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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作为二十世纪末几乎席卷一切的一种社会情绪与社会思潮，对当代文坛构成了强力冲击，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波。各种文体的怀旧文本如雨后春笋，纷纷在文坛上登台亮相。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即为怀旧文本的典型范例。其有意打破故事正常流程、一唱三叹的慢节奏的叙述；对上海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以及王琦瑶式的女人的细致描绘与精警分析、议论；对作为边角料的人生绵绵不绝的长久关注；对四十年前上海繁华生活之影的极度留恋与对其无可奈何消逝的哀惋与叹惜；以及对当今上海的种种不称心与无形鄙薄，无不传达出一种极其浓厚的怀旧情结。可以说，《长恨歌》是一曲繁华旧上海的挽歌，是一部对四十年来上海由沉潜趋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优雅坠入粗俗的怀旧感伤史。 《长恨歌》开篇长达一万二千多字洋洋洒洒的铺叙，基本上给小说定下了格调：小说的灵魂是怀旧，而不是它叙述的故事。故事在此只不过是为怀旧提供了一个框架，一个载体。而故事情节的时常中断，小说的发展常常由时间顺序的推进转换成空间维度的拓展，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服从于一个主题——怀旧。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1]《长恨歌》的怀旧情结就是建立在对时间的独到领悟与精确把握的基础上的。文本中对时间的描绘与议论有许多神来之笔，精彩之例比比皆是。飞翔在上海屋顶上的鸽群，一代一代虽在替换，可作为总体，它们却是万物流变中的一个永远不变的物体，是时间的化身、命运的见证。王琦瑶对于时间更是别有一番体悟：“她想，‘光阴’这个词其实该是‘光影’啊!谁说时间是看不见的呢？分明历历在目。”而人生苦短的慨叹，则又给小说染上了一抹悲观绝望的色彩：“他(康明逊)望着窗外对面人家窗台上的裂纹与水迹，想这世界真是残破得厉害，什么都是不完整的，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缺一块。这缺又不是月有圆缺的那个缺，那个缺是圆缺因循，循环往复。而这缺，却是一缺再缺，缺缺相承，最后是一座废墟。也许那个缺是大缺，这个缺是小缺，放远了眼光看，缺到头就会满起来，可惜像人生那么短促的时间，倘若不幸是生在一个缺口上，那是无望看到满起来的日子的。”时间像一根魔棍，在不经意间搅动着人生，变幻着命运，它自身却毫发未伤，悠悠然远去了。 正是凭借着时间的距离与淘洗，王琦瑶由1946年满溢着世俗时尚风味与家常感的“沪上淑媛”、三小姐，摇身一变而成为旧上海精神与昔日繁华的代表与见证，并因此而蕴蓄了一种历史沧桑感，具有了某种贵族般的精神气质与古典的优雅华丽。时间，以不经意的方式，流淌在《长恨歌》的字里行间，主导着小说的发展趋向。它串起了王琦瑶枝枝叶叶的生活，掏空了她的青春年华与如花美貌，卷走了她忠贞不渝的情人，同时也为她日后的缅怀积蓄着点点滴滴的资本。文本中，对时间的慨叹凌驾于一切之上，可谓彻骨彻髓。怀旧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有旧可怀，要有相当长度的时间距离以便回顾。王琦瑶一生大起大落，经历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她自然有旧可怀。说穿了，她也只有靠着怀旧才能够活下去。而她在旁人心目中的地位与价值，也全然仰仗她当年的艳名——充当四十年前锦绣繁华生活的历史活见证。她一生的遭际，都与她早年的境遇有着必然的联系：与康明逊蚀骨恋情的黯然夭折，给王琦瑶后半生以致命的打击；与萨沙的无奈纠缠，更在王琦瑶身心上打下了耻辱的印记；与老克腊时间倒错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畸恋，则淋漓尽致地渲染了这位当年誉满上海滩的三小姐的可笑可悲可怜；连最终命丧黄泉的惨绝命运，追根溯源，也都不得不归结于她早年风艳绮丽的生活。繁华落尽后的凄凉与无奈，更让人觉得黯然神伤。外婆的朴素想法，竟在不经意间成了她命运的谶语：“这孩子的头没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真可谓一步走错，步步皆错。 通观《长恨歌》全篇，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几乎人人都有抹不掉的怀旧情结。王琦瑶自不必说，就是程先生、蒋丽莉、康明逊、严家师母、老克腊、张永红、小林乃至外婆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或真或假地喜欢缅怀过去。作者对他们潜在的悲悯与宽容，甚至偏袒，是显而易见的。而毫无历史感、盲目追逐时尚的薇薇则是作为作者批判的靶子而存在的。繁华梦尽后的王琦瑶，基本上是活在对往事的回忆里，韶华已逝的悲哀与不尽人意的现实更加深了怀旧时的萧瑟意味。老克腊们虽然是新人，无旧可怀，可他们穿越时间隧道，飞越时间激流，执着念旧，终于使得自己染上了几许老调子的色彩。