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1980年以后，台湾文学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相继开展起来，并且各自形成一门新的学科。现在这两门新学科都已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教材，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萧乾就是这两门新学科的开拓者。 1979年8月，萧乾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的邀请访美，参加了聂华苓组织的“中国周末”，并且到哈佛、耶鲁等大学讲学，这使他有机会与许多旅美的台湾作家接触，对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有了最早的第一手的了解。1980年3月18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了一次关于台湾文学的讲话。讲话记录稿以《萧乾同志谈台湾文学》为题，发表在第9期的《文学研究动态》(1980年5月出版)上。在这次讲话中，萧乾对战前台湾文学的分期，战后台湾两大文学流派乡土文学派和现代文学派的特点、文学主张、主要作家，以及两派之间的论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勾勒了台湾文学发展的鲜明轮廓。在讲话的末尾，萧乾呼吁成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台湾文学。就在这一年，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一批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台湾文学，开设台湾文学选修课。一个新学科的雏形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1983年1月，萧乾应邀前往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活动。回国后，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3篇文章:《新马华人文艺》(载香港《文汇报》)、《救救新马文学》(载《羊城晚报》)、《为新马文学呼吁》(载《时代的报告》)。这是最早在中国大陆介绍新马华文文学的文章，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篇文章我没有见到，后两篇文章我都读过了。正是这两篇文章，仿佛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能约略窥见外面的世界，知道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还有许多人在用方块字进行创作。随后我又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进一步了解到，在海外用华文进行创作，并不局限于新马两地。在泰国、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瑞士、英国、美国、加拿大、毛里求斯等国，都有华文文学的存在。因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条件具备，我将转而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在当时，不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是一片空白，而且连这个词都还没有出现。 这一年9月，我从海南调到新创办的汕头大学工作。新办的学校图书资料缺乏，但汕头大学也有其他学校所没有的优势。我打算利用这种优势，开展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于是我写了一份《关于建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初步设想》，交给学校领导。由于得到校领导的支持，设想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到10月底，我们已开始着手进行筹备了。第一件事就是给萧乾写一封信，告诉他汕头大学筹建研究中心的消息，并请他担任顾问。我对萧乾心仪已久，早在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小说的背景就是我的故乡汕头。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景致，熟悉的故乡风物，给远离故乡的我留下一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与萧乾从未谋面，信虽然寄出了，但能否得到他的支持，并未存着很大希望。大约半个月后，却意外地接到他的一封热情支持的长信，有鼓励，有建议，但更多的是支持和帮助。信的全文抄录如下: 贤茂同志: 十八日来示已详悉。您系拟筹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十分兴奋，现将拙见简述如下: 一、范围:我在考虑把港台与新马放在一起妥不妥当?事实上，新马文学是五四文学的支流，但他们毋宁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新加坡与台湾在此问题上曾发生过一场论战。我们应力戒不重蹈覆辙。我那两篇小文的题目起的也不好，什么“救救”“为——呼吁”，都有伤他们的自尊心。在对待新马(以及泰菲文学关系上，务必注意这一点。美籍华人对这一点倒一点也不敏感，因为反正美国文学有它本身的存在。因此，我在想，既然广州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厦门大学已把港台文学作为专门研究对象，汕头大学何不把范围集中在中国以外的华文作家上?这个范围也很宽了。新马之外，还有泰菲，以至美国(人数十分可观)、欧洲(如法国)、日本等地以中文写的。英国还有个凌叔华呢。这样，1.会更具特色;2.不会引起副作用;3.可避免国内研究重复;4.更符合汕头的特点。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