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青年学者葛红兵在《芙蓉》上发表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二份悼词，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听到了几种批评的声音，如《文学报》1115期从学风和文风的角度提出了质疑。《芙蓉》杂志今年第1期刊有一个70年代出生的女作者的批评。3月17日的《南方周末》上一个专家的一篇短文把葛红兵的批评称之为“怪招”，“横扫式”批评。应该说，他们的有些意见也戳到了葛红兵的痛处，如指出他过分强调了作家人品与文品之间的联系，对某些作家的批评过于苛刻，认为他把20世纪中国文坛扫得过于干净。这些看法，有助于我们与葛红兵先生一起进一步思考。 但是，我不太喜欢某些作者的谈话语气，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风和文风”，在他们指责葛红兵的文风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文风也是很不令人感服的。你可以批评他的观点，但凭什么跟别人的学位和职称过不去？他是凭自己的努力考上的博士，各科成绩合格，堂堂正正地获取了学位。他凭自己的一系列论著(有的有良好反响)评上的副教授，光明正大地获取了学位和文凭。我深信，即使这些批评者自己也知道，博士也好，副教授也好，都不可能是完人，都不可能穷尽一切学术问题，都可能存在缺点，但为何在批评他的时候，老是提他的职称和学位呢？这是否尊重被批评者的人格？著作和文章都是人写的，人都是有缺点的，何必跟人的外在身份过不去？老实说，他们的这种语气，总令我想到30年代的文坛，有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 尤为恶劣的是，《芙蓉》杂志上那位年轻的女作者，这位在文章附记中自称“读过鲁迅”、“念过小学语文”的人，在葛红兵的名字、职称和文凭上做了太多的文章，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影射，仿佛是从30年代文坛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的一样，阴腔冷调，故弄玄虚，自以为得意。不尊重他人的人格，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实不可取。鲁迅反对“捧杀”、“棒杀”的观点、“辱骂和恫吓决不是战斗”的名言你可曾读过？ 现在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深入总结的时候，因为它事关今日和今后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成长质量，事关21世纪中国文学能否产生真正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师。任何人从任何角度的总结和清算都是应该允许的更是应该提倡的。葛红兵专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总结这一时期文学的得失成败，哪怕他专谈缺失，哪怕他写了“悼词”，这都是他份内的工作，是他敬业精神的体现，足见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让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我看到的那些批评葛文的文章，竟丝毫不见葛文的正面价值，对他对中国文学的有力批评视而不见，而是一律嘲讽和“横扫”。抓住他的某些欠斟酌的表述不放，尚可理谅，但用“博士”“副教授”之类的帽子来压他，来嘲笑他，实属无聊。 其实，这种总结也并不是从葛红兵开始。约20年前，一位在校大学生在刚创刊的《新文学论丛》上就从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等方面认为当代文学的成就远不如现代文学，反对茅盾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总序上关于当代文学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看法。当时的刊物编辑思想解放，态度从容，组织了几次讨论。讨论中，没有谁给这位大学生扣上“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之类的大帽子。那时大多数读者和专家心中是认同当代不如现代的观点的，人们觉得在当时情形下，茅盾的表述他自己也未必是由衷的，当不得真。约15年前，一位在校研究生刘晓波也对中国20世纪作家的整体缺陷和倒退倾向作了富有激情的指斥，引得议论声声。尽管唱和、反对的观点不同，但并不伤人格。更广泛地看，学术界在新时期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重读名著”等提法和研讨，不正是重新认识重新总结的一次次努力吗？这不也充分说明了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品评清算的巨大空间吗？只不过葛红兵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否定得最彻底，而且令人触目惊心地以“悼词”为题，也伤了很多人的心。 说到伤心，恐怕有几种情形。一种是文学欣赏的趣味和水平不高，他心目中的优秀文学就在20世纪中国的写作范围内，这是一般的普通的读者。他们的视野较狭窄，对世界优秀文学的佳妙处缺乏体悟和认同，更难以看到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普通的读者崇尚以真实和有趣去看文学，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很贴切的就是好作品，所以巴金的《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会受到那么多人的推崇。在极左年代里的某些较为优秀的作品，如《红岩》、《铁道游击队》这类作品也激动过很多人的心。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了不得的好作品呢。所以如果否定这些作品，他们会很失落，会很伤心。如同今日的追星族他们所追的星被人打骂了一般。 还有一种是所谓文坛内的人士，你否定了这个文坛，也就否定了他的价值，他当然要恼火。与此相关，还有一种是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研究价值依附在研究对象的价值之上，你否定了对象的价值，他好像也觉得自己的价值也贬了值，因此深怕把20世纪中国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何况像葛红兵那样为一个时代写了“悼词”，把它送进了坟墓，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容忍的。 二 还是让我们放过所谓文风学风问题，正视“悼词”的文本内容。前一篇悼词中值得我们珍视的话题十分丰富。 1、作者对某些作家的人格批评十分尖锐，但基本符合事实，这对那些曾把他们视为神明的普通读者具有警醒意义，对仍在写作的作家也有提醒作用。特别是他对20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的原因的分析更值得重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委顿，是一个普遍事实，尤其在1949年后频仍的政治斗争下，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种的作家群体实在不配代表社会良知、审美人格。在反思体制的同时，我们也应苛责作家。正是一个又一个得宠失宠的文人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自我批判反咬一口吃人被吃，才有极左思潮的逐步升级，登峰造极。葛红兵的文章，有助于文学创作者管理者欣赏者进一步思考创作环境与创作质量的关系问题。 2、作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评价不高，认为没有大师级鲜有经典级，我基本同意这一判断。他从语感和文体方面点评了不少名家名作，并认为急功近利的“拿来主义”引进观是症结所在，这也自有道理。但要说透这个问题，不是一人一文所能做到的。 