无视世事变迁，永远穿着整洁西装的程先生，则“像是从四十年代旧电影里下来的一个人物”，“身影带着些纪念的神情”；他“是执着的”，有“要与旧时尚从一而终的决心”。街上卖桂花糖粥的敲梆声与周璇的《四季调》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营造出了一种浓厚的怀旧氛围，同时也凝结着一种让人下泪的历史沧桑感。在小说中，连夕照都带有怀旧的意味：“照进窗户的阳光已是西下的阳光，唱着悼歌似的，还是最后关头的倾说，这也是热火朝天的午后里仅有的一点无可奈何。这点无可奈何里是带有一点古意的，有点诗词弦管的意境，是可供吟哦的。”怀旧，是万花筒式的闹哄哄中的一个静，它为浮华热闹的现代生活加深了底蕴，增添了定力，追回了一份历史感：“要说她才是舞会的心呢!别看她是今晚唯一的不跳，却是舞会的真谛，这真谛就是缅怀。”“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聚会上，王琦瑶总是很识时务地坐在一边，却让她的光辉为聚会添一笔奇异色彩。人们常常是看不见她，也无余暇看她，但都知道，今夜有一位‘上海小姐’到场。有时候，人们会自始至终地等她莅临，岂不知她就坐在墙角，直到曲终人散。她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也不扫人兴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这摆设和画，是沉稳的色调，酱黄底的，是真正的华丽，褪色不褪本。其余一切，均是浮光掠影。”甚至老克腊式的怀旧，也有存在的价值：“他看上去是有些寂寞的，但正是这寂寞，为这个快乐新潮的群体增添了底蕴。” 怀旧，除了显在的对昔日的缅怀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潜在意蕴：对现状的不满。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追怀过去的心理，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不如意的基础之上的。对现代生存处境的陌生不适与抵触反感，以及丧失既得利益的无可奈何与被排除在主流生活之外的尴尬失落，铸就了一代又一代失意者“往后看”的执着习惯。“今非昔比”的共同感慨，是频频震响在怀旧这一旋律中的最强音。对这群失意者而言，现实的舞台既已失去，前程的辉煌似乎也无可瞻望，他们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过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聊以慰藉那一颗颗茫然仓皇的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戴着一层感情的面纱怀想已经无法追回的过去，那过去纵然在当时也不尽人意，如今因为其渺不可寻，不可再得，自然也就越发显得如梦如烟，可歌可泣。建国后王琦瑶生存的边缘状态注定了她怀旧的宿命。以1946年的上海为参照系，薇薇她们的时代，“在王琦瑶看来，旧和乱倒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这城市变得有些急风暴雨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睹。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一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昔日，风吹过来，都是罗曼蒂克，法国梧桐也是使者。如今，风是风，树是树，全还了原形。”因时局变幻而不得不蜗居平安里充任注射护士的王琦瑶，正因为痛失维持昔日优雅得体的言行举止与如梦如歌的浪漫情调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才如此深深地鄙薄今日的举止粗鲁与没情没趣。从建国到文革结束那个年代，十分讲究思想行为大一统，一切试图标示个性与特出的企图与努力都将遭到无情的压制与扼杀。单从最表层的着装与流行的称呼来看，就已经与建国前迥然有别：满街清一色的人民装代替了昔日的西装旗袍，以往熟到心里去的“先生小姐”之称谓被充满平等解放气息并且男女统称的“同志”所取代。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似乎给王琦瑶们带来了新的机运，然而复古的旗号掩饰不住今日的浮躁难耐与没根没底；在种种貌似神非之“复古怪现状”中，昔日生活优雅精致的精髓已荡然无存。更何况随着岁月的流逝，美人早已迟暮，青春已成白发。早年那些不提当年勇的各路英雄们，纵然有心一显身手，只怕也是力不从心了。当年就是凭借个人某方面的出众而领尽风骚的王琦瑶们，抚今追昔，自然是感慨万千。面对潮水般淹过来的新时代，不适——失落——抵触——拒绝或勉强接受，可以说是他们典型的心路历程。无尽的没落感与隐忍感充斥在他们看似小心谨慎实则暗藏锋芒的平民生活中。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怀旧时因种种原因，当事人难免美化旧人旧事。以王琦瑶为例，当年被选为“上海小姐”与充当军政要人的外室，她亲历时并未觉得有多么的风华绮艳，倒是在多年后不无矫情的回忆中一遍遍温习这罕见的繁华与辉煌。回忆的次数多了，年深日久，终至于弄假成真，连她自己也信以为真起来。文本对于这一点有着较为温婉的表现。王琦瑶对那如花似锦的往事的无尽缅怀，在作者那看似赞赏的背后也还是不难见出淡淡的微讽之意的。