都恨恨不已，提起来每加嘲骂，这也属正当。美国哲学家墨顿·怀特(Morton White，中国译过他的《分析的时代》一书)将反智主义者(anti-intellectualist)打击知识分子的策略分为三种：消灭、遏制与入侵，他认为“消灭”虽激烈但却少见，“遏制”虽常见但却温和，最危险的是“入侵”(见Daedalus，Summer 1962)。“文革”中工农兵进驻文教界就是一种“入侵”，确实对知识分子造成了危害。然而，如果知识分子将“文革”中反智主义的责任归于工农兵将对“入侵”的愤恨化为对工农兵的阶级偏见，那就有点偏颇了。事实上工农兵(普通民众)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反智主义的主导者。他们之中或有人对知识分子有些看不惯，但不会将这种情绪推向极端成为普遍的“主义”，就像他们会有些左的冲动而不会成为“极左”一样。这之中的原因往坏里说是因为他们“愚昧”，他们往往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统治阶级价值的跟随者与信奉者，而千百年来崇尚文化与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已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普通民众不会自发地“反传统”；往好里说是因为他们明理，因为从事体力劳动与实务的人直接接触客观事物，他们会有牢固的常识感，不会普遍产生取知识分子而代之这样的想入非非的疯狂念头。一般说来普通民众可能会有行为上的激烈但却不太会有价值上的极端。实际上即使“文革”中被派往学校的“工宣队”与“贫代表”仍往往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文化人的尊敬(如果他是个真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流氓无产阶级的话)，并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军人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也不会与他们出身的工农相去太远。 可以说，工农兵在“文革”中参与针对文化与文化人的反智主义是被裹挟的；是谁裹挟他们呢？恰恰是文人自己。“四人帮”中就有三个是文人。你可以说张江姚是文人中的败类，但你不能否认他们是文人，他们都是靠写文章、编戏起家的。按照一种阶级分析理论，“四人帮”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敌”；而按照另一种阶级分析理论，张江姚属文人阶层，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把“知识分子”道德化、神圣化而仅当作一种职业划分的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又是“我”。当然，说他们是“我”并非否认他们是“敌”，有时候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对一个阶层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这个阶层的内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一直有自命清高、顾盼自雄的传统，但同时也有自我贬低、自我诅咒与自我仇恨的传统的，这后一种传统在现代愈加彰显。鲁迅身上就有一点轻度的反智主义。昨天我翻读瞿秋白所译、鲁迅所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竟也读出了这种倾向。似乎这种传统主要体现于左翼文化人，从本世纪20年代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到60年代美国大学生造反，大凡左翼知识分子的运动都有些反智主义的影子。然而却又并不限于左翼，默顿·怀特就分析过诗人爱默生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是怎样成为美国群众性反智主义思潮的实际倡导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伤害冲动大概可以看作是精神劳动者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或称精神代价，其心理原因有待于社会生物学家作出解释。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蔚为大观；其主要领导者张江姚是文人自不待言，其主体执行者乃是青年学生(其中以大学生为骨干)，也算是初级的知识分子了。就连“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比起党内的工农革命军也算是一个文人了，而且到了晚年他在精神上愈益地文化化。陈晋先生提出“文人毛泽东”的概念(他还以此为名写了一本厚书)并非完全是胡说八道。对于“文革”，毛泽东说是“文化大革命”，侯德建将其反说成是“大革文化命”，而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文化人大革命”。文人们要搞“文革”，首先起来激烈反对的就是武人。1967年2月，解放军的元帅与将军大闹中南海怀仁堂，时称“二月逆流”。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看，“文革”的第一回事就是毛泽东率领党内新崛起的文人集团对武人力量的战胜。林彪是一个武人，但却出于政治需要破例地站到了文人一边；不过他对文人们的思路仍不甚了了，他说“主席处理问题有全面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虽然他强调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十年之后文人与武人的斗争才有了分晓，武人们笑到了最后。1976年主持逮捕“四人帮”的是叶剑英元帅。更有意味的是，“文革”中对文化单位进行了“军管”，但为了结束“文革”而采用的重要手段之一仍是对文化单位的“军管”： 1976年10月初是耿飙与北京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带领部队进驻了新华社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认为这后一种“军管”才更体现军队及其所自来的工农大众的本性：他们要结束极端回归常识。 狂热的反智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它一般不会为工农兵所倡导，也不会长久地为工农兵所认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文革”中工农兵没有参与反智主义行动，事实上“工宣队”、“贫代表”与“军代表”都是反智主义的工具；然而他们只是工具却不是主导者。主导者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清算反智主义的时候不要只是一味地控诉直接伤害过知识分子的工农兵，那样既不公允也没有意义；我们要有更深的眼光，要更多地从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精神结构中作些反省：既反省我们为什么总要自己反对自己，也反省我们身上那些确实值得反对的东西。 (作者通讯地址：中央党校文史部 邮编： 100091)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