3、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审美的质素被压抑了，思想的质素被机械地抬高了。这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新文学之源是启蒙主义文学，它反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文以载道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它包含内容、工具、方法三个层面。内容———“道”是天道，统治之道，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思想伦理，是统治者的权威意识形态。它限定了文之表现范围，也否定了多元化存在的合理性，排斥了自由言道的可能性。工具———“文”是文学，更是文章。文体界限的模糊表明了对文学独特审美功能的疏忽与轻视。方法———“载”表明了文与道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从属的。文是载体，道是主体。于是否定了文学的本体地位。“五四”文学反“文以载道”观并不完全从这三个层面同时展开。它主要反对的是所载之道———封建政治文化和道的载体———文言文，而对体现了单一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载”的落后性却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只反掉了显性层面的观念，却未深入到隐性的层面。而思维方式却是最根本的。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实用理性仍然制约着现代作家，文学自足观、文学本体观仍未普遍确立。大多数现代作家怀着强烈的现世态度从事写作，普遍缺乏超越精神、审美情怀。重时代政治轻艺术表现，其作品的社会认识意义高于审美价值。那些被认为内容进步现实性强的作品不少是缺乏艺术性的作品，只有摆脱形式因素孤立地看内容才见出进步性。且这些所谓进步性革命性多少含有抽空和提纯了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成份，其倾向性损害了真实性。在不少作家眼中审美作用中只是扩大文学社会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的附属性手段。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 葛红兵的另一篇“悼词”专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而作。他认为在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上20世纪中国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有人反对，那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试问在理论批评的影响甚至大于创作影响的20世纪世界文坛，新说叠出、名家辈涌、流派纷呈，可曾有中国文论和文论家的一席之地？比起创作界，理论批评界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更加可怜。这里的原因葛红兵认为是“拿来主义”思路所致，似乎简单了一些。 20世纪中国开始了自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从否定传统学习西方起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如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仍没有完成一样，因此在这个时候期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有大贡献于世界为时过早，我们仍然要有足够的耐心。葛红兵认为：“现在是我们思考如何立足于汉语言本位、建立新的面向21世纪的汉语言诗学的时候了”，恐怕过于乐观。应该看到，传统文论在现代社会已失去了生命力，它的现代性转化还只在小范围的尝试阶段，而真正懂得西方文论的中国学人也是凤毛麟角。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还是应老老实实地实行“拿来主义”，硬要创建什么”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眼下只是奢谈。 在这篇悼词中，作者还谈到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内部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关系问题，认为前者对后者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弱势与滞后。我觉得，这既因如前所述中国新文学理论还处在婴孩阶段无力负担品评指导创作的重任，也与这个婴儿的自小就在政治大叔的强力之下没有自由成长的因素相关。这个话题多么沉重。 三 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不同的角度。在我看来，无论什么角度，都不应放弃美的标准。这是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标准。现代世界分工细密，文学是一个古老而弥新的事业，是最具个性化的最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不可替代。在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重温一下韦勒克、沃伦的经典论述是有益的： 人认为文学有价值必须以文学本身是什么为标准；人要评价文学必须根据文学的文学价值高低为标准。文学的本质、效用和评价必然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某一个东西的价值，即它的惯常的或最专门的或恰当的价值，应当就是由它的性质或它的结构所赋予的价值。它的性质存在于潜能中，也就是它那外部表现出来的效用。(《文学原理》中文版三联书店1984年版273页) 治文学的人应该深思这段话所含的真理性。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原动力很多：为启蒙、为革命、为消闲、为成名、为泄愤、为恋爱、为捞钱，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怎样，既从事写作，既要得到社会和读者承认，总不能不把文学当文学，总不能丢掉文学的“文学性”。这是一条底线，也是最重要的线。谁忽视这条线，他就不配称为作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文学性”最重要的内涵是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二者合而为一，互相包含，互为主宾。强调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拷问人性和追求美，并不是说他只采用了人们的感性容易接受的方式(比如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优美语言等)向读者传达作家理性中已有的认识与结论，而是说人性的复杂性就在现象之中不能直接化约为理性，而是说美就在形象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作为人的知、情、意的综合体的人性的丰富复杂性、人性的模糊性相对性、人类的美的感受，只能以感性的方式而不是科学理性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之中，它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具有超越性。“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潜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在现象学者们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寻找人类境况的本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文版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0页)。