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虽然王安忆本人一再否认其女性写作立场，宣称坚持中性写作，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长恨歌》确是出自女性的手笔。《长恨歌》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内容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全部历史流程与重大历史事件。这很容易就被写成一部如《白鹿原》般的史诗性小说。然而，我们在小说中发现的却是作者对于作为边角料人生的绵绵不绝的长久关注与浓厚兴趣。在此，重大社会变动因刻意淡化而退居背景，小人小事式的家常生活被推至前台。这里的怀旧不是英雄末路的慷慨悲凉式的，而是温婉阴柔、细致深微的女性化的怀旧。作者善于从极细微处捕捉怀旧的情愫，家常的饮食起居，穿着打扮，人情往还，日常的一些小小感触，一一被收诸笔端，成为怀旧的好材料。衣饰上能见出旧日风情：“王琦瑶总是穿一身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晒霉时不免要感时伤怀：“晒霉常常叫人惆怅心起，那一件件的旧衣服，都是旧光阴，衣服蛀了，烂了，生霉了，光阴也越推越远了。”无声的家具与有声的电车也来为繁华旧梦作证：“桃花心木上的西班牙风的图案流露出追忆繁华的表情，摸上去，是温凉漠然的触觉，隔了有十万八千年的岁月似的。”“这城市里似乎只有一点昔日的情怀了，那就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善于品尝人生真味的王安忆，在小说中幽幽地向我们道来：正是一个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细节串在一起，才构成了这有声有色的斑驳人生。细微处方见真精神、真性情。怀旧，从细微处着眼，才不至于流于浮泛，才可入骨入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几次将对床的描写与对王琦瑶命运的暗示联系起来。逃不脱的命运将王琦瑶团团罩住，并将她推向那冥冥之中的命定归宿——由绚烂归于平淡，而终至于死于非命。她在对自己命运有着模糊预感的同时，几乎无时无刻不被怀旧的心绪所左右：片厂女演员扮演在床上自杀或他杀的场景，与王琦瑶本来毫不相干，她却觉得莫名的眼熟。投靠李主任时，“王琦瑶走到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上方悬了一盏灯，这情景就好象似曾相识，心里忽就有了一股陈年老事的感觉，是往下掉的。”时间推进到了50年代，“有一日，她去集雅公寓，走进暗沉沉的客厅，打蜡地板印着她的鞋袜。她被这家的佣人引进卧房，床上一个年轻女人，盖一条绿绸薄被，她觉得这女人就是自己的化身。”到严家做客，严家师母的卧房布置又勾起了王琦瑶对爱丽丝的痛楚回忆：“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幔子，流苏垂地，半掩了一张大床，床上铺了绿色的缎床罩，打着褶皱，也是垂地。”就连最后横死眠床之际，王琦瑶还在极力地回想：“这情景好象很熟悉，她极力想着。在那最后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一间三面墙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个女人横陈床上，头顶上也是一盏电灯，摇曳不停，在三面墙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决定王琦瑶一生跌宕命运的三个代表性地点：片厂——爱丽丝公寓——平安里，在文本中都精心地用“床”这一不起眼的意象，加以贯穿、糅合，其用心尽显作者女儿本色，可谓细腻绵密之至。 怀旧，到了80年代，既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就难免有点鱼目混珠，真假莫辨。王琦瑶式的刻骨伤怀是一种，老克腊式的矫情恋旧是另一种。王琦瑶的自我定位是极其准确的：“要说我才是四十年前的人，却想回去也回去不得。”对她而言，“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义无限。……上海真是不可思议，它的辉煌叫人一生难忘，什么都过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墙虎，那辉煌的光却在照耀。这照耀辐射广大，穿透一切。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而老克腊呢，尽管年纪轻轻，在叶公好龙式的刻意怀旧心绪中，“却又成了个老人，一下地就在叙旧似的。心里话都是与旧情景说的。总算那海关大钟还在敲，是烟消云灭中的一个不灭，他听到的又是昔日的那一响。”接下来的几句话才揭穿了他怀旧的实质：“在他二十六岁的年纪里，本是不该知道时间的深浅，时间还没把道理教给他，所以他才敢怀旧呢，才敢说时间好呢!”“他总是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说那和他有什么关系？”按说本来无旧可怀的老克腊，却硬要强作怀旧状，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目的：“对他来说呢，也是需要一个摩登背景衬底，真将他抛入茫茫人海，无依无托的，他的那个老调子，难免会被淹没。”