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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是说真话的事业。有道是,“民无信不立”,同样,没有诚实和诚信,也就没有批评。然而,缺乏诚信感和公信力,却是当代文学批评最令人忧虑的问题。很多时候,即使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一个仅仅凭常识和起码的感受力就可以看清的事实,我们的批评家却莫明其妙地给出了一个完全虚假的判断。他们把恭维人当做一种习惯。他们预备好了“高峰”、“经典”、“巨著”、“大师”、“伟大”、“辉煌”这些好名头,随时准备对那些“消极写作者”实施文化贿赂。有意无意地把欺诈当事业,唉,我们时代的“学者”和“批评家”,真是让人替他们难过! 那么,无可救药了吗? 不是的。人能弘道,事在人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文学批评应该服从的“绝对命令”:一个是艾略特提倡的“事实感”,一个是阿诺德推崇的“公正无私”。艾略特认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发达的事实感。这绝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或常见的才能。它也不是一种赢得大众称赞的才能。事实感是一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的东西。它的完美发展或许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点。”阿诺德则认为,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服从“公正无私”的原则,而为了“公正无私”,“评论家的义务就是拒绝,如果他的对抗是徒劳的,那么他至少应当跟着奥贝曼大声疾呼:宁死不屈”。最后,阿诺德以特别强调的方式,给批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公正地研究并宣传世界上已经知道的和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 “事实感”和“公正无私”,这就是文学批评必须服从的两个绝对命令。尽管这两个原则各有侧重,但是,极其旨归,皆期于求得真理与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两个原则,看似寻常,但是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很多时候,文学批评所缺乏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最起码的“事实感”和“公正无私”。 约翰逊博士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说:“一个作家永远有责任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正义这种美德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旨哉斯言!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来讲,艾略特和阿诺德的“原则”并没有过时,恰恰相反,我们迫切地需要他们所确立的“绝对命令”,除非我们的批评家宁愿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批评的责任,宁愿继续做“著名作家”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对话者”,继续乐此不疲地替那些不负责任的作家“和稀泥”、“文过饰非”和“配制舒适的止痛药”。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少见,但我们还是可以读到充满“事实感”的文章,还是可以看到追求“公正无私”的批评家。这一期的三篇文章,谈论的是三个很有“症候性”的作家和作品现象,都是意在求真、言之有物的好文章。 王兆胜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但是,在批评上,他却有着当仁不让的勇气,有着学者的良心和责任感。他曾经批评过不少人,风格尖锐、犀利,充满真知灼见。他这次的解剖对象是陈希我,一个无疑很有个性但其创作也很有问题的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偏偏有着奇特的趣味和异常坚硬的神经,硬是要将一个显然并不成熟甚至精神严重残缺的作家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王兆胜从常识出发,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也更加可靠的判断。希望他的声音不致招来简单的误解和褊狭的羞辱,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黄连治病无功,岂不悲哉!人参杀人无罪,可不慎乎? 我与霍汉姬女士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深圳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会下休息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老师辈的女士,在非常尖锐地批评中国的几个“著名的”当代作家,言辞很是尖锐。她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代批评家的不满,说:“国内的批评家怎么光会说好话,把某些作家捧得那么高?真是搞不懂。”后来,才知道她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当学生的时候,就给苏联专家做过翻译。读其文,知其人。她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很宝贵的品质,即求真的精神和说真话的勇气,而她的这篇题为《莫将粉丝当鱼翅》的批评文章,细致、扎实、坦率,足以使那些胡说八道的“教授”和误人子弟的“博导”赧然汗颜。 徐阿兵的文章以王安忆为个案,深入地考察了一种满足于叙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存在的问题。他不满“认同”和“妥协”的写作倾向,呼唤那种充满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写作。他的结论是:“不管是诗意的呈现,还是愤怒的控诉,我们所寄望于它们身上的,是能有更多的面向生活复杂性的理性思考。‘日常生活’只有在理性精神的观照之下,才会有更大的艺术表现价值。”虽然文字和分析都还略显稚嫩,但他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却是很可宝贵的,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 作者简介：李建军,陕西富县人,文学博士。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及编著《百年经典文学评论》和《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及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