本质远没有现象丰富，美学理论远没有艺术美丰富，评论家和读者永远只能接近和不断感触而不能穷尽文学作品本身的全部意蕴，其原因也在于文学的这种独特存在方式。如果文学可以明确归纳为几条不容置疑的认识和结论，作家直接举例论证不是更确切更清晰更容易让人接受吗？文学之所以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学、心理学、宗教、政治宣传之外仍然存在、永远存在，必然有它的终极理由，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这是我们在欣赏评价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时决不应该忽略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20世纪中国文学，要求得一个较为一致的认识，首先要求得一个较为一致的评价标准。治文学的人恐怕不会轻易否定上述这个重要的基本的标准。你否定了文学的“文学性”，文学还是文学吗？就如我们说人是动物，在分析人的时候，可以动物性为背景，但决不可忘却人之为人的特性。否则，人还是人吗？ 中国新文学的复杂性是此前几千年文学所无法比拟的。1949年前的内忧外患，1949年后的政治弯路，使作家没有从容的创作心态，没有从容的创作心态就难有从容的文学创造。对于作家而言，物质条件的匮乏、时代政治的高压，会影响创作心态，但只要能像曹雪芹那样即使喝稀粥也无人干预他的写作、只要能像卡夫卡那样即使住地下室也无人干预他的写作，他就有从容的写作心态，专注于他的虚构的想象的审美的世界。在这方面，20世纪中国作家可没有曹雪芹、卡夫卡们幸运，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能发表不能发表，他都不能决定，甚至还有掉头丢命的危险。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普遍到无须举证概莫能外的程度。此其一。 其二，中国新文学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母亲以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为父亲的杂交体，二者并不相亲相爱，生下的结晶体也不会十分优秀。瞿秋白说新文学是“非驴非马”的文学，遭到不少人批评，但确也看到了新文学亦中亦西非中非西的特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政治与艺术、载道与唯美、游戏与革命、工具与唯美、启蒙与自恋、合唱与独唱……绞织如一团乱麻。我们应该从历史出发充分认识到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民主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大众通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应该从美学的角度厘清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性”。 因此，“文学性”理应是我们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标准。放弃这个标准，无法总结新文学的基本特性和得失成败。如果我们承认古希腊艺术和《诗经》的永恒魅力不是来源于历史、政治而是来源于“文学性”，我们没有理由不遵守这个标准，守住这条底线。 审视上一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应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那就是世界优秀文学。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其实，在人文社科领域，哲学和文学既带有鲜明的时代民族特性又具有超时代民族特性。尤其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华民族主动追求现代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应主动自觉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学、中国作家和读者应逐渐接受和认同各民族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并以借鉴和改造传统文学，从文学价值观念到题材内容、从文体到风格、从创作方法到描写技巧，全方位地“拿来”。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旧文学的载道、消闲的文学观，瞒和骗的“大团圆”模式、“清官”“侠客”模式、“才子佳人”模式，重情节甚于重人物、重事件甚于重心理等处理方法，是有局限的。 但是，由于传统思维的巨大惯性，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由于中国作家和读者鲜有对外国文学的深入理解，由于新文学的历史较为短暂，20世纪中国没有产生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师，极少有能与世界经典比肩的作品。因此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整体评价不宜太高。横向看来，歌德式的穷尽人类理性、莎士比亚式地精妙情节和语言、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审视、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罗曼·罗兰式的心灵激情、卡夫卡式的关注异化、加缪式的揭示荒诞、马尔克斯式的民族画像、昆德拉式的横扫媚俗、博尔赫斯式的智性写作，在中国都不乏模仿者、追寻者，但决没有比肩者，更没有超越者。即便近邻如日本，这个与中国文化“同根”的民族，它在20世纪的音乐和文学远远超过了中国同时代文学，喜多郎的魔鬼式的音乐、川端康成的诗意时空、大江健三郎对人的性世界的探微和对“进步”“习俗”的人性审判，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文学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文学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追向，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文学)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就是小说(文学)的死亡。20世纪中国那么多作家作品，试问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世界各地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他们到底提供了多少强烈的、久远的审美愉悦？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文学生命是虚弱的甚至是速朽的，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写一两份“悼词”？葛红兵正是在世界优秀文学的宏观参照系下，立足于文学本体观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或许他的某些表述欠妥，但其基本判断是成立的。 跟葛红兵一样，我也是一个文学博士、副教授，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热爱，支持他的主要观点并欢迎同好和专家批评。在此亮出我的身份，也有等着嘲笑的意思。个人恩怨好恶是微不足道的，认识上有偏差也是正常的，最可贵的是学术良知。愿关注中国文学未来的人共同关注这个有意义的话题。 (作者通讯地址：武汉市湖北大学人文学院 邮编：430062)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