最能体现老克腊怀旧本质的应该说是他与王琦瑶的似是而非的恋情了。王琦瑶是诚心诚意的终生相托，他则是半推半就的假戏真做。直到需要承诺的最后关头，他终于招架不住，来了个落荒而逃：“短短一天里，他已经是两次从这里逃跑出去，一次比一次不得已。他手上还留有王琦瑶手的冰凉，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他想，这地方他再不能来了!”在一个万事万物都需要打假的年代，怀旧，似乎也走到了需要打假的尴尬境地。这真真假假的颠倒错位，又导致了多少人生悲喜剧的上演。 怀旧时慷慨悲凉也好，柔肠寸断也罢，而其最终的结局，却是惊人的一致——除了幻灭，还是幻灭。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其踪迹更是渺不可寻。人们对那不可再现的过往的回忆，往往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无尽的依恋与惋惜。那海市蜃楼般的往事，是那般的可望而不可及。疲惫的现代人，也只好凭借这虚幻的景象来暂时地安慰自己那伤痕累累的灵魂，也算慰情聊胜于无罢。人类对精神家园的不倦追寻与探索，为令人窒息的龌龊现实凿开了一个极其微小的通风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佳境顿现眼前。对往昔的回忆，是对现实的暂时中断与反叛，是人类灵魂较高尚的一方要求净化、要求纯粹的具像化表现方式。渴望超越的心灵力求挣脱现实的枷锁，不绝地向上飞升。这一潜意识在人的记忆黑域中冲突奔腾，疯狂地寻找着突破口，终于，各种欲望由“怀旧”这一人类灵魂的薄弱点喷薄而出。一个又一个往事片段的闪回，仿佛一道道紫金色的闪电划破记忆暗夜的长空，绚烂夺目，却又转瞬即逝。正因为其不可久留，不可再得，才显得那般的余味悠长，那般的可珍可贵。透过怀旧的窗口，穿越时间的隧道，借着回忆这一束强光，窥视过往的记忆，昔时、昔地、昔人、昔景，将一一重现眼前。是喜？是悲？唯亲历者自知。“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将油然而生。其实，又岂止是人非，物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物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真乃千古至言。深谙个中三昧的王安忆，在小说中精心谱写了一曲曲怀旧的挽歌。王琦瑶的欲回当年而不得，王、康爱情的破灭，程先生的断然自杀，老克腊的最后出逃，都是因为受了同样的致命伤——怀旧的幻灭。王琦瑶：“她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她却成了旁观者。”王、康恋情：“康明逊知道，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程先生：“要走快走”，往事不再，旧情已了，这世上已经没什么值得留恋。老克腊：“他想他今天实在不该再来，他真是不知道王琦瑶的可怜，这四十年的罗曼蒂克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结局。他没赶上那如锦如绣的高潮，却赶上了一个结局”。在文本中，就连即时的回忆，也难免夹杂着幻灭的感慨：“他们回顾昨天晚上，你一言，我一语，互相补充和纠正，要使情景重现似的。昨晚的灯光和康乃馨在这样潮天的太阳里显得不很真切，恍恍惚惚。他们就加把劲地回顾，好把它呼回来。”刚刚获得“上海小姐”花冠的王琦瑶，“忽然发现她做主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昨夜的那光荣啊!真是有些沧海巫山的味道。”乃至在一再标榜怀旧的老克腊眼中，“那歌乐中人实是镜中月水中花，伸手便是一个空。那似水的年月，他过桥，他渡舟，都也是个追不上。”幻灭，只有幻灭，才是怀旧的真谛。 综而观之，本文从怀旧与时间、怀旧心理、女性化的怀旧、真假怀旧以及怀旧的幻灭几个方面，对《长恨歌》进行了考察、分析。笔者认为，作为一部怀旧文本，《长恨歌》的经典性是不容置疑的。当然，毋庸讳言，以“同志”身份进入上海的王安忆，其对旧上海的隔膜，对上海上层社会的陌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小说极力渲染的怀旧氛围的矫情与褪色。被选为“上海小姐”的殊荣与爱丽丝公寓的豪奢生活，应该说是王琦瑶的极盛时期，可作家运笔至此，却明显地显示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缺陷。虽然对整部小说而言，这只是白璧微瑕，但却给读者带来了不少的遗憾。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第1页。 [2]所有未标注出处的引文均引自《长恨歌》，王安忆著，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周明鹃(1974—)，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3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69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总第6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