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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 以外祖母、祖父、母亲和父亲两代人为中心写就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是女作家迟子建的短篇新作。小说以春夏秋冬四季划分章节，每个季节讲述一个人物及与此季节有关的生活故事。在四位主要人物之外，又辅以苏联老太太、春生、张瓦匠、老蓝、哑巴等外围人物，片段化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图景。 迟子建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作家，都有通向自己作品的‘隐秘通道’。如果让我说出我作品的‘隐秘通道’，那就是大自然”。大兴安岭的壮阔苍茫和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思索的作家感到踏实的了。当代文学不是没有过宏大，不是没有过私人，却少有人像迟子建这样，多年来如一位安静的“打草的人”，一刀一刀收割大地上最普遍真实的悲喜。诗意与温情是读者从迟子建作品中获得的最基本的阅读体验，当写作步入成熟、人世经验亦趋于丰厚的女作家又一次在小说里写到自己的家人时，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土地的横加上四季的纵，于是有了悲喜交加的人世。作家以闲散的笔调和淡远温情的回忆将小说从抽象的意义那里夺回来，重新还给烟火氤氲的生活。上世纪70年代一直蜷缩在历史的重重帷幔之下，无论是为其鞍前马后奔忙不已的作品，还是振聋发聩控诉其所造成的伤害的作品，似乎都很难从根本上挣脱时代话语的半径而画出新的圆周。站到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殊年代里文学话语的蜷缩姿态本身或可最生动地说明这是一个多么深广的半径，但近年来作家们重新表现出来的图景至少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无法反抗这个半径的时候，似乎还可以寻觅不同的圆心。前瞻与反顾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常顾而能常新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在于流转的时间为一次次的反顾撤换着不同的平台，与此相伴的则是一遍遍被岁月涤荡过的回望的眼神。作品中的小女孩迎灯全然不知外祖父所说的“政治上有问题”为何物，只是知道苏联老太太炒的蚕豆酥香可口，于是轻松跨越了木栅栏坐在高背椅子上吃蚕豆，在屋中的空地上和老太太跳舞。当老太太故去时，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小孩子的点点泪光中，“七十年代”身上厚厚的政治大衣滑落了，一个比政治更悠长的、有人间滋味的“七十年代”逐步呈现。淡去的终将会淡去，而外祖母炉灶里金红橘黄的火焰将成为“我”童年记忆的底色，伴着松木柈子的香气一直温暖着“我”。 祖父能侍弄出一流的菜园子，也会将家雀摔死在鸟屋烤了吃；暴烈的他会扛着斧子来砸“我”家的门，也会在儿子落魄的时候提着青菜去邻居家打听他的境况。祖父的叫骂让迎灯感到羞耻，路上遇到了祖父也会绕着走，但祖父的菜园子和菜园里的鸟儿却是诱人的。“叫油子在我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一个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儿童既抵挡不了口腹之欲去苏联老太太家吃蚕豆，却也会将带有诱捕性的小鸟叫油子毫不犹豫地称作“叛徒”。类似“叛徒”这样颇有政治宣判色彩的词语在儿童的语言中自由地浮现，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它不仅折射出在特定话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话语选择上隐秘的被动性，同时也于无意中记录了时代怎样以话语的形式微妙地参与着个体的成长与生活。 在母亲和父亲的故事里，他们的命运与时代更紧密了。然而，无论是讲述父母受到的政治冲击，还是他们因此而生的身体、心理创伤，更多流淌于笔端的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怀，是对留在岁月里的亲人的言行的亲近。不管是厌倦了前辈的血泪控诉，还是对于这控诉本身价值和结果的质疑，作家们对那一段往事的重新书写都无疑是在为那个年代洗尘(抑或是洗除浓重的油彩)，他们的写作让时代与生活真相的呈现具有了某种新的可能。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