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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少人撰文回顾、反思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文学批评所走过的历程。对于二十年来的文学批评，人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基本态度，即，“肯定”与“否定”的态度，这其实很自然，人们的思维方式无法逃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尽管人们呼唤着一个多元对话的文化语境，但二元思维方式似乎是自古以来的定律。 持肯定者一方认为：二十年来，文学批评走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论思维误区，文学批评正走向自身，走向多元，走向跨学科，这是人们理论认识的一大进步，是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发展。尤其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方式、方法，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景观。在文学批评的中国化、学院化、生命化、个体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并非常乐观地展望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而否定者一方的声音似乎有压倒前者的趋势。他们对当今文学批评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表示了担忧，并予以了适度的批评和指责。 平心而论，文学批评的某些征候的确值得反思，如： 一 文学批评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表现出十分狭隘的个人私欲，文学批评者往往为了个人的名利目的而写作。在人情世故的伦理驱使下，抛弃了文学批评的理性尺度，背离了文学批评的根本旨意。他们以市场卖点作为文学批评的灵感源泉，暗藏商业操作的写作动机。如果我们肯定文学批评具有功利性的批评性质，那么，这种功利性也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功利性。它不应该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某一集团谋取私利，而应该在于提升全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以倡导健康向上的人格建设为批评的理论指归，也不应该以多元思维掩盖对真善美的追求。解构不是一把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万能钥匙。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来烛照我国文学批评的建设和发展，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无可厚非。但实际上，一些急功近利者，为了著书立说，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有意制造所谓的“深度”以恐吓他人，标榜自己，谋取学术权威、思想权威的文化虚名，其结果只能是作家远离了批评，不看批评，也看不起批评。而读者呢，则看不懂批评，文学批评自身仿佛进入了无物之阵，无人之境，谁都不理睬，就更不用说喝彩了。 求名谋利，讲“人情”的功利性文学批评，最终只能将自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使文学批评自身不断地萎缩。 二 文学批评的懦弱性。文学批评应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求实的作风对待作家与作品，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如今的批评现状如何呢？一味地捧场，无关痛痒的评论越来越多。把本是平庸的作品捧为精品。好处自然要捧得锦上添花，坏处也得化腐朽为神奇，以显示批评家的一番耍枪弄棒的批评本领。商业化、广告化和庸俗化的批评现状只能说明文学批评的不断软化和懦化。没有勇气正视真、善、美，丧失了文学批评应持的正气和骨气，沦落到向作家献媚求欢、摇头摆尾的尴尬地步。 记得沈从文有过一篇文章———《记冯文炳》，文章并不一味地赞美冯文炳的创作，而是把冯文炳的创作与周作人、鲁迅、鲁彦以及施蜇存的创作进行比较。在作相近相异的比较中，突现冯文炳的创作特色。尤其对冯文炳创作上的不足，则往往毫不放过。如，他毫不留情面地批评其《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这样的批评应当是非常尖锐的。就连鲁迅，沈从文也毫不笔软。他指出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与冯文炳一样，在语言上“也有同样的情形，诙谐得难以自制”。对沈从文来说，不论创作者是鲁迅还是冯文炳，他都善于发现他们的长处，也敢于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创作中的缺陷。在论到郭沫若时，沈从文写道：“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我认为这段评论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他指出了郭沫若的长处，也触动了郭沫若的痛处。文学批评就应该像沈从文那样，勇于站在一个较高的观察点上，对作家的创作是非进行艺术总结和概括，以推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对照当下的文学批评，一些批评家处处与人为善，不探求文艺自身的美丑，无意探寻文学创作自身的提高与发展，只图大家朋友一场，和气一团。由此，文艺批评的生命价值逐渐消解，文学批评的批评魅力也随之丧失，批评的声音在可有可无中呻吟，批评真可谓交上了不幸的命运。 三 文学批评的时尚性。社会的发展促使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不断更新，文学批评也不例外。它总是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一种视角向另一种文化视角转型。这本无可非议，但自80年代以来，回顾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赶潮”的热闹景象，批评家的心态表现出十分“浮躁”。他们对待西方的文论话语资源不是平静地引进和借鉴，而是争先恐后地“抢购”。在消解了主流意识之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后……”等思潮铺天盖地，四处横流，谁不跟上这一潮流，谁就会遭到落伍的唾弃。批评的浪潮一时间逐浪排空，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地有旧人告退，新人登场。昨天还是新新人类，转眼间，人老珠黄。文艺批评界，由此看来，难免落入了西方文化社会的追星族的窠臼之中，步人后尘，亦步亦趋，失掉了中国人鲜活的创造力。有危机感的人文学者及时诊断出中国文学批评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这并非耸人听闻，值得追星族们深刻地反思。 近年来，文艺批评又抛弃了向内转的时尚，步入了文化批评的新型轨道，再一次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视野。这样的转向的确是文学研究实践发展的需要。小溪干涸了，那就得寻找大江大河，亦自然之理也。但全国上下一窝蜂的文化潮流，是不是值得反思呢？文化的多元化，文学的独立性难道就是这样蜂拥地赶潮吗？ 此时，我倒觉得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他认定“人的文学”并辛勤地耕耘这块属于他“自己的园地”。李健吾也执著于“灵魂在杰作中的游涉”。他们依仗这种坚韧的文学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都取得了为后人所景仰的批评成就。虽然，他们的知识资源当时也是来自西方。然而，他们却抱定“拿来主义”的态度，自沉到西方的文化资源中去，汲取它们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脉，决不以“浪”、“潮”相标榜。 过去，鲁迅曾彷徨、苦闷自己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现在看来，偌大的一个中国如果就操纵在几个人的呼声之中，这也不见得是件幸事。 中国的文学批评有必要从潮流中走出来。根除赶潮的民族情结，真正走向独立思考的创新之路，寻找真正适合自己存活的精神家园。 (作者通讯地址：暨南大学金陵苑1栋835室 邮政编码：510632)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